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在外交圈子里自然有失身份，但胡适我行我素于不自觉之中，是真名士自风流，因而别人也认为了是位“学者大使”，由此他的怪行反而被传为佳话。这正是因为他表露的是一种纯正自然的学问，而非故意装出来的“自我”。
1927年胡适到纽约时携去100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的博士论文，由杜威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而胡知一生中接受34个名誉博士学位这不是能“装”出来的，也不是能用衣服“穿”出来的，而是凭着真才实学“换”来的。
在学者中，保持自我“真性情”人比比皆是他们的身上，有着大家风范，有着真正的名士风流。陈平原这样评从自己的老师王瑶：
五六年来追随左右，令人感叹不已的，主要还不是先生的博学深思，而是先生的“真性情”。有学问者可敬，有“真性情”者可爱，有学问而又有真性格者可敬又可爱。此等人物，于魏晋尚不可多得，何况今日乎？
其实，“怪”也好，“真”也好，最重要的是追求自己为人的独特品味，不去强求自己模仿别人的生活，而是应该走自己的生活道路，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和生活哲学，用知识添加自己的人生法码，让自己的生命“重”起来。
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却不肯用电脑。别人保证五分钟教会他，他说：“包我一分钟会，我也不学。”他解释说，自己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只要面对稿纸，才能进入写作佳境。现在电脑是这样的流行和普及，早就是作家以“网虫”自居，想玩电脑，季老当然具备各种条件。他也不是“保守派”，跟不上时代，只是他不愿随波逐流、喜欢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而已。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做人，这是也正是名家的特点。自古以来的没有哪个真正有名士风度的人是随波逐流放弃自己“志”的人的。古人如此，北大人如此。
有这样一篇文章，这样写道：燕南园是我最钟爱的所在，草木松柏交映，浸润着一种幽深雅致的韵味，偶乐踟蹰其间，颇有出世之慨。在园子的最南端，常看到一位老者在静静静地莳弄他的凌乱然而却生机蓬勃的小化园，意态悠然，神情清朗，令人神往。我本来并不知道这就是四十年代就已声名大噪的著名诗人屈原的著作，被他飘逸浪漫的文笔深深感染过。我也曾拜读过先生别具一格的新格律诗歌，觉得颇不同凡响。更读过先生笔力雄健的煌煌巨著《中国文学史》。所以对他并不感觉陌生，可谓神交已久。那次我与先生的偶遇，真像神明的安排。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他的院子里。我竟然准确地认出这位正地收拾他的草木的老人。我似乎在一本书上见过他清癯超然的样子。对于我这个莽撞而陌生的“稚子后生”，先生似乎并不以我的冒味为忤，两个人就这样立着，乘兴而聊，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先生谈锋甚健，兴致所至，手在挥舞，眼睛放光，脸上的肌肉也在颤动。这位三十年代便活跃于诗坛的健将，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变故沧桑，诗情似乎并未随之消蚀，年近九旬，他的清峻、洒脱、率真的气质仍旧保存得这样完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生于魏晋文学亦有精深的探讨，认为那是一个礼教崩坏、思想解放的时代，对中国的民族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先生涵泳于唐诗之中，沾染了唐人激越青春的朝气，而浸淫于六朝文章，则又熏陶出一种魏晋人的风度，《世说新语》中载王羲之赞叹林公（支遁，字道林）“器朗神俊”，先生之谓也。
林庚先生对中国的诗歌，对魏晋文化有着相当的研究，在他的眼里，“盛唐气象，少年精神”是唐诗的风采神韵，而魏晋文学，则是一个礼教崩坏，思想解放的时代的产物，这对中国的民族精神影响深远。在他的身上，我们可惟看到唐朝人青春激越的蓬勃朝气，同时又透出一种器朗神俊的魏晋风度。这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气势，一种名士的风度。
雨后的清晨，燕南园内一派明媚。气息清爽，泥士松软而清香，如同林庚先生的生活，气味宁静而略带孤寂之感。他本身就是一种诗，似乎并不需要什么语言来表达，那种神韵自然显现，先生青年时代以旧诗起家，吟咏颇丰，但后来却感到旧体诗词束缚手脚，难脱古人窠臼，遂改弦易辙投入新诗创作。1933年至1936年，风华正茂的他先后出版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诗集，震动了一时的文坛。他一方面致力于把握现代生活语言中全新的节奏，因为它正是新诗行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追溯中国民族诗行的物质基础，中国民族诗歌发展的历史经验历史规律。他说，形成的存在是一种便利而不是束缚，更不是处处在由得不耐烦了故意要找个桎梏。但形式既是一种工具手段，在还没有充分掌握自如之前也可能成为一时的束缚。这好比初次穿上冰鞋在冰上行走，它可能还不如不穿冰鞋走得更痛快些，甚至不免于跌跤。可是在跌过几次跤之后，待到运用娴熟，游刃有余，得到的却是更大的痛快，更大的自由与解放。中国的五七言诗从班固的“质木无文”的《咏史》诗，到建安诗人将成熟的五七言推上诗坛宝座，再到唐代五七言诗的全面繁荣，经历了几百年艰辛的历程，才把这种民族形成浇灌得玲珑透剔，得心应手。席间，他即兴吟诵旧诗词，甚至大段背出他自己几十年前作的新诗，其热情与记忆力令人惊叹。只有对诗歌怀着母性的热爱与宗教和般热忱的人才会有这样持久的激情，才会蕴藏着这样自然而然随时流露的充溢身心的诗意。
