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命运，不再踩住裙角
“生活在自己向往的世界里，我感觉十分快活！”南丁格尔写信告诉希拉莉自己的近况。
她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将从巴黎各医院参观后的心得，写了一封长信给委员长，详细地列出她对委员会的建议。
这些建议，都具有一些小小的革命性：为了每间病房都有热水用又要节省人力，她说：“要将水管接通到每栋建筑物。”还建议设立升降机运送病人的饮食；又要求装设紧急铃在病床边，接通至护士房外走廊的铃盒。当铃声大作时，盒子就会打开，这样护士就可从打开且有编号的铃盒知道是哪位病人拉的铃，而不必将体力浪费在楼上楼下徒劳的往返中。
对于南丁格尔不断写来的建议信，委员会深感头痛，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都被南丁格尔小姐分派到伦敦的大街小巷，四处去寻觅购买“带有响铃和显号装置的传讯设备”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委员会并没有达到南丁格尔的要求。
当南丁格尔从巴黎回来以后，非常失望地说：“要将病人为数众多的医院重新整顿，一定要有妥善的准备，可是委员会除了敷衍我之外，竟没有任何支持和援助。”
在南丁格尔看来，这些委员会“在管理合理化方面十分幼稚无知”，医院的账目也一塌糊涂。这个医疗机构共有两个管理委员会：一个由女子组成，另一个由男子组成。两个委员会之间常常吵得不可开交，医生们彼此也常常争吵。
在第一个星期里，南丁格尔同委员会的委员们之间的严重分歧就暴露出来了。本来，按她的意见，这个机构应当不分宗教信仰，而委员们则主张该机构必须服从英国的国教。这一分歧经多次协商、谈判，基本上解决了。南丁格尔写信告诉梅雅莉：“委员会最初拒收天主教的病人，理由是如果依我所愿接受天主教徒的病人，同时还要接受犹太教的病人。
但是在我接受一个条件之后，他们已经允许任何宗教的病人进入，病人还可以照自己的宗教邀请自己的神职人员。
这个条件是，不论请来的是神父或牧师，只要是英国国教以外的宗教，必须由我去迎接，带到病房，当他们与病人谈话的时候，我要站在一边监视。结束之后，再把他们送到楼下，亲眼看他们走出门外。
我同意之后，委员会还把协定的内容印成文字，怕我违约。阿门！”
南丁格尔的表现显示出她是个有实际才干的人，对于没有组织、没有秩序的事情，认为毫无意义；对于不合情理的事情，她坚持己见，使得委员会中一群反对派人士极力排斥她。
南丁格尔极力奉献自己，照顾病人从不落人后。
她总是把最好的火炉移到厨房，她到地下室的储煤室里监督送来的煤是不是好的，有没有掺太多混煤；她彻底检查粮食和床单的储藏室。她深信：“给病人清洁的床单和良好的食物，比去安慰一个因医护环境恶劣而使病情恶化的病人，更具意义！”
她为了医院的收支平衡，节省开销，更是不遗余力。
她除了亲自走入厨房打扫食具和粮食的储藏室，还停止每天购买食物的习惯，避免花钱费力，然后再和好一点的商店订契约，以批发购进物品。
另外，她得到母亲樊妮的首肯，将各种毛纤制品拿回家修补洗涤，床单也由家里补充，还利用旧窗帘作床罩。
委员会中的职员常常待不了多久就辞职不干，住在那儿的外科医生也时有空缺，南丁格尔不但找人接任职务，还自己在家亲手配药，为此节省了一笔支付药剂师的费用。
渐渐地，委员会的成员们开始察觉到南丁格尔无私的奉献精神。她非常认真，医院里的大事小事，她事必躬亲，参加了大量的实地临床护理工作。看来，她的天性和做法都决不是那种罗曼蒂克式的。她认为，如果整个医院组织混乱，缺少纪律，工作人员不论怎样忠诚、无私都无济于事。她清楚地认识到，一些日常管理工作，像保持医院收支平衡、改善厨房设备、给病人以清洁的病床和良好的饮食等等，这些要比彻夜守护在垂死者的床边，用空洞的语言去宽慰垂死的坏血病或褥疮患者有用得多，有效得多。但这些措施实行起来绝非容易。
