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几千人企业的经理，发号施令是日常工作之一。但对于尼古拉来说，其巧妙之处就在于靠引导，而不是靠发号施令来推行自己的主张，使自己的主张和大家的看法融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具体工作的执行者就没有奉命行事的感觉，而是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大家（包括自己在内）的意图，其结果必然与奉命行事大不一样。企业要发展、要兴旺，与其说是靠产品竞争取胜，毋宁说是依靠企业全体员工的素质、积极性和向心力。尼古拉深深懂得这一道理。要调动企业全体员工的积极性，总经理的诚挚正派是必不可少的。在实际工作中，下属们阿谀逢迎的事情自然会时有发生，尼古拉对此一贯毫不客气，当面嗤之以鼻。而相反，对于批评，甚至是言辞激烈的批评，尼古拉总是扪心自问，自己错在哪里？如果自己并没有错，而是同志们的误解，那就要检查在已生产的误解中，自己负什么责任。在这样的氛围中，下属们就不会产生“我在为总经理尼古拉干事”的感觉，而常常处在“我干的是老板大家的事业”这样一种心态中，其结果如何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总经理的知识不如工程师、总设计师，那就不够资格当总经理”，这是尼古拉恪守的信条。尽管他在出任总经理之前曾担任过技师长、工段长、车间主任，也曾担任过设计局的主任设计师，但独当一面地领导一个几千人的联合企业还是头一次。尼古拉在困难面前信心十足，清晨5点钟，当人们还沉睡在梦乡中时，他已披衣起床；7点15分，晨雾尚未散尽，他已在各厂里巡视了；深夜，万籁俱寂，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尼古拉还伏在案上工作，好就好在每天只睡5小时，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设计图纸，核算表格和工艺流程时时刻刻都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专业书籍，国内外杂志期刊，都是他案头必备之物；车间经济、工厂经济、部门经济、宏观经济都是他研究的对象。知识海洋里的纵横捭阖，使尼古拉如虎添翼，处理各种问题游刃有余。多年来，伏洛格达联合企业生产计划总是完不成，人们往往在劳动力投入量上找原因，而尼古拉却匠心独运，从工艺流程上开刀，抓住了矛盾焦点，四两拨千斤，生产很快走出了低谷。钢筋铁骨的机床，如同插上了翅膀，不仅飞向了国内各地，而且飞往了西班牙、联邦德国。
将领导变为引导，是老板用人中的高超领导艺术。尼古拉非常巧妙地实现了靠引导、而不是靠发号施令来推行自己的主张，使下属和全体员工很主动地接受他的意图行事，取得了事业的成功。
领导转化为引导，对老板有着较高的要求。首先，老板要做出表率。老板对于自己制定的规范、决定的政策，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对于自己的诺言，要言必信，行必果。只有老板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被老板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跟着积极行动起来。人们常说“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说的这个道理。老板的身教往往重于言教，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有令不行。领导转化为指导，还要求老板要给被老板以信任和指导。现代老板不能单凭自己的职务、权威和形式上的地位尊严去建立领导，而是要靠对被老板的信任和指导去建立领导。要相信自己的下属是有工作积极性的，有提高自己的能力、承担更大责任的愿望。老板对于他们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则要给予指导，热情地帮助解决；出了问题老板要主动承担责任，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老板通过对下级的关心、尊重来指导，使下属人员能心情舒畅地工作，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利益与事业的兴旺和单位的发展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下属人员具有自觉地、持续地保持和发挥积极性的内在动力。尼古拉依靠自身的行动和言论，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增强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向心力，从而使伏洛格达机床生产联合企业走出低谷，走上腾飞之路。
无为而治
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孔子有主张“有为”的一面，也有主张“无为”的一面。“无为而治”同样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管理行为方式。
