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困难都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咋还能转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高级社？”他拉过大辩论记录本说：“你们看看，攻击农业社的言词，都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百花齐放，就啥都朝出放？百家争鸣，就啥都朝出喊？互相监督、长期共存又咋解释？这都白纸上落了黑字，人说一字入官，九牛难撤。到时候上面追查，又说党的干部主持会议，支持散布不满言论。往往一个人犯错误，就拉出一串人来！”
他的一番话，连旁观者曹泽都吸了一口冷气，真是人在事中迷，就怕有人提。
大辩论都开展多长时间了，谁说过农业社好？这场大辩论本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咋能诉社会主义的苦呢。朱守业说：“要不，给上面请示一下？”姜文旗说：“不请示了，往后咋对就咋干，不要养成老请示上面，自己不动脑子的坏习惯。走路都怕树叶子掉下来打了头，咋能干好工作？我们当干部的，遇事是首先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还是首先想到对自己有利没利，犯不犯错误，官升大升不大？”
人都说姜文旗老想别人不敢想的事，老干别人不敢干的事。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后，他不但把原初级社的猪场、羊场、渔场办好，还办鸡鸭场、果园、砖场、石灰场、砂石场、副业队。各队仍坚持评工记分制，不搞平均分配，允许社员私人开小片荒。
他说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往后由他一个人承担责任，不连累其他干部，更不请示上面。
曹泽亲眼看到，姜文旗的几条个人决定，使不少农民感动。有了企业就有了钱，有了小片荒，社员家里就有了底垫，但是私人开小片荒是高级社条例上不允许的呀！他们抹着眼泪说：“还是姜乡长常想着我们，跟上他干，死了也高兴！”他们都说：“悄悄地，罢叫上面知道了，又批评姜乡长呢！”
后来，地委整社工作组查出了这些事，给姜文旗整了材料，说姜文旗胆大包天，竟敢在社会主义大集体中，公然留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当这份报批的处分材料传来传去，最后送到县委书记郭雨田手里时，中央文件也放到了郭雨田的桌上。文件规定允许社员私人开小片荒。郭雨田惊叹道：“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竟有如此远见！这个姜小五，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而且都能干到点子上！”
曹泽后悔的是，他叫两个女婿到堡子里落户，果然牵连到姜文旗。正如姜文旗所料，大辩论后期，便开始“反右”。县“反右”办一次又一次追查，说姜文旗叫姜万华、姜万民到堡子里落户，是为地主分子的儿子逃避劳动改造，是叫资产阶级占领讲台。张新海突然在学校进进出出，更使他心跳不安。他原以为两个女婿在五夷堡落户，就能避开风刀霜剑，没想到连姜文旗也牵连上了。他往返于省地县“反右”
办，到处碰头喊冤。他为两个女婿写了辩护词，找到县“反右”办主任白帆说：“白主任，我两个女婿到堡子里落户，是当时我请示你同意的，咋是姜乡长包庇了？他俩当老师是区里决定的，区文教干事通知的……”白帆派人调查，果然许耀东拍着胸脯子一人承担。白帆又抓住此事给许耀东大做文章，说他一贯右倾。
曹泽的大女儿曹秀兰简直恨透了李丢子。李丢子参加工作后，起了个名字叫李久红。他当了“反右”办副主任，是全县最年轻的科级干部。他穿了身蓝色的制服，头戴鸭舌帽，脚穿白秋鞋，一会儿到了学校，一会儿到了张新海家，一会儿朝乡里跑，脸上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真是尻子夹辣角角———甩红了。
姜文旗在满旗寨处理淌水问题，李久红拿着一份报批材料叫乡长签字盖公章。