到12月时，她已逐渐学会如何同委员会来磋商一些困难问题。她在给父亲威廉的信中写道：“我刚刚‘就任’时，曾打定主意，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决不会背着委员会搞串联！现在，我明白了，我的任何一个想法，不首先设法串联一些人，就很难实现。比如，我想办某些事情，我须先物色好适合的人选，A、B或是C，先向他们说明我的想法，然后就把事情托付给他们，经由委员会去执行、办理。这种方法我试行过好几次，结果证明万无一失，很灵验。”12月3日，南丁洛尔写信给威廉：“我现在简直到了掌权以来的全盛时代。……某夫人原来是我的头号敌对者，现在却在伦敦为我的成绩大肆鼓吹。”的确，连病人们也对南丁格尔崇拜得五体投地，给她写了无数封感谢信。
“我最尊敬的南丁格尔小姐，是你让我重新感受阳光的和煦，请接受我热诚的感谢！”
“每当你站在我的身边，我总感觉生意盎然，看到你离开房间，我又寂寞起来。”
“每回想起你耐心地做完一切事情，眼里散发出平和慈爱的光彩，我就热泪盈眶！”
“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你若消失，万物都将褪色消逝，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南丁格尔小姐！”
……
这些贫穷的妇女不但要时时与经济短绌的情况作斗争，同时还要负担比自己更穷困的亲戚的生活，如今自己身染疾病，凄凉之景，令人十分同情。
南丁格尔很了解她们的困境，不但极力照顾她们，甚至经常解囊相助。她曾经自费供一位贫穷的女老师到东方波恩的海水浴场去散心疗养。当这位女老师的病情逐渐康复的时候，她仁爱善良的名声也因此传扬开来。
从1854年春开始，她到各处访问了许多医院，作实地调查，为改善医院护士处境搜集资料。同时，她开始考虑筹建一所学校，专门培养合格的应当受到尊敬的护士。她的想法还没来得及公布，流言却早已传到恩普利庄园她的家中。樊妮和芭斯听到这些流言，自然又不免发几阵痛心疾首的悲叹。幸而南丁格尔已不在家中，否则又是一场难堪的责难。往昔这个热烈、多情的姑娘，如今已成长成为一位端庄、坚定、自立的干练女子。任何力量再也不能阻拦南丁格尔小姐，使她在自己的道路上停下来。樊妮的斥责之声也逐渐减弱以至完全消失，从此再也听不到了。
南丁格尔在重建会务的工作期间，感到充实满足，但在医院的情况逐渐步上轨道之后，满足感也消失了。她说：“这个狭隘的环境不能使我完成突破自己、升华自己的使命！”
1854年的5月下旬，她收到一封莉莎赫伯特夫人的来信：“锡德尼为了收集一些医院许多不合理的现状，希望你能提供资料，特别是有关护士过低的薪资和恶劣的居住情况的资料。他为了要使大众正视这个问题，目前正致力于改善此现状的工作。”
他们之间书信来往频繁，南丁格尔不断收集资料，写下报告，锡德尼·赫伯特则不断奔走。
“改革的工作十分不易推动，医院里的人员被收买，不敢发表意见，医院外的各级人士都漠不关心，大家都以为，医院内可怕的状态定有难言之隐，而不愿出手援助。”赫伯特来信告知进行的情形。
南丁格尔愈发坚定了要办一所培养受人尊重的护士学校的想法。
这年夏天，霍乱大流行。伦敦城的贫民窟地区没有下水道，环境恶劣之极。各地医院一时都住满了病人。许多护士染病死亡，幸存的害怕染病而纷纷逃离医院。
8月间，南丁格尔自告奋勇前往英格兰南部的米塞郡医院，去“指导那里的霍乱病人的护理工作。”
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回忆道：“在医院中，每30分钟必须将一般疾病与病情较轻的病人抬出去，用这些空出的病床再收容刚送来的重病患者。南丁格尔不眠不休地为病人更衣、喂药……当时不少女性患者，因为乏人照顾，身体不洁又酗酒，常常因为恐惧死亡和痛苦不堪而发疯，死亡率不断升高……呻吟的病人不断被抬进来……”
