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扮演拜占庭帝国首都这一角色长达1000年，1453年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后，又成为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奥斯曼的疆域也随着帝国军队的征服而不断扩张，最后包括了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威尼斯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在土耳其共和国取代了奥斯曼帝国之后，基马尔·阿塔图尔克将首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迁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安全地带，即安卡拉城。
君士坦丁堡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重要位置，南临马尔马拉海，北濒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由于它的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并且能航行的海峡，这座城市被两扇海上大门保护起来，还可以阻隔无论是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为了加强这些天然的防御，拜占庭皇帝又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陆上通道。完美防御使得这座城市即使一直遭到围攻，却仍然能够保存下来。
西罗马帝国的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皇帝于476年被废黜之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并未灰心。查士丁尼一心恢复罗马帝国，因此他从蛮族那里夺取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但是这个政权的存在十分短暂。多瑙河边境，阿瓦尔人同斯拉夫人向南涌入巴尔干地区；而东部，波斯人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安营扎寨。
在希拉克略皇帝（610-641年在位）领导下，拜占庭对敌人进行了反击。627年希拉克略大败波斯人，并使他们归还了所有占领的拜占庭土地。但与此同时，斯拉夫人却已经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并在此定居，之后，斯拉夫人渐渐从侵略者变成了移民。
几个世纪之后，这些散居在巴尔干半岛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发展成为了四大种族，即：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岬角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以及居住在黑海沿岸其他地区，不久便自称为保加利亚征服者的斯拉夫人。
7世纪后期，拜占庭帝国遭到阿拉伯人海上袭击和保加利亚人陆上进攻的双重威胁。从669年起，君士坦丁堡数次遭到阿拉伯人的围攻。与此同时，拜占庭还受到来自北方的保加利亚人的威胁。
原为叙利亚军事长官的利奥趁着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之际夺取了拜占庭政权，并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将其赶出小亚细亚。在利奥三世（717-744年在位）统治末期，帝国边境比较稳固，但其疆土却已比从前小了许多。
拜占庭疆界退守到托罗斯山脉，这一收缩反而加强了拜占庭。托罗斯山脉是希腊人小亚细亚和日渐形成的伊斯兰教核心地区之间的分界线，这一分界线由于穆斯林内部的骚动而得到加强。750年阿拔斯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这种骚动。伊斯兰教帝国迁都后的扩张重点也转向东方。因此在11世纪好战的突厥人出现以前，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尚且能够和平相处。
8世纪，经过收缩的拜占庭帝国比起此前查士丁尼时期那个寿命短暂的帝国来说，其民族结构更加单一，东西方各省剩下的文化核心部分基本上是希腊成分占绝对主导。这样，从6世纪东罗马帝国到8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转变也就完成了。这是一个文化上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帝国和西方的新欧洲都截然不同的国家。
拜占庭的黄金时代
拜占庭帝国在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期间处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分完全以省为基础，希拉克略皇帝为了应对外来危险而将行政军事化。帝国将各省的土地作为服兵役的报酬分给农民耕种，农民们负担了巨额的捐税，以此来充实国库。
自由农民村社是拜占庭经济的一大基础，村社同大地主的庄园一起支撑着帝国经济的发展。自欧亚大陆各地运经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货物同样也很重要，这些货物包括黑海地区的奴隶和盐，印度的调味品、香料和宝石，埃及的纸莎草和粮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方的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
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的增长使拜占庭的皇帝们能够再次发动征服战争，这些战争使他们重新收复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从而阻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扩大到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1014年巴西尔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