一说起“无为而治”，人们一般都会认为这是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主张。就连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也说：道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倡而臣和，主先而巨随，如此则主劳而巨逸”，于是他指斥孔子“博而寡要”（《史记·太史公自序》）。初一看，有道理，实际上不无偏颇。其实“无为而治”乃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各家各派的共同理想，只要能达到“治”的效果，既然可“无为”，又何乐而不为呢？所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管理行为中的“最小——最大”原则，即如何以最小的行为来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认识是一致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什么是“最小”，各家各派在理解上就殊异了。道家所理解的“最小”是道法自然，因而主张以清静无为达到无为而治；法家所理解的“最小”是“君主集权”，因而主张以专制手段达到无为而治；而孔子的“最小”就是：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第二》
以道德教化即价值导向来达到无为而治。在孔子看来，老板的言行举止都具有示范的意义，故老板应该实行象征性管理。只要搞好个人道德修养和对部属的道德教化，就可以上行下效，部属就能自觉地按照企业的价值准则去行动，“垂衣裳而天下治”。孔子认为，老板应该实行“分级管理”，“任官得人”，集众人之长而又免去众人之劳，用人得当而又充分信任下属，敢于放权而又善于抓住大事；老板还应实现“主体化管理”，“行其所无事”，巧于使民，惠而不贯，为而不为，实行“不管之管”，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极致。当然，相对于道家“无为无不为”，什么都没做什么都做了来说，孔子旗号的老板还是要“劳”一些的。“主劳而巨逸”——司马谈的指责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这里的“劳”并不是具体管理事务的“劳”，而是道德修养上的劳。这表明孔子老板应多在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
事有巨细，孔明要明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子曰：“无倦。”《论语·子路第十三》
孔子在谈到一个为政者（老板）怎样施行领导管理时说了三条原则：
一是先之。老板要为人之先，开风气之先，领潮流之先，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
二是劳之。要能承客观存在得了劳苦的磨炼，只有这样才能服众和有效领导下属。
三是无倦。老板不能慵懒，应能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以一种热忱、激情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从而感染和号召员工一起克服危机，创造辉煌。
现代企业管理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企业领导的言行举止都被员工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老板的表率作用和形象要求，老板在其他文章中已经提及，在此不赘述。老板说老板的表率作用要先之、劳之，并非说老板就必须事必躬亲。事无巨细老板都插一手，这是否科学，尚值探讨。
就说孔子，说他是思想巨匠，反对者寥寥，但也有人说他只会“坐而论道”，不务实际。比如说他鄙视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比如说他轻视经济，自命清高，“小人喻于利”。这些种种说法不能说全错了，但也不无道理。问题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真实的孔子并非人们想象的文质彬彬，而是膀阔腰圆，能文善武，早年间会吹打送丧，也非一无所长。只不过，他的思想和学问渐达佳境后，自然是把精力用在“最有效率”的事情上，这也并不奇怪。他以教书授业为生，弟子3000，其中贤者70，现在读书人这么多，一个教师又教了多少学生呢？孔子不仅教务繁忙，还要“周游列国”，自然没有时间再做过多具体事务啦。
由孔子的作为推而广之，现代企业老板在事业开创之初，固然应该精通一门或数门专业技能，当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后，老板的个人技术能力显然已退居次要地位，需要从冗务中脱身。这时他最需要的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识大局，做决策，给企业发展规划方向。
正如当代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杜检克所说，人力资源在企业所有的资源中是最丰富、最有多方面才能、最具潜力的资源。因此，老板的首要任务是把他的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之中所蕴藏的一切力量都挖掘和发挥出来，消除一切可能存在的弱点，激发出员工的创造激情，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活力的整体企业。
摩根公司总裁彼得·摩根也说：
“我认为一个老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带领整个工作团体的工作意愿。”
明白老板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三国时期的“卧龙先生”诸葛孔明却不明白。他官至蜀国丞相，精明过人，当年徐庶和司马德操都说：“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得天下”。也活该刘备有福气，卧龙凤雏都入其帐下，自己却梦断夷陵，托孤白帝。按理说，此时辅佐的是“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自应审时度势，将息身体，以利长期规划，即便率军亲征，亦无不可，但他事必躬亲，芝麻小事也要管，部属乐得清闲，而他却排精竭虑，积劳成疾，最后抱憾五丈原。一代将才陨落，原因是过度劳累，统一大业转让他手，怎不令人扼腕长叹焉。相反，刘邦身无专论，兵不如韩信，经世不如萧何，出谋不如陈平，但他却能驾驭群臣，统揽天下，终至项羽兵败，天下落入其手。
