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明志，心态要平和
在这个到处都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浮躁的气氛中。他们渴望、他们企求、他们追逐……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着一种表面的现象捆扰，他们也被世俗的一种争抢之心占据着思想的空间。于是，社会上我了很多精神空虚者，多了许多“失志”之人。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根本就没有直视过自己的生命，他们没有去体味人生的涵义。确切地说，他们的人生是没有目标的，所以他们的生活才是浮躁无味的。
而北大的一些学者，他们身处于这个喧嚣的社会而不烦乱，能够在都市的空间中开辟一片自然的天空，因为，他们的心灵是宁静而和平和的，他们的人生志向是明晰而远大的，他们的身上，有着浮躁的一代人的学习的闪光点，多回味一下，径狂热不安的心注入一片盛夏的清爽……
■人生范本：赵国—以平常的心对待学术和人生
常人应该何持一颗平渖心。而事实上，常人最难拥有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平常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眼看着身边的人住别墅、开汽车，常听别人侃侃百谈高档消费，如果是有一种坚定的志向和信念，我想是没有几个人能够何持，谈泊的心态的，而在北大，正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为学术而奋斗，让眼花镣乱的世界在他们的面前引退了。他们勤恳，他们甘于寂寞，他们以罕见的执着和坚定，使学术的光芒更显得灿烂而澄澈。赵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赵国，女，1945年2月生，河南尉氏人。师从王摇、乐黛云，1981年在北大中文系获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为批判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大一学者这样评价她：
赵国常说自己的“老”。但是她凌厉的谈锋，时而发出的富有感染力的笑，使你觉得，她所谓的“老”，或许更指一种境界。在这个字的庇护下，她可以更加坦然地摒弃浮躁的心态，摒弃虚夸，而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她不再易受外界的纷扰，“老”使得她游离于“圈子”之外，更以平常心来面对学术与人生，她甚至谈漠于别人的评论。“我清晰地体验着发生在自己这里的衰老过程，觉察到生命由体内的流逝，甚至听到了生命流逝中那些细碎的声音”。对于一个刚刚五十出头的人来说，“衰老” 这个词尚显得滑稽，可是这种渐入老境的心态，对于学术上如日中天的学者而言，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它使她得到了摆脱借口，心灵更加自由，无所羁绊，空前从容。如果你在她的文体当中读到了前所未有的淋漓的品评，读出了删繁就简如三秋树的表达背后所蕴涵的洗尽铅华之美，那么，你会觉得，“老”给赵园带来的可绝不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或者恰恰是相反也未可知。赵园自己，也时常“害怕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自得共乐、无不满不平、持论公允稳健”的蔼然长者。几年前有人在文章中称赵园为“旧式的女性批评家”，想到自己在所谓新人眼里，已是“过时人物”，她不禁失笑，彼时的心境，似乎听到谈论另一个人，漠不关心，不妨随喜一乐。“老”来怡然，不乏幽然，总不会掳上袖口来干仗。
赵园又可算得上是我所里的最坦然的。她的不加掩饰不留余地的直率，有时候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语名的斩截率真与文丛的曲折掩映成了有趣的对照。生活中的赵园，对师，对友，总是任性而为，出语无忌。对颇具师道尊严的王瑶先生，她也不一味恭顺，有时甚至不惮顶撞；即使在纪念王瑶先生的文章中，她也不忘指摘他的震怒中所显露出的“旧式”的“病态自尊”。这就是赵园，不隐讳，不造作，在艰涩沉重的文体后面，你倾听的是真实的“独语”，不必提心受欺骗；她可能故意遗漏某些片段，但凡她所叙述的，决没有煽情般的夸张，也没有着意编的轶事传奇。学者的散文，也不善于吹“肥皂泡”，读后，别是一种风味，似与时下的文风不同。无病的呻吟，在她是不可饶恕的。
在纯粹思辨的世界之中，女子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这也许从生理学上得到某种牵强的解释。在而学术研究中的女性倾向，却是所有女子者之大忌。而赵园却是例外的处之泰在的一个。她并不刻意追求所谓女性风格，但是也决不回避、隐藏，她不欣赏的，只是那种故作粗犷的“假小子”的习气。然而在赵园的学术世界里，并不缺秒思辩。虽然完备的、体系化的训练并不具备，但她在大不时代所积攒下来的哲学养料，却实在使她以后的学术生涯受益无穷。在赵园的著作中，你也许一点儿也嗅不到有“女性标记”的某些气味。她的文风，犀利、斩截、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顾影自怜；她的论断，精警透辟，往往发人所未发，独具方家慧眼；她的选题视野广阔，自辟蹊径，其深度与文度均令人望而却步。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得以在众多男子所“盘踞”的学术天地中卓然不群，自树一帜。
她写道：“我在作为对象的形象世界中游走，试图由心灵的创造物去接近创造者的心灵，由这些心灵去亲近整个文学时代；度图凭借历史知识、艺术理论和个人经验（包括审美经验）控录这个艺术世界的深层结构，同时，由这特殊世界去‘复原’那个时代的感性面貌。”而事实上，赵园一直在寻求对自己终极能力的挑战——陌生的知识领域，陌生的理论架构，以至于陌生的表述，她尤为心向往这的，是思维能力、 认识能力惟及将认识理论化的能力。她力图达到“生命的深”。