他说小学教师姜万华本来就是大地主的儿子，他的亲舅舅莫陶至今还在台湾给国民党当特务，他的岳父是国民党骨干分子。他为了逃避劳动改造，从上庄子钻到五夷堡，混到教师队伍里。他在黑板上写道：“青年人要向老年人学习，要在老年人同意之下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地主、富农都是老年人，革命后代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还是听地主、富农的话，这是资产阶级右派争夺青少年一代。姜文旗笑道：“好我的丢子主任呢，那么多老党员、老贫农不是老年人？你们总把啥事都硬朝阶级斗争上拉嘛！何况后面还有一句，‘各种有益的活动’。啥叫‘各种有益的活动’呢？
就凭这个就是右派分子？”
姜文旗在临羌堡处理调整插花地问题，李久红又来了。他说姜万民在讲“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时，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仁义”道德，向学生灌输了三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黑货；在讲“冬老太太生气了，她来到河边，河水就变成了冰，她来到林子里，树林就光秃秃的”时，无休止地向学生宣扬资产阶级封建迷信那一套。姜文旗沉着脸说：“好我的丢子主任，不按书上讲了有错，按书上讲了也有错。你叫他们老师咋当？”
姜文旗在下马寺村处理救济粮分配纠纷，李久红又找了来。他说余树春在讲“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时，大肆宣扬资本主义，蛊惑人心，支持单干思潮，公然叫嚣“今不如昔”，他编了个“一日三餐专吃稀”的笑话挖苦社会主义，用“种田的吃米糠，编凉席的睡光床，当奶妈的卖儿郎，挖煤哥儿家里冷得像冰窖，淘金老汉一辈子穷的慌”这首诗“借古讽今”。姜文旗说道：“他说的是真话，可不我们一日三餐专吃稀嘛！吃稀难道教师就不教了，干部就不工作了，农民就不种田了？这种思想不对嘛！但诬蔑社会主义谈不上，戴右派分子帽子不够格。好好好，我不给你搁为难！”姜文旗拿了材料到县“反右”办公室去了。
曹秀兰指着李久红的背影，咬牙骂道：“贼丢子！你们先人八辈子没当过官了？
才当了几天弼马温，就头颤帽盖子颤的！总有一天，我害得你鞋倒穿呢！”
白帆上上下下混了多少年，好容易才副职混了个正职，当上了县“反右”办主任。他见姜文旗来了，冲他发火：“姜乡长，各部门的工作你都支持，为啥单不支持我的工作？上面给我们定了多少右派名额，‘反右’都快结束了，我们才抓了几个？”
姜文旗低着头只吸烟，一声不吭。白帆火发完了他还不吱声，白帆给他倒了茶，又递了一支烟过来，他才抬起头说：“白主任批评的对！不过，我们那里只有一个右派！”
“谁？”
“我！”
白帆又跳起蹦子来：“你这是来抬杠来啦！”
姜文旗一字一板地说：“老百姓说，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不剥削人、不压迫人，啥都好，就是肚子吃不饱。我要是把群众生活搞好了，下面群众也就没那么大意见了！”
白帆找县委书记郭雨田告状，说姜文旗压了“反右”的盖子，把个“反右”办副主任李久红当猴的耍。郭雨田打电话训斥姜文旗，姜文旗说材料都不符合事实，他正在复查。又说娃娃没人教都放了羊，最近又有一个小学生没人管耍水淹死了，推说等上面派来新教师再说。郭雨田又给县教育局打电话叫他们派教师，县教育局长说教师都正在审查。
曹泽万没有想到，他在“镇反”时放了张新海一把，张新海反而狠狠咬了他一口。张新海的婆姨贺小翠到五夷堡村分部打杂，曹泽被使回生产队劳动，引起堡子里议论纷纷。都说哪有个当领导的，把自己婆姨弄来闲坐着？当时就有不少人到乡里告状。张新海说，这是曹家墩一伙鬼又在捣他的锅：“你们曹家两个女婿膘肥体壮的，为啥弄到学校耍嘴皮子？”他到学校里搜集了姜万华、姜万民一大堆材料朝县“反右”办送去。实际上，告张新海状的人，没一个是姓曹的，他们也不是说叫曹泽回队劳动不对，而是对张新海不满。
一个雨雪霏霏的早晨，姜万国来报告说曹泽死了。
姜文旗来到曹泽家。曹泽直到死都是一个人住，那间小黑屋，像是早就给他准备的大棺材。曹氏家族里的人白花花围了一层，姜岚见姜文旗来了，留下姜万国在这里照料，揉着眼睛，挑着粪担子走了。曹家的地主、富农和戴帽子的人，闪眼间避的一个不见，只剩下一帮少年。他们朝姜文旗咧嘴叫一声五叔、五哥，再一句话也不说。这里没有花圈，没有挽幛，只有门外那山岭似的两大堆杂粪，是曹泽回队后拾的。
姜文旗“嗵嗵嗵”进了屋，曹泽直挺挺躺在炕上，曹秀兰、曹梅兰跪在地上哭得悲悲切切，姜万华、姜万民已被隔离审查。曹泽的头、手都用白纱布包了，人咽了气，还不闭眼，瞳孔扩大，双目圆睁。他等姜文旗等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老用手抠炕席、抓腔子、捶炕沿，十个指蛋的肉都磨没了。
