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远处的贺兰山显出黢黑色的山顶，有的如睡卧的雄狮，有的如挺立的武士，有的如男女裸体跪爬仰卧。空旷的夜空群星开始眨眼，亮晶晶的薄雾宛如轻纱飘带，勾勒出村庄的轮廓。
微风停息了，田野的喧嚣变得深沉而又静寂。露水的清凉落到姜文旗的脸上，他感到倦怠而又凄凉。他拖着沉重的脚步，高高低低深深浅浅地走。远处的知青点像朵朵浓云忽悠不定，能听到从那里传来疲劳的哀怨，微微地叹息；近处的知青点似几颗转瞬即逝的星，能清晰听到从门窗透出轻轻地歌吟，无可奈何地长叹。
四野的蛙鸣陪着姜文旗走过一个知青点，又朝另一个知青点走。淌水地问他，他说查水呢；看场地问他，他说查场呢；值夜班的民兵问他，他说查岗呢。时间长了，村里的狗见了他不再叫；回数多了，村队干部都知道他在夜查知青点。谁也不理解他为什么对这些大城市来的娃娃这么关心，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老在夜里查。
“文革”前全县下来两批杭州知识青年，东方红公社安置了多一半。后来又陆续下来的知青，几乎全部安置在东方红公社。到“文革”开始时，东方红公社已经是队队有知青点了。开始分配安置名额时，各公社社长顶着不要。这个说上面给的安置经费太少，那个说生产队本来穷，叫杭州侉子来又拖垮了；这个说我们条件差，这个包袱不能背，那个说县上为何不成立个知青队，把他们都集中在一起赶红火图热闹去。有的还说知识青年是祸害，到哪里都闹得吵得乱哄哄的，是不安定因素。
姜文旗蹲在椅子上吸喇叭烟，他一声没吭。白帆又当了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主任，他问：“姜社长，给你派多少？”姜文旗说：“上级给我派多少，我安置多少！”他朝各公社社长说：“经费困难就说经费困难，再骂人家娃娃是杭州侉子是祸害，你也不要他也不要，叫人家娃娃听了咋不寒心？人家娃娃放着大城市不住，对舒服有仇呢？还不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嘛！”各公社社长朝白帆挤眉弄眼的，白帆顺坡下驴，后来在其他公社安置不下去的知青，全朝东方红公社推。
知青下到队里，姜文旗亲自指挥给知青盖住房，连墙柜子留在哪里放东西取东西方便，炕怎么打利火，烟囱怎么留利烟，厕所盖在哪里女知青夜里小便安全，都指点的清清楚楚。
他叫公社农具厂给知青做了写字台、饭桌、乒乓球案子、板凳椅子等等，一个点一个点的送去。逐队检查给知青记了全劳力工分没有，单身口粮是否按月给足。
哪个队长故意给知青派重活、派不安全的活、派不会干的活，他都要当面批评。当地哪个小青年白天朝知青的房顶上扔坷垃，晚上敲知青的门，平时讽刺、挖苦、谩骂“杭州侉子”，他都要找来训斥。
他每到一个知青点知青都像一窝蜂似的迎出来，争着牵他的胳膊朝自己屋里拉。其他知青点的知青听见他来了，就举着胳膊欢呼：“姜社长来啦！姜社长来啦！”很快就把他围住。他们拿出家里寄来的东西摆一桌子叫他吃。姜文旗望着花花绿绿的东西伤感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嘛！雪里蕻干菜叶，虾皮，藕粉，带鱼，小核桃，啥都朝来寄！给你们家写信叫他们放心，这里啥也有！”每到逢年过节，姜文旗都从家里提上月饼、粽子、烧肉、油饼到知青点。知青点屋里屋外坐满了人，听他讲这里的变迁史、这里的规划远景、这里的风物民情、方言俚语。他教他们翻地、下种、收割、打碾的基本农活技巧。他们举着拳头，流着泪表示，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曙光公社插队的知青到这里就哭着赖着不走，姜文旗只得给他们出转点证明。有个知青写了一篇《广阔天地是我家》，被知青办当作典型材料转发，并在各大报刊选登，文中说：
