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人评价比尔·盖茨的战略转型时说：“微软以惊人的敏捷对它所犯下的近乎致命的错误做出反应。比尔·盖茨在1994年就犯过一个关键性的错误：他未能及时地意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但到1995年5月，他就领悟了。就像他在一个内部备忘录里写到的，‘现在我把互联网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互联网是IBM在1981年引入了个人电脑后研发生的惟一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互联网是潮流。它改变了游戏规则。它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机遇，也是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挑战。”
只有掌握新知识，扩大知识面，厚积薄发，在关键时刻把握自己的命运。
21世纪的社会，有许多新的知识有待人们去学习和掌握。谁掌握了新知识，谁就开辟了新领域，解决了新课题，从而成为了成功者。未来学者认为，21世纪将是科学技术向更高、更新、更尖、更精方向发展的时代，人类将进一步认识自然，开辟新能源，征服癌症、艾滋病等困扰20世纪的疾病。科技化社会将给人们带来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更大的方便。但是，人们在享受着高科技恩惠的同时，也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森林毁灭、土地沙化、污染严重、酸雨肆虐、温室效应、臭氧危机、矿茂耗竭、淡水缺乏、放射性物质、动植物物种的灭绝等，都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幸福与安全。而这一切对于有志于探索和攻克这些难题的人来说，却是难得的机遇和挑战。无疑，谁功克了难题，谁就是当之无愧的成功者。而这种成功者靠什么攻克难题呢？当然最主要的是知识。因此，知识在21世纪的成功中具有前所未有的作用。
由于知识在成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锻造自我，首先是知识的学习和获得。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各项体制的健全，以往那种“痞子发财”的现象，正在逐步弱化，失业下岗者也大多是知识水平较低者，而知识先富阶层正在逐步崛起，干部队伍和知识化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在本世纪末已经开始出现，以后只会日益明显。
在北大，学习和掌握知识的范围，是博与精的结合。博是指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的广泛涉猎，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精是指在自己的专业或本职工作的范围内，尽量掌握高精尖的知识，并不断树立自己的观点。
学习和掌握知识，最关键的是刻苦认真，持之以恒，不要拖延。
不仅在社会上是这样，学生也应该努力掌握新知识，扩大知识面，这对于面对新世界挑战的青年人来说，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北大的师生以知识广搏，基础扎实见长。他们一贯强调和重视“打发基础”的重要性。
北大哲学系统启伟教授回忆说：
洪谦先生是弛誉国际哲坛的著名哲学家，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之一“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我在1952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很长时间里虽久仰其大名，却无缘得识，因为在50年代初期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教授是不许登台授课的。只是到了我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即1955年秋天，由于我选的论文题目是“批判休谟的不可知论”，系里请洪先生做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我才有机会去拜见了他，我发现，洪先生待人很平和，也许是初次见面吧，对我很客气。他似乎不善言谈，而且说话也很谨慎，除了谈毕业论文的写作并指定几本必读书外，几乎没有什么题外之言。但是，有几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至今难忘。洪先生说：“你这个论文题目只有一半，只有休谟哲学这一半，我可以做些指导，至于批判这一半，你恐怕要自己多思考。批判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我学马克思主义大概还不如你们同学学得多。苏格拉底说得好，‘我知我为无知’。（我后来知道，这是洪谦先生非常喜欢的一句格言）我不能以自己无知东西去指导别人。”但是，他接着说：“不论你怎样去批判休谟，你首先要认真地读休谟的书，弄清楚休谟自已究竟是怎么说的，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要求。”
其实，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就是一年之后我做他的研究生时他还曾屡屡以此教我的治学第一要义，用他的话说，就是研究一个哲学家，首先就要“沉下心”读他的书，“钻到”他的书里去，真正把握他的思想，不要事先有个批判的框子，把人家的思想“切割了往里塞”。对洪先生的这个教导，我在1956年11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读书应浸沉于书中，深知其当然其所以然之故。慎勿先存威爪为批判而寻章摘句，必不能沉下心读书也。”