姜文旗问曹秀兰：“你爹等我说啥？”
曹秀兰说：“问他不说，老是一句话，说‘土改’时，他没对你说真话，放狼归山，后悔终生……”姜文旗“啊”了一声，泪如雨下。他伸手在曹泽的双目上只捋了一下，他就闭眼了。姜文旗跪在地上给他烧纸，垂泪道：“曹大舅，你说的事，我知道了……”
姜文旗亲自为曹泽送葬震惊了小东方。一些不敢为曹泽送葬的干部、社员都来了。曹家户族的人只跪着朝他们磕头，一句话也没有。送完葬，白帆来找姜文旗谈话，问他一个共产党的乡长，为啥要给一个富农送葬。姜文旗说：“有人埋，我去赶啥红火热闹？没儿子，女婿又不在，能叫臭在屋里？”
曹泽死后，他的大女婿姜万华在隔离审查中自杀，有人说，怨李久红揪住姜万华不放；有人说，怨张新海对姜万华威胁恐吓；也有人说，为他一个案子，许耀东副县长和白帆主任闹矛盾，又牵连了乡长姜文旗，害得岳父命丧黄泉。姜岚没去给姜万华送葬，哭骂他是软骨头，丢下曹秀兰寡妇失业的，一个人咋过呢。
“反右”结束，余树春戴了右派帽子，姜万民没戴帽子，回队劳动。这天，白帆愁眉苦脸地来了。有人说他是开春的柳絮———满天飞；也有人说他是断了线的风筝———刮到那里是那里。他本来是县“反右”办主任，“反右”结束后，他又当了县安置办公室主任。从北京、上海、河南来的移民都无法安置，上面又把一批一批的分子硬压下来叫安置。
姜文旗板着面孔问：“白主任，今天又来调查啥问题？”
白帆“”了一声，说：“就是我电话里给你说的事……”
姜文旗问道：“你们县上，一天电话里说的事多了，我咋想不起来？”
白帆说：“就是安置分子的事……”
院里来了一辆大汽车，公安人员押来一伙分子。有的头发花白，有的戴着眼镜，有不少青年人，还有几个女的。姜文旗扫了一眼，最少有三十多人。死胖子来供销社打煤油，惊异地叫道：“咦，咦，咦！小东方咋成了分子窝啦！”
白帆哭丧着脸说：“我们县戴帽子的都没法安置，上面又派下来一大批分子叫安置！”他不知跑了多少地方，当地领导都拒绝安置分子，说惹祸遭殃的，不但一年四季要对他们评审，弄不好，还犯阶级路线错误。一有坏事，先查分子，把村里搞得乱哄哄的。他听姜文旗在电话里没拒绝，就把安置不下去的分子全拉来了。
姜文旗说：“你给分子戴帽子时，总嫌少。安置分子时，总嫌多。县委真是知人善任，‘反右’办的主任‘反右’结束了，就叫当安置办的主任。谁熬的药谁喝，谁挖的坑埋谁……”
“好乡长呢！”白帆满脸忧愁地说，“你一见面，就挖苦我，老揭我的老底，哪壶不开提哪壶……”
姜文旗说：“既然别人都不要，就来小东方吧！”
白帆听姜文旗同意安置，脸上的忧愁立马烟消云散了。他拿着一长串名单给姜文旗念，姜文旗听他“分子分子”的念，头都昏了，说：“你就说，他们原来干啥吧！”
白帆介绍完，如释重负，饭也不吃，就走了。
白帆走后，姜文旗叫朱进把分子都带进了会议室。会议室正中放着乒乓球案子，上面摆满了猪肉炖粉条、香油炸豆腐、油烹山芋丝、萝卜丝，中间放着几大盆白豆腐条菠菜汤，一碗碗白生生的米饭早盛好了。他们进了屋，只吸鼻子不敢坐，姜文旗叫他们坐下，他们又交头接耳摸衣兜，问多少钱，交了钱再吃。姜文旗说不收钱，往后从你们的劳动工分中扣除，谁吃也是两毛钱半斤粮票。他们开始不敢吃，后来才狼吞虎咽，都是眼泪和饭一起朝下咽。
姜文旗只向他们说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你们在这里好好干，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
分子们都在吃饭，姜文旗一口也咽不下去。他不明白，为什么有文化的人就容易变成“右派”？爱提意见的干部就容易变成“反革命”？这么说，人不该有文化，有了文化，脑子就容易出问题！人应该都是哑巴，吃了睡，睡了吃，就像牛一样，只能干活不能说话！基层干部都应该是头脑简单的“传声筒”！如果这样，一个乡安一只高音喇叭就够了，要这么多基层干部干啥？基层干部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嘛！要为人民群众说话，为人民群众办事啊！
想到这里，姜文旗又为张新海的事发起愁来。撤区并乡后，姜文旗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他向杨遇春提出，他再不能兼任东方红农业社的支部书记，提议由副支书张新海担任。乡组监干事下去召开支部党员会选举，谁知张新海连一半票都没有。
姜文旗一想到这件事头就疼：到底是小东方离不开他，还是他一辈子都不能离开小东方？想到这里，姜文旗急忙朝五夷堡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