盖斯凯尔夫人写道：“我真希望你们能亲眼欣赏一下这位出众的女子。她身材颀长，腰肢纤弱，一头浓密而修剪得短短的栗色头发，娇嫩细腻的皮肤，灰色而低垂的眼睛，眼神总是那样深沉、忧郁。但是，只要她本人愿意，它们立即变为我从未见过的、最活泼欢快的一双秀目。她那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使她有着我从未见过的最甜美、亲切的笑靥。此人才艺过人，意趣清秀，特别是妙言谐语不绝于口。模拟天才更无出其右。我想，这可能是支持她久处逆境而不受摧折的重要因素……”
当盖斯凯尔夫人在李哈斯特待了一周之后，她惊谔地发现，在南丁格尔迷人的、快活的、带点忧郁感的高雅风度的背后，竟然还蕴藏着钢铁般的冷峻的个性。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她没有一个朋友，而且也不想要朋友，孑然一身高高地屹立在上帝与他缔造的万物之间，她的音容笑貌是那样文静娴雅，刚接触她之初你决不会感觉出这个人会有百折不挠的性格。你若联系她对于人类的坚贞感情来看，她这种对任何个人都缺乏爱情的奇特性格，恰恰是一种特有的天赋；她确实是很奇特的，任何人若处在她的地位，都难免被别人指责为妄自尊大。”
盖斯凯尔夫人似乎也与芭斯产生了某些同感。
一年前，芭斯曾向朋友无比愤激地解释说：“我认为，弗罗伦丝没有或很少有那种所谓的仁爱之心。她过于自命不凡，甚至野心勃勃地妄想通过一个什么慈善机关，一举改造出一个新世界来，这与仁爱之心根本没有共同之处。”
是的，南丁格尔身上确实有着某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尽管她温和、娴雅、聪明。她仿佛生活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诗意葱茏的境界里，那样虚幻、悠远，令人望而却步。此后，许多与她共过事的大人物和那些对她既敬佩又痴情的男人，先后都很痛苦地体验到了这种滋味。
樊妮至终都未能理解她的这个女儿。一天，她含着眼泪，向盖斯凯尔夫人讲了她的感受：
“……我们就仿佛是群水鸭子，而她是我们孵出的天鹅。”不过，正像若干年后，里顿·斯特雷奇的著名故事所说的那样，樊妮她们孵出来的不是一只天鹅，而是一只苍鹰。
1854年的夏天，命运不再踩住南丁格尔的裙角，她所作的一切，已冥冥中转向上帝对她的召唤。
1854年3月，英、法向俄国宣战。9月，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
在英国的医疗机构和贫民医院的工作，都只不过是彩排和开场戏，主幕即将拉开……
2 战地飞函
1853年10月，俄国向土耳其发动战争。
1854年3月，法国（拿破仑三世时代）和英国组织的联军开往克里米亚，协助土耳其对抗俄国。
从战略形势上看，如果站在英法的立场观察，土耳其万一失败，俄国力量势必延伸到欧洲。
这一次战争的主战场在俄国黑海克里米亚半岛，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
英国人民把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作他们自己深信不疑的信条。当然，他们认为，这支在滑铁卢大败过拿破仑的劲旅，是不可战胜的。但自滑铁卢战役之后，40年的时间过去了，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开赴俄国的远征军启碇出发之前，部队给养供应、卫生保健以及伤病员的医疗等整个程序就已经混乱不堪。
1854年春，人心普遍稳定。英武的近卫军步伐整齐地跨过伦敦市区，开上战船。人群欢呼着送别他们，但谁也不知道，这支堂而皇之的部队却没有后援部队，军需给养也没有着落。这样一支军队几乎注定是要溃败的。代替他们的将是些没有经验的“只经过60天就操练得很好”的新兵。
