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庞大的人口数目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这里拥有肥沃的土地和宜人的气候，农作物能够做到一年两熟，这使得这片土地从一开始便能够供养很可观的人口。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远比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产量高得多，因此，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中国汉朝就拥有了5950万的人口数目，甚至比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人口还要多。而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整个欧洲的人口，达到了一亿多。而19世纪中叶，西方强行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际，中国人口已经激增到4亿以上。
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使得中国人即使先后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并统治过，甚至遭受过西方的强烈打击和破坏，却依然占有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是能同化或者驱逐入境者，也总能将外来文化加以变革，使之适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中国文化从未被迫接受过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中国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是构成中国内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的意义，纵使各地区的中国人无法用各自的方言来进行沟通，但他们却都能够懂得这种书面语。这种书面语是由表示着不同意象的汉字所组成的，即使各地语言发音不同，但汉字对于他们的意义却是相同的。就好比阿拉伯数字在英语和法语中发音并不相同，但是意义却是一样的一样。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成为一种使中国文明能够连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事实上，对于整个东亚而言，它都起了这种作用，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很多民族都采用了中国文字的书写方法。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推行了近两千年。朝廷通过组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选拔官员。这个考试制度由一系列的考试所组成，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县试，然后是省城的乡试，最后是京城举行的会试。
最初的考试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的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的一些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但随后，这些考试开始渐渐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的正统观念上。最后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成为中国的统治阶层，从而给中国提供了一种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但同时，这样的制度也扼杀了创造力，培养出了一味顺从的性格。而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入侵，这种制度又成为中国人作出有效反应和调整的阻力，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才最终被彻底废除。
但是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还是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以及其在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是由孔子的教诲组成的。
孔子和中国大多数的思想家一样，主要关心的是在现世建立一个有条不紊的幸福社会。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样的大原则下，孔子为中国提供了一套政治哲学，将政治和伦理结合在一起。正如个人应该服从家庭那样，家庭应该服从皇帝，而皇帝又应该成为慈父的楷模。这是只有遵循着儒家伦理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孔子则是这一伟大伦理传统的创始者。
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历史一直趋于稳定的发展，尽管曾多次遭到入侵，却始终未曾发生过颠覆性的动摇。而皇朝的更替也都局限于传统框架之下，因此并未出现过大规模的碎裂和重生。
皇朝的更替
19世纪，托马斯·梅多斯评论说：“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当中，中国人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他说的这句话指的便是中国历史上皇朝的更替，它所引起的不是革命，而是统治家族的更换。
在每一个皇朝开始的时候，通常都能够有效地治理国家，从而开创出一个比较平和而繁荣的时期。但是渐渐地，皇朝会因为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以及贵族集团和宫廷宦官之间的斗争而逐渐衰弱，从而削弱了中央势力，中央势力的削弱又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这就意味着民众所承担的赋税会越来越重。而由于国库的空虚，发展农业所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会被忽视，造成生产力下降。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不可避免地到来时，人民便开始了反抗。随即，大规模的暴动产生之际，又会招致外敌的入侵，内忧外患相结合，意味着新的循环又要再次开始了——旧的皇朝灭亡，而新的皇朝到来。
中国的第一个有文字依据的王朝为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的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学会织造丝帛，并且发明了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并且已经开始根据文化来区分“中国人”和“蛮人”。
继商朝之后是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周朝历时很久，却一直未能建立起稳固的中央政府。周有许多的封国，彼此征战不休。这样的动乱却激活了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和反省的智慧，成就了中国文明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学和道学两派学说便是此时发展起来的，这段与欧洲中世纪一样长久的数百年，是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
周之后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存在时间很短暂，但却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帝国结构，并且这种结构一直持续到了1912年最后一个王朝被推翻时才彻底告终。这个帝国结构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官僚机构，军用驰道网以及北方的长城，这一切使得中国开始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秦之后的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向四方扩展了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满洲、南达印度支那。这一时期的汉朝在疆域、人口、财富以及文化成就方面都足以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
汉朝之后，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崛起，这段时期有了某些变更和改进，并受到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传承着中国的文明。
宋以后的元朝（1206-1368年）很独特，它是蒙古人而并非传统中国人的皇朝。实际上，当时蒙古人已经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中国仅仅只是其中一个小部分。虽然被蒙古人所统治，但中国的汉人贵族和农民都从未拥护过蒙古人的统治，以致蒙古军事力量刚开始衰落，便被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士大夫所推翻了。
驱逐了蒙古人后，中国又历经了另外两个王朝，即汉族人的明朝（1368-1644年）和满族人的清朝（1616-1911年）。满人虽然也是外族人，但是却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其原因主要是在满族人统治时期，同样给予了中国士大夫显赫的地位以及参政的机会。他们在尊重并且利用中国制度的同时，又创设了一套控制制度以保护自己的地位。
可以看到，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侵入中国为止，一切都稳定有序、令人满意地进行着。
然而，这样的稳定秩序所面对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这些都发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中国的稳定反而成为噩梦，变化和进步在西方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却被稳定的中国人所排斥，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