这是一个在文化上稳定而统一的时期，拜占庭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帝国通用的书面和口头的交流语却是希腊语。被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以及巴尔干北部的斯拉夫人都皈依了东正教，促进了宗教的同一性。865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为报答拜占庭对他发动征服的承认而接受了东正教，随后几年，拜占庭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表，并将《圣经》翻译成了保加利亚语，筹备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大约与此同时，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
拜占庭皇帝和东正教主教之间密切的相互支持，使得帝国的统治更加稳固。拜占庭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还自称是“艾沙波斯特罗”，相当于传道者。东正教教会必须依附于拜占庭朝廷，更是举国公认传承已久的准则，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
拜占庭与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在这几个世纪中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关系，使得拜占庭能够稳定地发展。这些特点和明朝时期的中国有着相似的地方。
拜占庭的灭亡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尔二世去世时，拜占庭帝国的显赫地位正是如日中天。而此时，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世界则已经分裂，对帝国不再构成威胁。但是就在巴西尔去世后的短短半个世纪里，拜占庭帝国便陷入了困境，随后不到两个世纪，即1204年，其首都便落入了西方蛮族的手中。
导致拜占庭实力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巴西尔二世的继承者软弱无能，无法掌控军队。各省的军事将领反抗之声不断增长，军事将领与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同时，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大大削弱了帝国。私人和寺院占据大量地产使帝国财政收入减少，软弱的巴西尔继承者减免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朝廷更加入不敷出。
西方的诺曼人冒险者最初是拜占庭的雇佣军，但随着拜占庭内部的衰弱，他们转而进攻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属于拜占庭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的，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也反客为主，于1055年占领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些突厥人复兴了伊斯兰教世界，重新统一了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陈兵托罗斯山脉。
这便是1071年拜占庭帝国发生两大灾难时候的背景，这两大灾难的发生标志着帝国长达数世纪的衰落就此开始了。一个灾难发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巴里，诺曼人占领了拜占庭唯一残存的据点。另一个灾难发生在小亚细亚的曼齐刻尔特，塞尔柱人在一次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庭皇帝，使得小亚细亚成为了突厥人的根据地，这对拜占庭而言是更为决定性的打击。这一战役之后，敌对双方的皇帝为了争夺拜占庭皇位而各自雇佣了突厥军队相互争斗，使得突厥人得以随意进入小亚细亚，小亚细亚逐渐从东正教拜占庭势力的基地成为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拜占庭皇帝亚历克塞·康尼努斯（1081-1118年在位）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此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同反对诺曼人。他甚至还向天主教国家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然而他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外国雇佣军，而是得到了大批涣散的十字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些十字军是由诺曼人所领导的，而亚历克塞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这些诺曼人。东、西两个基督教社会的接触导致了彼此间的公然敌对和怀疑，他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被形象地称为“商人的东侵”。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由解放耶路撒冷这一最初的目的改为进攻君士坦丁堡。1204年春，法兰克、威尼斯、佛拉芒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其遭受了冷酷无情的屠杀和掠夺。
拉丁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在希腊建立了几个拉丁国家。威尼斯商人则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领土，兼并了许多位于通往地中海东部道路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然而，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对这些新的国家充满敌意，而拉丁人所面临的，不仅是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而且面临着三个相继建立的希腊国家：一个是位于伊庇鲁斯的贫穷的阿尔塔，一个是位于黑海南岸的孤立的特雷比藏德，还有一个是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唯一有能力组织希腊人抵抗外来统治的尼西亚。