战争的第一阶段最初不是在克里米亚，而是在罗马尼亚，当时还是土耳其的一个省。俄国人正在那里围困土耳其人。英国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海岸的斯卡特里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1854年6月，英国军队在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城市瓦尔那登陆。登陆后不久，霍乱病疫开始流行，登陆的英军成了伤病大军，一事无成。土耳其人自己解脱了罗马尼亚境内的危机。联军随后才奔赴自己真正的战略目标，去摧毁俄国人在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港新建的庞大的海军基地。
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的战略行动在英国国内的报纸上曾公开讨论过，但却从未正式向后勤部发过作战指令。因此，当英军已经在瓦尔那港集结，准备乘船渡过黑海向克里米亚进军时，才发现运输力量严重不足。三万士兵已经把运输船塞得满满当当。驮马、帐篷、炊具、药品、被服军需，统统丢在后面。
9月14日，联军在一个海湾登陆。很巧，这个海湾的当地名称叫做“灾祸之湾”。一级军医亚历山大博士惊呼：“天哪，既无医疗运输船，又没有担架、药品，没有车辆，一支大部队就这样在异国土地登陆了。”霍乱还在蔓延，已经有一千名霍乱病患者被送回斯卡特里，连法军总司令圣多亚尔诺也因霍乱病死亡。
一个星期后，英法联军经过激战，赢得了阿尔玛战线上的胜利，但这次战役中的伤员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没有绷带、没有麻醉用的氯仿、没有吗啡，……伤员就躺在地上，或躺在农家院子里混杂着污泥、畜粪的稻草上。截肢就在不用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这些可怜的受术者，就坐在木桶上，或是躺在旧门板上，外科医生借着月光做手术，因为连照明用的灯具都没有。
斯卡特里原有一所巨大的兵营，过去是土耳其炮兵司令部的所在地。这所兵营和附设的医院已经移交给英军。英国人预料这所号称为“总医院”的医院必定十分完备。但不料霍乱病流行引起了巨大的混乱。
先送来的千余名霍乱病人已经塞满了医院所有的病房。床位、药品、被褥、消毒用品、包括医生都已感到缺乏。高等医官孟席斯大夫正在全力应付这一困难局面时，又来了一个紧急通知：告知他阿尔玛战役中负伤的伤员和另外一千名霍乱病患者已在来院途中。通知还命令他立即把原来的炮兵军营改成战地医院。而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这所巨大的兵营建筑不仅年久失修，空空荡荡，仅存的几间房屋肮脏得要命，而且根本没有医疗设备。
与此同时，从阿尔玛战役中下来的伤员、病员，忍受着黑海海面的狂涛恶浪，正在向这所兵营医院集中。许多经过截肢手术的伤兵，横躺竖卧在甲板上呼痛惨叫。到达兵营医院后，由于没有床位，他们只好睡在地铺上，身上仍然裹着战场上下来时那些浸透了脓血、粪污的军毯。由于没有医生，根本没人过问他们，有的甚至一天一夜没有喝到水。
这种触目惊心的情景在英军史册上并不新奇，不过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罢了。
这次，伦敦《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以爱尔兰人式的爱打抱不平的脾气揭示了这样的事实。
10月9日，《泰晤士报》以大篇幅详细地报道远征军医药设备的真实状况，这是一个令人震惊而难以置信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