赵园戏称自己是“邂逅学术”的。所谓“邂逅”者，不期而遇也，选择了学术，选择了书斋生活，在她是偶然而幸运的。枯寂与清贫，确也是书斋生活必然的伴生物，但她并不打算用安贫乐道、献身学术之类冠皇的话来自慰或是解嘲。她相信她所做的，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必有人做的，其价值无须特别论证。多少年来，因为弄学术，她已经习惯了听取满腔同情的半悲悯半慨叹的评语：太清苦了。每逢这时候，她真想仿庄惠之辩反问一句：“子非我，安知我不以此为乐？”是的，学术给予她的，是不受纷的一份宁静，她在学术中清晰地体验到生之力的扩张与延伸，“激情迸发时任激情迸发，平静谈中写平静淡漠的文字”，她甚至对上苍的安排心存着深深的感激。自然，书斋生活之中也有不可弥补的缺撼。整日安坐在书房的一隅。沈溺于思考与表达，对于活泼的生命，“永远地丧失了游戏的态度，永远地丧失了悠悠怡然，以至于迟钝了对四季流转、寒暑交替的感觉”，竟至于“一年年地忽略了初春时柳梢那烟似的鹅黄，到瞥见枝头翠色欲滴，才照例地悚然一惊”。书斋是纠缠她的矛盾与迷惑的所在，她有时竟不可抑制地压倦，强烈地向往她不曾拥有的生活，在投入与逃避、兴奋与疲备之间游荡，既惧怕喧嚣又不耐沉寂，这是她初期常有的状态。她曾不无神往地叹道过“我哪怕是一个健壮的村姑呢”，我听得出神往后面的怅惘与苍凉。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空旷的天地间独行的旅人，永在途中，注定了漂泊，体味着“孤独者的甜蜜与惆怅”。
人到中年，便很容易为“宿命”的意念所缠绕，是的，由事后看来，那些当时于懵懂他促之间所作的抉择，是决定了人生不可逆转的航向，怎样刻骨铭心地塑造了人的整个灵魂禀性，想来是令人惊诧莫名的。1964、1978年两次鬼使神差跌跌撞撞地踏入北大，在赵园，正是这样的宿命，无从诠解。如果说她是在躁动、浪漫，而不无忧伤困惑的革命激情中度地了好个难以怀的“前文革时代”，那么当1978年重回燕园，在而立之年又漫步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的时候，她的心境却带上了某种苍凉的紧迫的意味。对赵园而言，北大更犹如乡土，它不是那种可以无所牵系地走出世界，它在记忆的深处潜伏着，偶一提起，便会兀自怦然心动，在北大九十周年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中，她写了《属于我的北大》。北大在她心目中，是三四挚友的神奇而持久的遇合，是王瑶先生充满睿智与才情的暖而大的客厅，是师友间的纵情谈笑，晤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也许正是由于离开了燕园，她才能以更超然的眼光来瞩望它、思念它、品味它——内心里聆听乡土的声音。
这就是北大的一员，在她的身上，散发着北大的气息——一种幽幽的清香能润时间的长河，能育岁月的花草，能结芬芳的天下桃李，中平淡却又平凡。淡然这中透着对人生的追求和执着，平平实实的生活支了体现着做人的真谛。平和的心态中蕴育着高远之志，清晰、坚定的。没有华丽的色彩和修饰，也没有浮华的声音与场面，有的只是坚定的心和明确的态度。这也许就是北大所蕴育出来的人物的特别之处吧。
□做人，首先要明志
有志者，事竞成。足可以见“志”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了，只有明确了你的志向，你才可能选择你的道路，在后开始你人生的旅途。如果一个人无“志”，就像航海没有航灯一样，最终只能在大海中摸索，甚至会被海浪湮没。人要立志，更要明志。北大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这是它们做人的时候应该借鉴的。他们不但立志、明志，而且还决不“失志”。
马寅初先生便是这种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不可“失志”的典型。50年代毕业于北大生物系的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居乃琥曾回忆说：
后来，我逐渐了解到，马老早年留学回国，就拒绝种种升 官发财的机会，到北大执教。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不顾个人安危，不断发表文章、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抨击“四大家族”并针砭时弊，成为争取“和平民主”运动中“马首是瞻”的“民主斗士”。马老从1955年起就高瞻无瞩地提出控制我国人口的正确主张，并于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但却遭到错误批判，马老师坚持真理，不向权势屈服，毅然于1960年1月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更可看出马老的“志” 有多坚。马寅初先生早在1914年至1927年就在北大任教，1919年推选 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6月1日，69岁的马寅妆先生从浙江来到北应该，出任解放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当天，北大师生在民主广场上举行欢迎马老就职的集会。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介绍说：“马老嫉恶如仇，绝不讲情面。马老的治学精神和正派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行动表明，他是一贯坚持和发扬北大的民主传统与作风的！”在30年后的1981年在马老重新得到肯定的时候，，人们看到为坚持真理，马老竟付出了20年的代价。也许这正是马老所经受的教育吧。
