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时期的政治概况
宦官杀死唐宪宗并立唐穆宗为皇帝之后，便掌握了对皇帝废立生杀的实际权力。这些皇帝面对着宦官强大的势力，有些完全被驯服，有些则不甘屈辱，与其对抗，希望能夺回自己的实权。朝臣们也是如此，有些依附宦官，有些则反对宦官。
唐穆宗和唐敬宗就是对宦官权势完全驯服的两个皇帝，他们都昏庸懦弱，一心耽于享乐，丝毫不关心朝政，一切大权都把握在了宦官的手中，宦官的势力达到了极盛。
824年，唐穆宗因为服食长生药而病死，唐敬宗即位做了皇帝。唐敬宗比唐穆宗更加荒淫无度，败坏朝政。827年，宦官刘克明等人杀害了唐敬宗，改为拥立绛王李悟，然而在李悟还未能正式登基为皇帝之际，就被王守澄等人所杀。王守澄等人杀死李悟之后另立了唐文宗为皇帝，百官都不敢有任何异议。见证了这一切的唐文宗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毫无保障，便希望能够从朝官方面获取力量来与宦官相抗衡。因为皇帝有了这样的倾向，使得朝官也开始敢于和宦官对抗，这一时期，宦官与朝臣之间的争斗开始表面化了。
828年，名士刘公开反对宦官，并提出要求，让唐文宗将政权交给朝臣，兵权交给将帅，将宦官都屏退，以此来拯救国家。后唐文宗任用宋申锡为宰相，意图倚靠朝臣来诛灭宦官。
831年，宦官王守澄等人发现了宋申锡的密谋，于是便找人诬告宋申锡意图拥立皇弟李凑为皇帝。李凑本身比较有声望，唐文宗一向对他有所防备，一听到有人奏书，就失去了理智，自以为掌握着确凿的证据，便召集文武百官，宣布了宋申锡的罪状。就这样，唐文宗反而帮助宦官将宋申锡这个威胁给消除了。唐文宗还期望能以同样的方法除掉宦官集团，然而天真的唐文宗最终失败，成为宦官的俘虏。之后，唐文宗一直被宦官所监视，只能借酒浇愁，至840年，唐文宗病死。
唐文宗病死之后唐武宗即位，唐武宗任用李德裕为宰相，文宗时候的紧张形势开始有所缓和。李德裕非常有政治才能，他用较为合适的态度对待宦官，各方关系处理得当。唐武宗对李德裕的信任同时也削弱了宦官势力。虽然这种削弱对于宦官而言伤害是极小的，但是朝廷却因此获益不少。
846年，唐武宗服食金丹病死，唐宣宗即位。唐宣宗是唐宪宗的儿子，按照常例是没有继承权的。宦官们之所以拥立他为皇帝，是因为看中他从小就像个痴人。但是到唐宣宗继承帝位之后，宦官们才发现中计，唐宣宗之前表现出的痴傻都是伪装。
唐宣宗自恃聪明，相信自己的见解都是正确的。他一即位就展开一系列行动为父报仇，惩罚那些被认为是杀死唐宪宗的人。他诛杀宦官，逼死郭太后，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唐宣宗严禁朝官和宦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宰相马植曾与左军中尉马元贽认本家的时候，马元贽送了一条宝带给马植。唐宣宗知道以后，第二天就革除了马植的宰相职位。这个时期，虽然表面看似安定，但其实民众起义反抗的条件已经酝酿成熟。
859年，宁国人裘甫首先率众起义，其时唐懿宗当政，派遣王式镇压起义，裘甫战败被杀，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虽然这次起义没有取得成功，却有着重大的意义。
873年，唐懿宗死，唐僖宗即位。自874年开始，农民起义开始大规模爆发，在战争中，唐朝方面出现了各种割据势力。888年，唐僖宗病死，唐昭宗即位，采纳了张濬等人的建议，企图消灭宦官势力。
893年，唐昭宗杀死了西门君遂等三个宦官首领，宦官势力大为削弱。904年，当时掌握朝政的最大的藩镇节度使朱全忠命人杀死了唐昭宗，立唐昭宣帝为帝。907年，唐昭宣帝将皇位禅让给朱全忠，朱全忠称帝，国号大梁，赐封唐昭宣帝为济阴王。908年，梁太祖杀济阴王，消灭了唐朝最后的残余势力，唐朝彻底灭亡。
唐朝的经济发展状况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强大的一个朝代，大体上来说，唐朝前期经济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农业的兴盛方面，而自中期以后的繁荣，则主要体现在工商业，尤其是商业的兴盛上，但在商业兴盛的同时，农业却又不断衰落。
农业是封建经济的根本，唐朝时期农业的兴衰与国家制订的律法有着根本的联系。618年，唐高祖一即位就下诏实施均田法，到627年，唐太宗即位，便和朝官们商议，打算让民众们自由迁移到土地宽裕的地方。均田法施行的程度，关东地区是最高的，关中地区则最低，长江流域居中。因此，在唐朝前期，关东地区的农业生产由恢复走向发展，而长江流域则是继续处于发展中，总体呈上升趋势，唐朝的繁荣强盛就在农业发展上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其实，从唐高祖开国以来就有这样一个事实——关中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土地的集中反映着兼并的进行，自然均田法也遭到了破坏。均田法本是为了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当均田法被破坏，地主阶级凭借强权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以后，无疑会使农民开地的积极性受到挫败。