亲爱的妈妈，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拿着白面馍馍，衣襟里兜着熟鸡蛋，自己亲孙子跟在后头哭，她都舍不得给他而给我们吃了。那位贫协大婶她教我们拆洗被褥，她的一针一线把你的千万缕情思从西子湖畔带到了大西北。我们的那位老社长，不论是他来开会或是路过，总忘不了来看我们。早上我们还没起来，他就轻手轻脚地在院里查看；晚上我们都睡下了，他还蹲在墙根下抽完最后一根烟再走。这里的贫下中农就像母亲一样，这里的干部就像父亲一样，这里有我们在大城市里永远也学不到、感受不到、体会不到的东西……上个月，曙光公社的知青到县知青办告状，说“不堪忍受当地干部的虐待”，纷纷要求转点到东方红公社插队落户。县知青办主任白帆不答应，他们就集体上访，找县委书记史生杰告状，县委又召开了知青安置工作会议。散会后姜文旗来到白帆办公室，他掏出一摞知青转点申请，两眼瞪着白帆，不知咋对他说。
白帆还以为姜文旗又亲自来为知青转点，不禁叹道：“你们公社安置的太多了……”
姜文旗说：“十个转点申请，九个就是曙光公社知青写的。李光明作为公社副书记分管知青工作，他的工作是咋搞的？”
白帆“唉”了一声说：“一天油头粉面的，工作太漂浮。干啥都浮皮潦草的，你的妹夫，叫我咋说？”
姜文旗说：“你是县知青办主任，主管全县知青。你亲自到曙光公社查一查，那里的知青只是口粮不及时、常挨饿、条件太差，还有别的事没有？当领导的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不能官僚主义！”
李光明自调到曙光公社，既轰轰烈烈又议论纷纷。他树立了“不要彩礼要革命”的九个姑娘为先进典型，到各公社宣传。那天来东方红公社宣传晚婚，姜文旗下队没在，回来耳边隐隐听人议论说，九个姑娘有几个小肚子突出来了，连最下面的衣服扣子都绷得紧紧地扣不住，还说某某姑娘影响不好，不要彩礼都没人要！后来再看不见李光明带着九个姑娘到处招摇了。他在知青中树立了几个“马车司机”，广播上刚开始宣传，就有一名“马车司机”因马惊了被马车轧死。广播上还宣传李光明知青工作抓得如何好，有几个几个知青和当地青年自由恋爱结了婚，他们在治河抗洪中怎么出色。后来在抢险救灾中淹死了一名知青，再听不见了，还听说有名女知青不知啥原因自杀，法医查了几个月，都没查出原因。
白帆为难地说：“都是科级领导，叫我咋说？上回听县委史书记的口气，想把李光明动一动。组织部长说，曙光公社是全县有名的北大荒，又偏远又贫穷，领导班子一直不稳定。人都说，十年换了九个头，刚来不久就想走。李光明还算安心！动一个人就要动几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朝哪里动？你既当个事的来说，我明天顺路再查查！”
白帆见姜文旗急着要走，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材料要姜文旗签字，说这份材料要在知青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印发呢。姜文旗见是《扎根农村一辈子》，是小东方一位模范知青写的：
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究竟是“一阵子”，还是“一辈子”，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刚到小东方的一段时间里，并没认识这个问题。通过两年多的实践，特别是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懂得了到农村，是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第一步。如果仅仅满足于这一步，就会放松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对农村的感情淡薄，感到农村落后，产生不愿当农民的思想。批判“一阵子”，树立“一辈子”思想，就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才能坚定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这位知青已和本生产队贫协组长的女儿结了婚，生了个男孩。他三次拒绝招工、两次拒绝提干，在当地传为佳话。白帆说男知青只有当“汉子”，女知青只有当“婆姨”，尻子后头再跟上两个娃娃，才是“永久牌”。要不然，嘴上说的再好，都是“飞鸽牌”。