洪先生反复对我说，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好比盖房子，地基不牢，盖不了高楼大厦。又说，知识基础要像铁板钉钉一样牢固、扎实。他甚至用手指着头说：“就是要把基础的东西地钉在脑子里。”我们好几届研究生学制是四年，为了打好基础，洪先生要我用一年半的时间读西方哲学史。他说，你研究休谟也好，研究别的哲学家也好，都必须有深厚的哲学史的功底广泛积累，才能有所用，正可谓‘厚积而薄发’。有人讲维也纳学派目中无史，不重视哲学史，洪先生认为，其实石里克（维也纳学派领袖，洪先生的博士生导师）有很深的哲学史的修养，我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时，哲学史是必读的。”
此外，洪先生还要我全读或选读了许多西方哲学的古典名著。他总是讲一定要读哲学家自己的书，一定要读原著，这是“基础的基础”，有的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还特地请对希腊哲学研究有素的方书春先生做好几次辅导，为我解答疑难问题。
北大经济系毕业生王梦奎教授认为他现在的学术成就得益于求学时牢固的基础知识，他指出：
北大对我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专业知识的把握和治学方法的训练。
北大的专业知识教育是扎实的。当时陈岱孙、罗志如、樊弘、赵靖等有名的教授都给本科学生开课，甚至给低年级学生开课。赵靖先生开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课，是全国高校的首倡。罗志如、樊弘、范家骧等先生开的西方经济学课，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厉以宁先生当时只有三十岁左右，他讲授外国经济史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深受同学欢迎。老师们的渊博知识就是榜样。图书馆是开放的，丰富的藏书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借阅包括解放前出版的图书、报刊和杂志。经常举办学生自由参加的各种讲座。我没有浪费这几年的宝贵光阴。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因病休学大半年时间，在校学习的五年没有回过家，所以的寒假、暑假及至星期天，都是留在学校读书的。除读经济学，还漫无计划地读了不少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东西，使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以经常学为主的杂家。当是我对中国经济思想史产生了兴趣，学年论文题目写的是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毕业论文写的是的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因此而研究了一些关于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方面的资料。指导老师赵靖先生教我怎样做卡片，怎样似论文大纲，以及文章的起、承、转、合，使我受益匪浅。我感觉到，所有授课的老师，在教学中都是毫无保留的，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多学点东西。也许是巧合，甚至是幸运，我从北大毕业后一直从事笔墨生涯。先是做编辑工作，后来长期在国家领导机关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公余种“自留地”，自己写些东西，成绩都还不算太坏。基础是在北大打下的。在北大所受的教育，使我享有终生。
许多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进入了理想大学的青年人都认识到打好基础的重要性，强调学习应抛却急功近利的思维模式。1996年陕西省文科高考第一名王凌指出：
“从求知出发看高考，会平静那浮躁的心态，抛却急功近利的思维模式。……我认为高一、高二不应只盯着高考，而要夯实基础、拓宽眼界。在知识积累和思考习惯上做到深广合适，协调有机。”
1996年广西省文科高考第一名熊远萌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特别强调“牢固掌握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他指出：
“万丈高楼平地起，扎实的基础是进一步提高能力、取得好成绩的前提。对知识掌握得牢固，考试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
1993年广东省高考文科第一名陈健在介绍自己的经验时说：
“厚积薄发是学习的方法，也是事物运行的规律。厚积，就是扎扎实实地打基础，一点一滴地扩大知识面；薄发，就是游刃有余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取得成功。厚积薄发，用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厚积是量的积累，薄发是质的飞跃。学习知识是讲究厚积薄发。”
进取，创新是时代的要求，厚积薄发，学习知识，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智慧的模仿和创新也是成功的一条途径
创新有很多种途径，有很多办法可以帮助你尽快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模仿——智慧的模仿就是其中之一。
北大经济学院一位教授认为：人生大部分的学习，其基本观点之一，就是从他人的成功里汲取经验。智慧型的模仿或者说创造性的模仿是建立在发挥自己的特性、肯定自我的基础上。不仅要学习别人的经验，还要能不拘一格，不断地寻找更多的、更有效的方法，去达到你的目的地。
能推动和撼世界的人，往往都是那些擅长模仿的人，他们精于学习的艺术，能踩着别人的脚印前进而不是贸然前闯，因为他们知道人生有涯。
要向卓越模仿，你要像个侦控，像个测量员，不断地质疑并找出得以成功的痕迹来。
在科技领域中，每往前跨进一步，都是循着先前的发现和突破。在经济世界里，不从以往学习，不会像创作艺术般经营的公司，必然消失。这个道理是我们都深信不疑的。
然而，人类行为的世界，却是依然使用过时理论及资料的少数领域之一。我们中有许多人，还在那种19世纪心智行为的模式中打转。例如把某种事命名为“沮丧”，你知道会怎么样？我们就真的沮丧了。真的，那些理论还真是丝毫不爽的预言家呢。
模仿是件有力的工具，但那只是让你用来拓展你自己的方式、你自己的做法，你自己的透视力，没有任何做法是能永远畅行无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