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国家的根本，执法如山，是人们历来称道的品质。但是严刑峻法，残酷苛峻，就会伤民。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劝善惩恶，是建立在情理之上，维护弱者的权益，给犯有过失的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作为掌握生死判断权力的执法官员，更应深怀悲悯，切勿滥用重刑，草菅人命，以致出现冤假错案。更应明察，不要被地痞恶霸势力所利用。量刑轻重，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秉持公正。
莫与贪官同流
原文
我朝立贤无方，用惟其才。高门贵胄，世受国恩，目染耳濡，蚤娴吏治，所虑生长华膘，只知富贵吾所自有，当日禀象齿焚身之戎，力求无替家声。至寒琲之士，科第起家，视白首穷经者，遭逢天壤，岂可遽舍所学，同于猾吏之为？若乃进以他途，尤必自问，可用于时，而后求为时用，何致一登仕版，即不自爱？既为牧令，皆有廉有俸，有自然之利，无他美缺，即缺甚不堪，总胜舌耕糊口。尽心为之，尚恐不能称职，有孤民望，如复股民以生，重负设官之议，鬼神鉴之矣。昔孙西林先生（含中），官浙藩时，常禄之外，不名一钱，或劝为子录地，曰：“吾未见红顶官儿孙，至于行乞，如其行乞，是祖宗之咎也。”闻者至今诵之。
译文
我们大清王朝用人没有固定的局限，惟才是举。王公贵族世受国恩，从小耳濡目染，早就熟悉了当官所关心的各种事情。他们口含金汤匙出生，长于大富大贵之家，只知道富贵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承袭官职时，戒于象齿之焚之训，力求使自己的言行不辱没门风。至于那些穷秀才，科举考试及第起家，比起那些头发都白了却仍在读书应试的人来真是幸运的多。又怎么会放弃学了那么多年所学到的礼义伦理而与贪官们同流合污呢？如果另辟捷径，更要自问哪种捷径才算是有用并能为时所用，又怎么至于刚一当官就不知自爱呢？既然做了官，就都会发有俸禄，还会有一些例行的好处。不管差事是好是坏，哪怕再坏也比在私塾里教书强。当官的尽心尽力去做，尚且担心不能称职，怕辜负了人民的重托，且举头三尺有神灵，又怎敢昧着良心去做黑心事呢？从前孙西林先生在浙江为官时，除了官俸银两，不收一文，有人劝他为子孙置些产业，他拒绝说：“没见过做高官的人的后代沦落到去行乞的。如果真到了这步田地，肯定是祖宗失德所致。”这句话一直被人们传诵至今。
活学活用
“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意谓为政公正廉明而没有私心，千万万民众会因为他的一句话而团结一致。这样的话“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每个为政者“宁公而贫政事才能公生明”，以至“王道荡荡”。然而“人心之病，莫甚于一私”，即说一个人的毛病，没有比自私更大的了。私心则生贪。贪赃枉法者历史上比比皆是，如蔡京、贾似道、和珅，但他们也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留下千古骂名。由此可见，清廉与否是善政与恶政的分水岭。勇于为公，为政清廉，努力为社稷百姓做好事，则于国于家都有好处。同时也得到了“千古美名”和赞誉。如此大的反差难道不正是呼吁清廉的最真切之声吗？为政清政廉明，实为从政之要端。
鄂尔泰（1680~1745），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雍正时升云贵总督，后任武英殿大学士。鄂尔泰身居高官。但生活俭朴，他还多次告诫子女及家属万不可奢侈享乐，否则祸必从侈起。其戒弟奢侈一事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从小和哥哥一起长大，但是二人性格、品质却大不相同。鄂尔泰做官之后，一如既往；而鄂尔奇做官之后便开始讲排场，追求享受。鄂尔泰曾多次告诫弟弟，不可一时得志而忘乎所以，鄂尔奇出于对哥哥的尊重，总是口头上答应，而行动上却并未有所收敛。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提拔鄂尔奇为提督九门步军统领兼兵部尚书。鄂尔泰得知此讯，深感不安。他知道弟弟虽有才能，但并不会以国事为先。而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均为掌握兵权之要职，这样一来，很可能会使鄂尔奇更加忘乎所以，这对他的前途是不利的。于是，鄂尔泰面见雍正帝，“力争不可”。雍正帝笑曰：“卿虑尔弟反耶？”鄂尔泰回答曰：“兵权归一，不可启后世。”雍正帝不以为然，仍坚持己见。其实，他并不了解鄂尔泰的真实想法。