姜文旗不同意交流这份材料。他说：“知青和当地青年找对象，这是人家双方自愿的事。我们不能去宣扬、去鼓动、去诱导；知青招工、提干、当教师、参军，同样是和工农兵相结合。我们不能当作‘一阵子’去批判、去限制、去刁难！”
姜文旗一路泥泞步履踉跄，他踏着月色又来到这位模范知青的家门口。蒙蒙的下弦月，照着这座寂静无声的宅院。院里的树悬浮的叶片不活泛，晦暗的窗户太空虚，依托的门帘太沉重，消沉的夜色太茫然。这里没有欢声笑语，只有小男孩断断续续的哭声和无奈的责骂声。姜文旗蹲下来长吁短叹，像是在咂烟叶的苦味儿。这位模范知青是在知青大返城前就销声匿迹的，他走后岳父突发脑溢血而死，妻子也得了半身不遂，小男孩才十来八岁便离家出走，人都叫他“孽疙瘩”。姜文旗不是先知先觉，他虽没料到这家后来这么惨，但后来的事他隐隐约约能觉察到。
那天，公社知青专干老沈说，那些知青就不能照顾，越照顾毛病越多。嫌曙光公社不好，转点到我们公社，又闹着不在这个队，要走那个队。姜文旗这才知道强兵那个队的知青要求转队。他们为啥要求转队呢？想到这里，姜文旗又急忙朝强兵他们那个队的知青点走去。
大队民兵营长南克勤在强兵这个生产队包队，姜文旗还没走近，就见强兵提着个敌敌畏罐子，腰一浪一浪的。后面跟着南克勤，腰一哈一哈的。他俩朝田埂上、麦田边撒敌敌畏浸泡了的豆粒，见姜文旗来了，就急忙跑过去。
“噢！爹来啦！”
“姜社长来啦！”
姜文旗朝他俩手里的家伙瞟了一眼，气就不打一处来，板着脸蹲在地上卷喇叭头儿烟。他吸了两口烟，瞪着他俩问：“除了用这个法子治人，再没其他法子了？”
强兵说：“噢！爹，你也知道，现时的人都自家东西当宝，公家东西当草……”
南克勤嘟囔道：“换了几个田间管理员都不行，谁当就说偏向了谁家。定了两个管理员，两个人又经常闹意见……”他喊道：“那个蔡老虎，给我们调到别处去！
他是个坏松，不但在知青中打架，还和队上的青年打架。把他使到山上采石头，又和采石场的人打架。”
知青小蔡长得虎头虎脑的，还不知哪里学到几下拳脚，整天使棍弄刀的，人都叫他蔡老虎。
姜文旗说：“你把他送到采石场，那不是叫他去锻炼，那是叫他去劳改！不但他的坏毛病改不掉，反而给他提供了用武之地！”
他叫强兵立马派人到山上把小蔡叫回来，叫他在队里当田间管理员。
庄子里弥漫着油炸葱花的味儿，原来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姜文旗朝知青点走，强兵、南克勤也不敢回家吃饭，只得随着。
饲养场旁盖的两排知青房很阔气，墙根使了七行砖，白石灰缝子明溜溜的。房檐上伸出来的雨漏子，是用铁皮做的，在月光下银闪闪的。这个院里听不到油锅炒菜的刺啦声，更闻不到一点香气，静悄悄的。
女知青小楼和小黄住在一间屋里，小黄展展地躺在炕上，小楼一个人坐在桌边用小勺儿吃大瓷缸子里的东西。她见姜文旗一行来了，“啊哟”了一声，急忙就喊：
“姜社长来啦！”
小黄忙起来沏茶，姜文旗按住她抓茶叶的手说：“你躺你的，罢管我们！”他问道：“小黄，你的病现在咋样？”
小黄是随哥哥下乡的。她哥初中毕业写了十几份申请才被批准上山下乡，她还念初二。在那个载歌载舞、欢声如潮的杭州车站，她和母亲欢送哥哥下乡。她挤进人群，把哥哥送上火车，她却怎么推怎么搡都不下车，说跟哥哥到农村干革命。
他兄妹俩分到曙光公社插队，曙光公社在黄河边上。去年汛期，李光明带知青抗洪，她哥掉到黄河里淹死了。
小黄下乡前就得了慢性肾炎。当时在大城市条件还好，不常犯病。下乡后经常犯病，一会儿成了胖姑娘，一会儿成了瘦姑娘，间断性浮肿。她从曙光公社知青点转来后一段时间还好，后来又犯了病。她没钱买药，每月都是母亲从杭州给她朝来寄药。因她经常到公社邮所取药品包裹，姜文旗发现此事。
小黄听姜文旗又问她的病，急忙说：“好了，好了！请姜社长放心！”
姜文旗望着她的脸色说：“听说你每天夜里都要小便五次，你还哄我。娃娃，身体要紧！”他又问小楼：“你和她住在一起，你向我说实话，她的病到底严重不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