到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已呈现出非常严重的现象，于是在752年，唐玄宗下了一道诏书，提出要进行改革。但实际上，唐玄宗的诏书是没有丝毫意义的空话，只是妄图用这样的方式来缓和农民对朝廷的怨恨。此时，均田法已经不可能施行下去了，从此庄田制一直在盛行。
租庸调法的颁布是以均田法为基础的，既然均田法被废除，租庸调法自然也将废除。租庸调法的规定是以均田法所说的天下每个男丁都能拥有一百亩田的假设为依据的，而事实上，从开国时期开始，男丁获得的田地多少就是不一致的。随着地主的兼并越来越强烈，官府越来越贪暴，导致农民越来越无法承受租庸调法的压力。780年，唐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正式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
所谓两税法就是按照实际的资产来收税，也就是按照田亩数目来收税，而朝廷主要收入的是货币。按道理来说，均田法被废除，按照田地实际亩数来收税应该是十分合理的，而把征收实物变为折价收钱也并非不可行，可以说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是一个不可违抗的趋势。但随着政治的腐朽，两税法也逐渐成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民众的工具。
唐朝时期有一个非常着名的人，叫做刘晏。从760年开始，刘晏先后被任命为监管铸钱和盐铁的使臣，后来又兼任转运、常平等使臣。这些都可以提供敛财的机会，其中油水最多的是盐税。刘晏和其他敛财者不一样，他并非一个只顾要钱的人，他在敛聚钱财的同时，也让民众获得一定的利益，因此他的行事一直都控制在民众所能接受的范围内。780年的时候，唐德宗却信了杨炎的谗言，杀死了刘晏。此后的继任者们大多是刘晏的旧部属，但能力上再也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刘晏了。
人口是生产力的保障，因此户口数目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唐朝社会的繁荣程度以及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户口数目的升降也和当时的政治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740年时候的户口数目是唐朝前期最高的。唐朝前期由于施行均田制，赋税也较轻，因此户口数目也逐渐增长，社会经济呈现繁荣的景象。但随着统治阶级贪欲的增长，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赋税也越来越繁重，为了争权夺利，战乱开始频繁爆发，致使人民逃亡现象越来越严重，生产力逐渐萎缩。在唐朝中期和后期，唐朝前期的繁荣社会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人口也相应地减少了。
在唐朝的中期和后期，由于政治制度的改变，导致农业生产由盛转衰，而工商业虽然受到了一些限制，但在中期时候开始日渐活跃起来。两税法的施行对于商业的推动是非常有力的，由于农民上缴税款需要用钱而不再要实物，故而农民生产的所有物品都必须要先变现，这就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也为商人增加了许多的获利机会。商业的发展必然会促使商业中心的形成。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是西京和东京两个，其中西京市更大，也更繁荣。
唐朝时期的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主要是供给宫廷和朝廷使用，而私营手工业的商品则主要是贩卖给普通百姓。
官营手工业由于有朝廷这个强大的后盾来支持，故而规模非常大，从宫廷朝廷的用具到军需产品，但凡是属于百工的事业，都设置有专门的官员来进行掌管。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私营手工业比起此前的朝代也有了显着的发展。
有了手工业的发展作为基础，商业才能有长足的进步。商人对农民和手工业者们的剥削，残酷程度并不逊于朝廷官员，但他们的剥削手段是有很大区别的。商人的剥削主要是用商品来获得利益，而官府则是用强权来进行压榨，商人巧取，官府豪夺，方式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
商业的发展还离不开便利的交通。唐朝时国内水陆交通都十分通畅，即使在地方割据的唐朝后期，交通也仍然保持着这样的状态。当时全国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向外扩散，贯穿全国；水路交通以扬州为中心，南北水路交通的主干线是通济渠。
唐朝时期的对外贸易也有一定的发展。由于国势强盛，唐朝的威名远震四方，中期以后虽然唐朝国力日趋衰弱，但仍然保持着大国的声望。当时的海上交通畅通无阻，在两汉时期，中国就已经是航海大国，到唐朝时候，海路就走得更远了。海运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展开。