早在解放初期，马寅初就十分重视和对国家经济综合平衡的研究。他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江浙一带视察。科学生产力发展的缓慢与人口激增千万的尖锐矛盾使马寅初感到不安。他得出结论：我国目前有一个新的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要解决这个以矛盾，必须从人口问题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着想。在当时，这真可谓是“天下第一人”了。因为那个年代还在强调“人多力量大”。
直至1957年4月初，马寅初谈了人口问题。接着又在北大发表了人口问题的演讲。6月，马寅初将这次报告稿加工整理成为一篇《新人口论》，选写成书面发言稿，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了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后又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马寅初呼吁：“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会棘手，愈难解决。”很可惜，这一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马寅初又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情出发，在他费尽心血的《新人口论》中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中国人口的问题的实质、表现形式和解决办法，并且指出：
“如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以3%来推算，10年以后人口将达8亿多，15年后奖达9亿8千万，50年将增加到26亿。”“过多的人口，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
接着，他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三条根本途径：1.积极发展生产；2.控制人口数量；3.提高人口质量。并且，马寅初在控制人口问题上提出了定期普查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以及提倡晚恋晚婚晚育、避孕等具体措施。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和远见旧识很快被当成毒草遭到批判。结果是，错批一个人，我增三亿人。
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题为《不许左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署名文章，文章责难马寅初：“他们谈的并不是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
康生在北大的一次报告中当着马寅初的面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马寅初遭到口诛笔伐。北大校刊和学报接连发表了18篇批评马寅初的文章。《光明日报》刊辟专栏，大肆批评马寅初。《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刊，陆续发表了近60篇批马文章。憨直忠厚的马寅初仍抱着科学态度保持着平静的心态，始志不谕。阅读批判他的文章，写大字报进行辩论。他表示，在人口的问题上，“不管怎样的艰难险阻，决不后退半步。”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就是这样，马寅初为自己的志向坚定不移，不但不有屈服，而且更加不断向前。
1959年12月，马寅初在《 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说：
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暴力屈服、批判者们投降。他没有投降，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相信自己的志向是正确的。
马寅初还在一次批判他的会上表示：“说我的人口论是资产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凭良心说我至今还弄不通。批判我见物不见人，我更搞不通。我的人口论，既重视客观规律，也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只见物不见人。坚持了自己的志向，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更加沉重的痛苦。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便再次加码。
由于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落入康生手中。康生对当时的北大领导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 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左派进攻，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 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左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