吴福辉行生追忆当年（1980）林先生授课的盛况，陶醉于聆听他“在讲坛上忘情地长吟诗词看他一黑板一黑板的漂亮书法”，言下不胜怀恋之意。赵园在一篇关于北大的文学中写道：“有一次，和同伴们一起，见到林庚先生打不远处大步走过，外衣被风吹开，觉得很飘逸，目送着。议论了好一阵子。”读后，实在令人心向往之。
有一位北大学者这样写诗描写林庚先生：
纵谈竟日论时文，
耄耋未改赤子真。
诗宗盛唐新气象，
心追魏晋旧风神。
凤翥龙蟠真名士，
霞舒云卷堪逸人。
不见挥毫尘烟落，
掩郑遥想王右军。
这是林庚先生的写照：清逸、赤诚、执着。这是“真名士”的风采，也是北大人的精神写照。做人，若能如此，怎么不会有人生跋涉之苦的感叹呢？
□心静如镜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这是一位北大学者的话，也是他为人的一个原则。心能如镜，这是一种品格，是经过千锤百练方可达到的一种境界。这也是一种思想，一种平静做人，静观世事的一种思想。达观做人，不为世俗的东西束缚，不为名利所诱惑。这是北大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他们的一种处世态度，做人若能心静如镜，还有什么摆脱不掉的烦恼呢？
在北大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阶段，充满着封建的气息，被一些本不识为学者所有的东西笼罩着。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办了10余年，几经周折，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连清廷当局都自认其水平太低，更不用说外国人视之为豢养学堂了。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名称改了，但本质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良风气的影响，北大的名声臭到了极点，严重的封建衙门风气，不良的学风，因循守教的教学……以至一般正直之人认为已不可救药了。
那时，也就是京师大学堂期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漫延，学堂像衙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当时正教者是这样授课的：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照送如常仪。冯友兰先生上本科时，哲学系陈介石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去世了。陈汉章接着讲，讲的是《宁无学案》、《明儒学案》那一套。其实，这些老先生连中国抓住学史这门学问的实质，都还不大清楚。以至后来胡适来北大也开哲学史课后，有一天陈老先生一上课就拿出胡适的讲义笑不可抑，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如此教师，自然教出来的学生也高明不到哪里去。而且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不允许借阅。
教师如此学生亦然，学生也以读书求功名利禄为目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虽然取消了科举，一般学生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资格，以毕业后做官为目标。由于学生有做官发财的思想，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为最后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据统计，1917年底，北大法科的本科和预科在校学生841人，文科学生418人，理科学生422人，工科学生只有80人。读法科的学生是文、理科的总理，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于北大为招收文科学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报考文科可以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即可。学生入北大后，从法科改文科随便；从文科改法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样的环境里，由于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不思学术，学风极坏，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花钱一年在上千元的，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千元。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八大胡同”有“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之说，即两院指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指北京大学，为了将来毕业能做官，许多不生要校期间不学习，整天拉帮结伙，往来应酬。当时在北大不流行“结士兄弟”，即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官，那么花的钻营费由十个人分摊。如此学校，怎能不乌烟瘴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