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复活岛上波利尼西亚人已经感受到了危机和焦虑，于是他们建立了“文化保护组织”，明确地提出了自己观点：保持自己的生活状态，而不是一切向钱看。
十、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1763年到1914年期间，是欧洲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为世界主人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欧洲的霸权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领域，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也都非常的突出。1914年之前的十年里也发生过很多对欧洲优势的严重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一次就是日本打败了俄国。另外，当时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以及各殖民地发生的革命骚动也值得注意。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欧洲作为世界的主人究竟具有哪些优势，并且观察这些优势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挑战。
欧洲的优势
首先，欧洲在政治方面拥有极大的优势。欧洲在1500年到1763年间从默默无闻中崛起，并且控制了各大洋和西伯利亚以及南北美洲人口较少的地区，但是欧洲人并没有影响到非洲和亚洲。在非洲，仅仅是在沿海地带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和在大陆南端有一个小小的布尔人居留地。在印度，欧洲人也仅仅是在沿海有那么几个贸易站，他们的影响并没有延伸到广阔的内陆。在东亚，虽然欧洲人想要与当地进行进一步的来往贸易，但是他们还是被严格限制在广州和九州。从15到18世纪，这三个世纪欧洲与亚非的交往根本没有什么成就，就算此时欧洲人突然消失不见，当地人的生活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持续下去。
直到1914年，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的影响已经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地增强，南北美洲、西伯利亚和英国的自治领都已经欧洲化了。欧洲人成群结队地向那些地区移民，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着民族。虽然到了1914年时，美国和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了，英国的自治领也已经实现了自治，可这些已经欧化的地区，不管是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已经与欧洲脱离不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非洲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外，都已经成了欧洲的殖民地，亚洲大部分地区也都成了欧洲的殖民地。在16819000平方英里的亚洲地区，1914年完全独立的国家只有日本而已，而日本在亚洲也仅仅拥有161000平方英里的殖民地。
除此之外，世界上其余部分则都是由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已经半殖民地化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这样的小国，也包括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国。所有的这些国家都由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它们之所以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仅仅是因为欧洲列强拿不出合理的瓜分方案。
在1914年，欧洲已经称霸了全球。
其次，欧洲的霸权不仅仅体现在地域的广袤上，还体现在控制的深度上。此时，欧洲已经成为世界的银行家，它为建造横穿大陆的铁路、开凿沟通海洋的运河、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提供所需的资金。另外，欧洲还成为世界工厂。1870年，欧洲工业产量占全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唯一勉强能与欧洲抗衡的美国只有23.3%。虽然美国到1913年已经发展到了35.8%，但是欧洲工厂的产量仍然占全世界总产量的47.7%。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在欧洲资本和技术的大量输出之下，全球经济空前的统一：到1914年时，除了在全球陆地上架设了庞大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网外，还在海底铺设了516000多公里的电缆。到了1914年时，已经有总吨位达到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装载着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开凿的几条运河也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缩短了欧洲到印度的航程，巴拿马运河减少了纽约到旧金山所需的时间。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这些铁路打开了各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869年和1885年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190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1914年基本铺设完工。
各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导致了全球生产率的惊人增长。在1860年至191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6倍，在1851年到1913年间世界的贸易额则增加了12倍。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的现象中获得了最多的利益。
欧洲的入侵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开始被引进。不久，农民们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生产，而并非原来的自然经济中只为自己和附近的人生产。这也意味着他们不仅日益受到此时已在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放债人支配，而且也受到变化莫测的经济波动的影响。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对生产力的提高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它最初的影响却无疑是具有破坏性并令人痛苦的。
欧洲的入侵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在这个时候在思想上起了变化的是殖民地世界中少数的上层阶级，并不是普通群众。上流社会的人有极少数懂得西方的语言，阅读西方的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在的政治状况。他们对接触西方文化最开始的反应是非常热情的，盲目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醒悟，开始敌视西方，并且企图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的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是来自其文明的优越性，从而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造人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种都一样，上帝把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导劳动，能指引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劣等民族。这样就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这是一种用理想主义的责任论来掩盖当时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
而与“白人的责任”这种说法相反，1992年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巴希尔·戴维森出版了一本叫做《黑人的负担》的书。他指责英国人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一些制度和条例不切实际，这些条例并不是白人的责任，只是黑人的负担。
与现代人反省的态度相反，在19世纪，欧洲人几乎被认为是上天注定的统治者。他们在殖民地被尊称为“大人”、“先生”、“老爷”、“恩主”。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人开始用短浅的自我中心观点去观察世界。美国也一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4年致国会的一本咨文中告诫拉丁美洲说：“……长期错误的行为，或者一种导致文明社会的整体联系日益松散的软弱无能的行为，最终可能导致某一文明国家的干涉，在美洲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同样，1904年美国的一位传教士、着名出版家亨利·W·卢斯也从中国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对他们的活动很有利，“我们可以一起为上帝、为中国、为耶鲁大学工作。”但是其中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南非钻石大王、金融家和政治家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甚至已经想要征服其他星球了。
这些论调看起来似乎有些自信过头了，但是这种自信不是毫无缘由的。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坚实的技术优势的基础上。西方的技术继续以加速度发展，今天的罗德斯商业上的继承者们甚至更加自信。花旗公司前总裁乔治·穆尔在1987年指出，在未来的25年里，世界将被一小撮最大的金融机构统治，这些金融机构将在太空设立总部以逃脱政府的监管。尽管罗德斯当时苦于其他星球遥不可及，但是他现在的继承者们则认为这些星球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甚至是可以变成私人发射台的。
1914年时，欧洲的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看起来非常牢靠，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人们只要清醒回顾一下就可以轻易地发现，殖民地世界中潜伏的反抗意识正在渐渐觉醒。
历史上每当有弱小的社会被强大的社会所威胁的时候，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一种是断绝与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是吸取外国社会的诸多优点，从而有效地发展自身。第一种反应的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
在19世纪期间，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两种反应。1857年的印度兵变和1900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就是第一种反应的典型例子。虽然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给予西方侵略者一定的打击，但是却没有构成对欧洲霸权的有力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只是消极的造反，企图用武力赶走侵略者，恢复以前的美好时光。但是西方的军事力量和经济事业并不是靠武力就可以抗拒的。然而当土着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并且运用这些来对抗西方的时候，情形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变化。
在亚洲第一个采纳并推行西方政策的国家是日本。他们于1894年到1895年打败了衰弱的中国，接着又在1904年到1905年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一个亚洲的小国战胜了欧洲的强国，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转折点，这件事情给整个殖民地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和极大的刺激。与日俄战争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俄国的大革命，日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这场革命。沙皇的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如同来自满洲战场上的报道一样，让各地被压迫的民族激动不已。一位身在波斯的英国人察觉到，各殖民地国家中正涌动着一股暗流，他认为东方必定会发生一场变革。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革命对东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并且东方已经开始改革，发展排外运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国家反抗西方殖民者的运动即将爆发。
事实证明这位英国人的分析非常正确。在随后的几年里，西部的奥斯曼帝国和东部的中国都爆发了一系列的革命。尽管欧洲的全球霸权好像是不可抗拒和长盛不衰的，但是事实上，它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接受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在1914年，欧洲的列强有足够的实力来镇压各地的反抗，但是这些反抗仅仅只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而已。民主主义运动将会在全世界内大范围地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