鄂尔奇升官之后，果然如鄂尔泰所料想的那样，生活更加腐化。对此，鄂尔泰有所察觉，也有所耳闻。一次，鄂尔泰退朝之后，路过鄂尔奇家，便想了解一下弟弟的情况。当他走进弟弟的宅院之后，立刻因院里的豪华程度而感到不安。他来到鄂尔奇的书斋，掀开门帘，正要迈进，只见“陈设都丽，宾从豪雄”，于是，一怒之下，“不入而去”。鄂尔奇发现哥哥掀帘而不入，立即追了上去。“急诣兄问故”。鄂尔泰站在庭院当中，当着众人的面，严厉斥责说：“汝记我兄弟无屋，居祠堂时耶？今甫得志，而侈陈若此！吾知祸不旋踵矣。”鄂尔奇听罢，痛哭不已，并跪在鄂尔泰面前，请求宽恕。看到弟弟有悔改的愿望，鄂尔泰才算作罢。
以后，鄂尔奇每当听说哥哥要来，总要先收起珍宝才敢相见。然而，他并没有真正听进哥哥的告诫，虽然一时骗过了哥哥，但终于在雍正十一年（1733）因贪赃枉法而被治罪。
为官者不可贪得无厌，否则必不长久。
杨广做了皇帝以后，充分显露出他荒淫、冷酷的本性，每天大吃大喝，杯不离口，放荡声色，靠残暴地压榨老百姓来满足自己的贪欲。
为了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隋炀帝准备把都城从长安迁到河南洛阳。605年，他下令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
建都洛阳的工程规模十分浩大。每月要征调200多万民夫，从江南送来奇材异石。为了从江西运一根大木桩，就需要2000人，运到洛阳则需要几十万个民工。很多民夫被活活累死了，沿途的许多桥梁也因为阻碍木材通过而被拆除。不仅如此，隋炀帝为了更好地行乐，下令在洛阳西郊修建了一个大花园，叫做“西苑”。西苑占地有200多亩，苑内有海，海中修造3个仙岛。苑内建筑十分华丽、壮观，花树点缀得四季如春。苑内还饲养着各种珍禽异兽，供皇帝观赏、打猎。夜里，隋炀帝经常带着几千宫女到西苑游玩，一边奏乐，一边喝酒赏月。
西苑工程刚刚结束，隋炀帝又征调了100多万民夫，开始挖掘大运河。大运河由通济渠、邗沟、永济渠三部分组成，全长四五千里。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条大河，全部挖成前后用了不到六年的时间。在运河岸边，每隔两驿设置一座供皇帝休息的斋宫。大运河便利了南北交通，但它是用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开成的。仅开通济渠的100多万民夫，就死掉了三分之二。隋炀帝残暴之极，当运河挖成时，他派去验收的人把一丈二尺长的铁脚木鹅从上游放下，顺流而动，如果木鹅停住，就说是水浅。在运河的一段中，木鹅停了有100多处，隋炀帝竟下令将负责挖掘这一段的官吏和民夫五万人全都捆住手脚，活埋在水浅处的岸边。
605年秋天，隋炀帝带领大批随从、嫔妃、王公大臣、僧尼道士，乘坐几千艘华丽的龙舟到江都游玩。浩浩荡荡的船队，在运河中船头接船尾。前后长200多里，纤夫共有八万多人。隋炀帝在船上纵情饮酒作乐。两岸还有骑兵护送，热闹非凡。沿途500里以内的百姓，被迫供奉食品，致使许多人倾家荡产。珍贵美味的食品因为太多而吃不完，开船的时候，就全部挖坑埋掉。
此后，隋炀帝又两次巡游江都。他每巡游一次，官吏们就拼命搜刮百姓，向皇帝献厚礼，沿途老百姓则又遭一次殃。随炀帝最后一次下江都时，全国各地正不断发生农民起义。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然而隋炀帝不顾大臣们的劝告，坚持上江都享乐。有的官员上书劝阻他，竟都被他处死。
然而，在农民起义的强大声势下，隋炀帝也开始预感他的末日快要来了。有一次，他对着镜子说：“我这样好的头颈，不知该谁来砍它？”
智慧金言