唐朝与四方诸国的关系
唐朝前期的政治非常统一，因此对外关系有了空前的发展。唐太宗时期，采用了魏征的建议——“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一心致力于改善内政，因此唐太宗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唐玄宗时期，对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但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内部发生了分裂，将前期取得的胜利都抹杀了。
唐朝前期国力日渐强盛，并且战胜了强大的突厥，从而使得中西交通畅通无阻，中国与四邻诸国之间的关系也日渐拉近。在前期，唐朝与四邻诸国的关系粗略来说大约有四种，一种是反对侵略，唐朝与突厥的战争就是这一种。二是发动侵略，唐朝攻打高丽国就是如此。三是保护弱国，比如唐朝对西域等地的保护。四是单纯的交流，例如唐朝与天竺、日本以及大食等国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突厥在中原的北方，唐朝初期，突厥非常强大，时常骚扰中国边境的安宁。在唐高祖时期，居然有荒谬之人说，突厥侵犯关中是因为想夺取长安积聚的财富，所以只要迁都，就能停止这样的争斗。当时唐高祖已经打算接受这个荒谬的建议，幸好遭到李世民的劝阻。到624年的时候，中国得到了统一，于是开始对突厥采取主动攻势。直到626年，唐太宗即位以后，唐朝才真正成为统一的国家，与突厥直接的对抗也有了根本上的转变。630年，唐军大破突厥，捕获了颉利可汗。
突厥本是北方大国，唐朝攻灭突厥使得唐王朝建立起了无上的声望，四方的小国纷纷来向唐王朝示好，表示愿意臣服。
高丽在中国东北方，当年隋炀帝三次攻打高丽未果，引致全国上下的不满，这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教训。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较为友好，然而唐太宗在攻灭突厥之后却对高丽也起了侵略的野心。
642年，高丽内部发生混乱，唐太宗觉得有机可乘，于644年决定亲自率兵攻打高丽。大臣们多持反对态度，但唐太宗一意孤行，相信此次出征必定是大胜而归。但唐太宗却失算了，最终败给高丽。唐太宗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再次对高丽展开进攻。到649年，唐太宗死去，针对高丽的战事才暂时停止。一直到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的势力才完全退出高丽，结束与高丽接连不断的战争。
日本与中国的来往从西汉时期就开始了，但日本大规模地吸收汉文化则是在唐朝。据史书记载，日本派遣使臣出使中国前后不下三十次。到唐朝后期，商业非常发达，唐朝的商船也时常往来日本，可见两国在经济上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在唐朝与日本往来期间，双方态度都很友好。
在中国的西北方是西突厥。西突厥也是一大强国，统治着西域诸国。628年，西突厥发生内乱，随后分裂成为两股势力，五咄陆部和五弩失毕部各自拥立可汗。唐王朝就利用这个时机，逐步取得了天山南路诸国的统治权。
648年，五咄陆部可汗战败，酋长阿史那贺鲁率领着残余的部族投降了唐朝。651年，阿史那贺鲁出走，击败了破弩失毕部族，自称沙钵罗可汗。655年，唐高宗击退沙钵罗军，657年，唐高宗正式攻灭西突厥，西突厥领土全部归唐朝所有。
在唐朝攻灭西突厥之后，政治势力大为扩展，在西北方与诸国的关系都有所发展。葱岭以西的诸小国陆续成为唐朝的附属国，唐朝势力的延展，在经济以及文化交流方面，双方也都得到了益处。
虽然唐朝的政治势力已经越过了葱岭，但是唐王朝始终无法改善与西突厥余部间的关系，此时，吐蕃和大食两国又都想要夺取西域，故而西域战事频发。
吐蕃是唐太宗时期新兴的强国，670年的时候，吐蕃夺取了西域十八州，唐王朝无法与之抗衡，失去了西域四镇。699年，吐蕃发生内乱，唐朝西边的边境暂时得到了安宁。到唐中宗时期，吐蕃又在青海西域和唐王朝继续开战，755年，唐王朝发生安史之乱，吐蕃乘机夺取西域。
大食国在西汉的时候称为条支国，65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的时候，第三代哈里发派遣使臣来到唐朝，中国与大食开始有了正式往来。唐高宗时期，大食攻灭波斯，其他的小国急于依附唐朝，希望得到唐王朝的保护。但是唐朝无力出动大军到达葱岭以西，在西域的势力又频遭吐蕃骚扰，故而无法抵挡大食。大食到阿拔斯王朝时，文化极其昌盛，大食与中国开始保持着良好的商业和文化上的往来。
隋炀帝时曾攻灭吐谷浑国，到隋朝末年的时候，吐谷浑伏允可汗收复了失地，并开始攻击隋朝边境。在唐朝初期，吐谷浑仍经常扰乱边境。635年，唐太宗派兵攻打吐谷浑，伏允可汗大败自杀，此后，唐王朝册封伏允可汗的嫡子慕容顺为可汗。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吐谷浑灭亡。唐朝与吐蕃从此接触愈加频繁，这自然有利于吐蕃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