原文
夫天道极即反，盈则损。故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
译文
天道运行的规则永远是物极必反，盈满则亏。所以做人要想保持大聪明、大智慧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处于虚灵若愚的心理状态中；要想保持多闻广见、博学能辩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觉得永远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要想保持武勇刚毅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永远处在有所敬畏的状态；要想保持富贵显赫、广有天下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现在所享有的永远有所节制，局限在最小限度内；要想兼济天下，恩泽苍生，就必须保持谦让恭顺的美德。
解读
国家的兴衰成败往往与统治阶级的用人原则有很大关系。而用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每个官员的优缺点，以及怎样使用他们才能扬长避短。也就是我们说的要知人善任。
纵观中国的历史，但凡贤明的君主，大都是能知人善用、破格选拔、听取意见，从而使国家出现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而一些昏庸的统治者，往往不辩是非、任用奸臣，结果对不起自己的皇祖皇宗不说，倒使自己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在争霸中占有优势，都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如齐桓公重用管仲，确立了其中原霸主地位；秦孝公重用商鞅，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以后各朝各代的君主，也都有各自的用人方法，从而在中国历史上演绎着一幕又一幕生动的用人故事。
活学活用
汉武帝以前，由于前秦战乱，百业俱废，因而从汉高祖至文景之治，都是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汉朝历代帝王都崇尚黄老学说，在管理上讲究无为而治，这样虽然有助于经济的复苏，但对国家管理来说，则存在思想封闭、奖惩不明、人浮于事的弊端。出现了中央集权弱化、诸侯各霸一方、中央与地方沟通严重不足、政令不通的局面。在人才的任用上，裙带关系和门第之风盛行，阻碍了对优秀人才的选拔。在对外政策上，汉朝一直以和亲来换取和平，因而军队战斗力低下，致使匈奴边患越发猖獗，不断在边境掳掠滋事，侵土扰民。如此嚣张气焰再不予以打击，势必会危及到汉朝政权。
汉武帝不愧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登基以后，深谙其危害，遂采取一系列的管理改革措施，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建立了一套选用官吏的制度。汉武帝以前，中央政府的大官，多是功臣或功臣子弟，一般官吏大都由郎官出身。郎官是侍卫皇帝左右的小官，人数很多，如果不是出身官家或有中等以上财产的人，是很难做到郎官的。这样，官吏的来源很狭隘，不能适应中央集权制度下官僚机构扩大的要求。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他们迫切要求有政治上的地位。汉武帝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又采用了所谓“破格用人”的政策，把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大量提拔起来，充当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从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
他还把以前没有被重视的“察选”制度，大大地加以扩大和发展：命令各级官吏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听候甄别试用。著名的学者董仲舒和公孙弘，就是经过“贤良”的策试（考试）而被重用的。后来汉武帝又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命令郡国每年举孝（孝涕的人）、廉（廉洁的官吏）各一人。对于那些具有一定条件而又不肯“出仕”的人，则由政府来“征召”。被征召的人由汉武帝亲自召见，被认为合格的，就授给官职。汉武帝还用“公车上书”的办法，使官吏人民都可以上奏章给皇帝建议国事，意见合他要求的，就根据上书人的特长授给相关官职。像东方朔、主父偃、朱买臣等著名汉臣，都是由于上书言事而后被重用的。
此外，汉武帝还设立了“大学”，通过学校来选拔官僚。
通过以上的政策和改革，汉武帝大大加强了秦始皇曾经加以发展的官僚制度。用从“民间”（实际上是地主阶级中间）选拔出来的官僚来代替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这就是官僚制度的特色。这种制度在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历代的统治者所沿用。
智慧金言
古语云：“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企业高层管理者如果悉心学习汉武帝不拘一格用人才，雄韬大略制国事的雄才、智勇之举，对自己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只有不断提高自己，改善管理，才能引领企业不断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