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使自己一步步走上了历史的断头台，就是因为他的贪婪放纵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取之愈甚，失之愈多，狂征暴敛只能使人们不胜其苦而揭竿而起，最终国破身死。
莫兴“文字狱”
原文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当未遇时，闻谈长吏墙民之政，未尝不扼腕叹息，洎乎得志则味。殷鉴之川，当局者迷，古今同慨。故幸而居官，能回念扼腕之故，常求不干清议，自无失政。
译文
不正确的心思人人都有。做布衣时，听到有人谈论官吏兴起文字狱残害百姓的事，也曾痛恨不已，可是一旦当了官，就忘记了曾经对自己的告诫。当局者迷，从古至今都有此感慨。若能在当官时亦能时不时回想起那些让自己感到痛心的事情，力求做到不干涉百姓议论朝政，那么自己在处理政务时就不会做出损害百姓的事了。
活学活用
“防民立仁”告诫从政人员：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广开言路，让人们对国家政治发表不同主见。只有如此才能政策通达，政通人和，善于管理政务的人，就要让百姓们畅所欲言。
党言允谐，语出《张平子碑》：“爰登夺中，则党言允谐；出相河间，则黎民时雍。”古人认为，能听得进逆耳忠言才是进德修行、功成名就的砥石。舍此则不能收揽人才，和悦众心，使自己集思广益、纠偏补阙，计出万全。
春秋时，郑都有一乡校，人多于此聚会或游玩，纵论时政，品评官吏。朝廷大夫然明唯恐祸乱国家，欲毁之以杜群聚，遂谓执政卿子产曰：“乡学异于国学，既有国学，就把乡校撤掉，你意如何？”子产说：“兴废总得有缘由，你说为何要毁掉乡校呢？”然明说：“有人在此指责君臣，诋毁时政，于国于你都不利！”子产说：“他们议论政事，是关心国家，或褒或贬的话语，也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其认为善者，柄政之人应立即推行，其以为恶者，我们就改正或不做，如此之论，堪为吾师，不能撤毁乡校。以诚善对人，可减少怨恨，却没听说用威势和暴力能防止怨恨。用权威当然能立刻制止议论，可人们的不平被迫憋在心里，早晚还是会爆发出来的。河不可堵水，人不可堵嘴。否则河水决堤会伤害更多的人，人憋久喷发的仇恨更大。不如让乡校存在下去，让人们去议论吧。我们听到这些议论，等于有了治理国家的良药，这不是很好吗？”然明想通了，说：“听君一席话，才知道你确是一位值得侍奉的人，小人不才。应依你之见，把乡校留下来吧。这是郑国反映民情的地方，它的存在于君臣都有利呀！”
唐太宗时，一次上朝，魏征当着朝臣之面犯颜直谏某事，说得唐太宗面红耳赤，但考虑到自己曾叫大臣“事有得失，毋惜尽言”，所以不好当堂发作，罢朝之后，太宗怒道：“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村夫。”长孙皇后问要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在朝廷羞辱我。”皇后听了之后心中大惊，因为皇帝在喜怒之间随意杀人是常有的事，《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就曾因不听大臣劝谏而杀过人。长孙皇后深知太宗的脾气，于是退入寝室，急中生智，穿上朝服复出立于庭。唐制，皇后只有在受册、助祭、朝会等礼仪活动中才会穿朝服。太宗突然看见皇后着朝服向自己庆贺，惊问其故，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太宗闻言怒乃息。长孙皇后可谓柔中有刚，她以赞扬唐太宗的开明来挽救魏征，既给了太宗面子，又教育了太宗党言允谐，不应感情用事，更救了魏征一命，可谓一石三鸟。
党言允谐，著名的还有召公谏历王弭谤《国语》。秦始皇、刘邦、曹操、唐太宗、朱元璋等帝王在创业时期都能党言允谐，故能稳固根基。后之，刚愎刻忌者则多因闭塞言路而势成败，如吴王夫差嫌避伍员、楚怀王及楚顷襄王斥逐屈原、项羽寡信范增、袁绍拒谏杀田丰等。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