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中国与西方的持续交往是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冒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之时，才真正开始的。在之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相互交往是间接的，时有时无。
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中国人在广州进行通商，157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基地，这时的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了新兴欧洲的生气勃勃。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向中国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他们纯粹充当着亚洲内部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
17世纪早期，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来到了中国，对葡萄牙在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发起了挑战。但他们都没有得到中国官方关于通商的许可，因此在这之后的数十年中，荷兰人和英国人一直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抢掠葡萄牙人的航船，并进行非法贸易。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终于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但贸易的地点也仅限于广州和澳门。英国人很快便凭借着商业和工业的优势以及在印度的活动根据地，迅速获得了这一贸易的最大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积极扩展海外贸易的时候，中国的统治集团却积极反对着海外事业。当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试图展开同中国贸易的时候，中国人依然实行严密地控制和管制贸易。中俄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明确规定，俄国人可以在中俄两国三个邻接点经商，每隔三年可以派遣商队前往北京。允许他们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下一名牧师和三名副手，但教团在中国京城的人数限制在300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中俄得以进行了少数货物的贸易交换。
早期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交流对中国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实际上，比起欧洲的科学和数学来说，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的经典理论给欧洲人留下的印象还要更为深刻一些。中国人处于一种极度自信和自给自足的状况之中，对即将面临的风暴一无所知。
德川幕府
比起中国来说，16世纪欧洲人首次来到东亚时，日本还只是一个边缘国家。面对欧洲人的到来，日本最初的反应很积极，有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可是不久之后，他们也和中国人一样，开始反抗这些“无礼的野蛮人”，并断绝了与欧洲的一切联系。但最后他们意识到闭关锁国政策的弊端，故而开始研究西方文化，并加以改变适应了自己的需要。日本人最终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早期的日本社会由许多部族组成，在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了一个松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权。公元6世纪，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了日本，645年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变为了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然而到12世纪的时候，中央集权制已经被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到12世纪末期，地方政权已经由新兴的农村贵族接管。
12世纪时候，藤原氏通过自己的力量均衡各方势力，最后大封建主源赖朝起兵获胜，从天皇那里获得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并有权指定其继承人。此后，日本便处于幕府将军的统治之下。1333年，由于天皇的密谋以及幕府内讧，镰仓幕府覆灭，此后，日本出现了各大封建主们各持一方的局面。后来，织田信长（1532-1582年）经过长期征战，统一了大约半个日本。在他之后，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继承了他的事业，并且统一了全国。丰臣去世之后，经过短期斗争，德川家康于1603年被天皇任命为幕府将军，这标志着伟大的德川幕府的开端。
为了使其家族统治永存，德川家康和他的继承者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得以维护。
在这一等级结构最上层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包括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宫廷贵族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却没有权利或财产，而是依靠幕府将军来供养，所以实际的权利在封建贵族的手中。第二等级主要是绝大多数的日本农民，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土地的地主。最后的两个等级则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
德川幕府时期，长期的社会稳定使得城市居民的人口和财富有了巨大的增长。德川幕府还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来为其统治奠定思想基础，因为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之中，父权是绝对的，这点与朱熹学派的学说不谋而合。而这带来的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与社会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日本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协调远远超过了中国，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基础，进而也为19世纪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便利。
三、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在中世纪的欧亚地区，一方面伊斯兰教和儒教帝国日益衰退；另一方面，在欧亚大陆的西端则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西欧地区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与传统农业文明有着本质差别的新文明——现代文明，从而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这是一个建立在繁荣的工业和西欧与富裕的拜占庭及伊斯兰帝国利润丰厚的贸易基础上的社会，意大利人作为贸易的中间人而致富。
大约在1400年，威尼斯商人的船队已经发展到由300条大船、3000条小于100吨级的船和45条总计由28000人操作的大帆船组成。威尼斯码头还雇佣了6000名工人。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差不多。在这些城市，商人家族掌握了政治、商业和手工业。而正是这些人，成为文艺复兴艺术家和作家的赞助人，因此，他们的兴趣和口味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世俗主义和人文主义并存的部分原因。
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更关注于现实而并非超自然的力量。被称为文艺复兴之父的彼得拉克（1304-1374年），就强调古典艺术在提高自身素质和指导社会行为方面的价值。另外，当时学校里所培养的也不是牧师，而是商人的儿子。
当教会不再是艺术家的唯一资助人以后，艺术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圣经》题材以外的东西。到15世纪中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达到了成熟阶段，全才的达·芬奇被视为“文艺复兴”的代表。
1494年法国的入侵引发了其后几十年欧洲国家对意大利的战争，使得意大利半岛遭受了严重破坏。而航海家达·伽马1498年5月22日在印度加尔各答港的登陆更是给意大利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结束了意大利在海外贸易上的垄断地位。
比起商业的衰退，工业来得更为严重。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依靠向北欧和近东出口工业产品以及银行服务和海洋运输业赚取了大量利润，但是到16世纪末的时候，英国、法国和荷兰已经超越了意大利。差距的日益增大，使得曾经是中世纪欧洲中心的意大利变成了“欠发达地区”。因此，文艺复兴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大约到1550年，活跃了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走向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