凭借着外交手腕和军事势力，尼西亚统治者逐步削弱了拉丁帝国的力量，使其最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这一城市。1261年，拉丁皇帝未进行任何抵抗便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在公众的欢呼中庄严地进入了皇宫。
然而这个没落的帝国前景并不比此前的拉丁帝国更有希望。在亚洲，它面对着难以对付的突厥人；在欧洲，它被残留在希腊的各拉丁小国和北部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所包围。除去外部的危机以外，帝国内部的经济也已经破产。因此到14世纪中叶时期，皇帝们被迫将自己的货币贬值，并被迫将王冠珠宝典当给威尼斯银行家，不断增长的捐税使得穷人们举行起义，社会冲突使得城市四分五裂。
1342年至1349年，被称为“狂热派”的革命派领袖们统治了塞萨洛尼基，他们减轻穷人的捐税，废除穷人的债务，没收寺院的土地分给穷人。他们采取了公共民主制，其政治纲领似乎受到意大利共和制城邦的影响。然而拜占庭帝国仍然不能忍受蓬勃发展的变革运动，在塞尔维亚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镇压了“狂热派”。
为了得到西方人的援助以抵御日益逼近的土耳其人，拜占庭皇帝曾先后三次许诺让东正教归顺罗马教皇，从而导致内部民众的激烈反对。
1453年，当土耳其人兵临城下之际，君士坦丁堡人口已经减少到50000至70000人，所有能参加守城的力量总共不过9000人。而由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有80000人。最终在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攻克，胜利者屠掠三日，终结了拜占庭帝国1000年的历史。
拜占庭的遗产——第三罗马帝国
尽管拜占庭的历史已经走向终结，但拜占庭的制度和文化却没有就此毁灭，而是仍在一部分斯拉夫人中继续生存。
斯拉夫人起源于今俄国和波兰的多沼泽的边境地带，并向平原扩散。向西迁徙的斯拉夫人形成了今天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他们都称为西斯拉夫人。他们受到西方的影响，信仰天主教，使用拉丁字母；而那些渡过多瑙河，移居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就是今天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前两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而后两者则受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影响；最后，向东迁徙的是前苏联斯拉夫人的祖先，这些东斯拉夫人就是前苏联北部的大俄罗斯人、南部地区的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和西部边境的白俄罗斯人。
早期俄罗斯人在同南面进行贸易之际，还借鉴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据11世纪末至12世纪基辅僧侣编纂的编年史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认为，斯拉夫人的原始崇拜不合适，于是便考虑了诸宗教代表所阐述的论点，最后选择了东正教。大约在988年皈依东正教之后，弗拉米尔下令捣毁了所有异教神像。
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并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它对俄罗斯人的风俗以及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以拜占庭为模式的教会统治集团已经组成，东正教给俄罗斯带来了拜占庭教会的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
其后于1237年，蒙古人如同席卷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那样横扫了整个俄罗斯领土。随后进行了两个世纪的蒙古统治。
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俄罗斯人渐渐恢复着实力，他们在远离平原的森林深处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莫斯科大公国。被认为是俄国第一位民族统治者的伊凡三世（1462-1505年）征服了邻近的几个公国，并利用蒙古人内部出现的分裂，成功地向蒙古人的统治挑战。1472年，伊凡成功抵抗了金帐汗国大汗派出的军队，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实际上已经结束。
1472年，伊凡和索菲亚的婚姻得到了罗马教皇的赞同。索菲亚是1453年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上被杀的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她曾流亡罗马，并皈依了天主教。罗马教皇试图通过这桩婚姻来促成天主教与俄罗斯教会的联合。结果事与愿违，索菲亚和伊凡结婚之后立即恢复了对东正教的信仰，莫斯科宫廷的宗教仪式和信仰日益拜占庭化。
在15世纪末，修士菲洛修斯曾写信给伊凡，他说：
“古罗马教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阿波利那里斯的异端说；至于第二罗马教会，即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是被以实玛利的后代的斧头砍倒的；而新的第三罗马教会——神圣使徒教会——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照亮整个世界，比太阳还明亮。整个东正教世界都归您统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前两个罗马虽已灭亡，第三个却依然耸立，而且绝不会再有第四个。”
伊凡完全接受了这一信条，在索菲亚的怂恿下，他效法前君士坦丁堡皇帝，成为沙皇和专制君主，使俄罗斯完全拜占庭化。拜占庭在作为第三罗马帝国的俄罗斯土地上得以继续生存。
四、传统的儒家文明
隋、唐继承了汉朝之后的文化，使得中国文明继续沿袭传统道路发展。在这之后的1000年，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中世纪时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并且在许多文化方面都最为先进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