为什么说诸葛亮只是一代将才？孔子许多代表人物说得很明白。
《反经·大体》记载：
“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面议，则天下拱己而正矣。’”
三国时刘劭在他所著的《人物志》里也说：
“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
《反经·大体》说：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有为之则不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反经·君德》记载虞世南评价汉文帝的“才艺温雅’时说：
“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洞令典策；武则禁暴兵，和谐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萧，和声度曲，此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
作为帝王，关键在于通晓“帝王之道”，知人善任，适才适所，驾驭群臣，把握大局。作为臣子，则要有一技之长，为君所用。如果帝王事无巨细，凡事亲力亲为，反易为“贤者恶之”，因为贤者没有用武之地了。
当代社会，商战犹酣。作为老板尤其需要有大智慧和大气魄，对市场发展前景企业生存状态做清醒估计，制定长远发展规划，而不是拘泥于细枝末节。具体而言，应把握以下几点：制定合理的经营目标，以此作为全体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科学的工作方法，客观分析市场，合理配置资源。健全的管理制度，达到“人其才，物尽其用”。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尊重员工，顺乎人情，培养和谐合作的工作环境。理性的决策过程，既凭经验也靠论证，慎重评估，力求最佳方案。良好的公共关系，与政府、关系厂商、社会机构、同事建立良好关系，多争取友谊和支持，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
台湾管理学教授蒋乔萍认为，以一个老板的能力而言，一位主管的管理涵盖范围，最好不要超过八个。一位企业的经营者，把业务最多分成八个部门，自己在中央统揽全局即可。每个干部负责一个部门，各部门之间还可以互相支援合作，这八个单位主管可以直接和老板接近沟通，以老板之能力最多处理八个人的问题，尚能有余力开展前瞻性的规划，再往下层的琐碎事务，则由这八个部门主管，再依此理也最多分辖八个部门，层层负责，责任明确，事情就好办了。
一个公司里，需要各方面的管理人才，大家共同协助经营者管理好公司，绝不能只靠经营者一个人的努力。而经营者只要能知人善任，恰如其分地任用人才，和各方面老板一道研究行情，制定对策，监督实施。这样的公司领导就已经是称职的了。
权变通达，灵活机动
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第四》
老板对于治理企业的事情，没规定必须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得合理，就怎样干。圣人并不迂腐，中庸不是僵化。
圣人也食人间烟火
人们通常认为孔子是圣人，似乎不食人间烟火，遑论市场经济，这是误解。哲学是各门科学的总和，精于哲理的孔子在商品交流频繁的春秋时代，具有精明的商品意识。他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对好玉的处置，孔子当即说卖掉它，并且要卖给识货的人。这给老板一个有益的启示：屯积居奇固然可取，但更重要的是加速商品交换，盘活资金，获取更大的利益。可见，孔子并不迂腐，深诸货币流通的规律。
在现代商品社会，商品未进入交易之前，只是一个符号，唯有与货币等价交换，才能体现商品的价值，老板才可能获利。这情形同股市投资者相仿，股票持有者无论账面上获利多少，若不进行交易，则毫无利益可言。曾有股民张道达持有“深发展”若干股，在牛市时盈利数十万，却持股观望，未能及时抛出。后来熊市出现，数十万盈利皆化为泡影，反而亏损。还有一位药材商，适值1998年华中洪灾，急需抗菌素，他乐观地认为价格看涨，迟迟不肯售药。结果其他药商捷足先登，抢占灾区药市。待冬季来临，药品滞销，该药商存货过多，过了有效期，蚀财甚巨。惜售，是商场上的通病，常使业主错失良机。孔子迫不及待卖掉好玉，值得老板借鉴。
但好货未必能卖好价，孔子深谙其道，主张要等待识货者。在商品交流过程中，持货者的自信和耐性十分重要，常常有同行业商家在价格上达成默契，坚持最低保护价。但若有商家沉不住气，率先打出降价牌，结果导致竞相降价，损失在所难免。我国近年来的彩电、VCD价格大战正是这种情况。长虹电器自信品牌优势，以技术为保证，加上完善的售后服务，降价幅度最少，市场占有率未见衰减。可见，卖者自信，买者识货，是维持市场秩序的基本条件。有家涉外宾馆旁边的古玩店金古斋，门可罗雀，生意寥寥，老板终日喝茶养神，似无事可干。有人耽心他难逃关门厄运，老板却说：“我的货，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的确，他的古玩多是珍品，一月中只卖掉一件，盈利可维持半年房租。可见，古玩老板最耐得性子，等待识货人。当然，这和货币流通理论相悖，但商品经济是灵活多样的，对一些特殊商品而言，能有识货者上门，卖个好价，远比流通过程重要。孔子对好玉的态度，可作借鉴。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对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位矣。”《论语·阳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