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断定与欣赏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就对铜镜的认识来看，鉴定与欣赏的内容完全一致，也就是都要去探讨铜镜的价值。铜镜作为中华古代文物的一种，其价值体现在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三个方面。历史价值即铜镜能告诉我们哪些历史问题；科学价值即其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两者似乎是一个问题；艺术价值是其给我们现代人带来的视、知觉享受。鉴定偏重于探索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而欣赏则偏重于其艺术价值。我们说鉴定与欣赏的不可分割，还在于没有鉴定便无从欣赏，也就是说假如你连一枚铜镜的年代都搞不清楚的话，又能欣赏到些什么呢？
我们所见的铜镜，多数是建国后出土的，对这些铜镜，只要了解其出土情况，将之与其他物品作比照，判断其年代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铜镜是耐用物品，也许唐人会用汉镜随葬的，这样便使断代增加了一定难度。还有，大量的传世品也需断代，由此，我们必须根据铜镜的特点加以综合考虑，才会有正确的结论，一般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铸造技术这一方面主要靠现代科技来完成，如铜镜配料各个时期有差别；炼铜技术程序也有不同；镜范的制作各有特点。这些差异可用于断代分析。
形制态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铜镜的厚薄、大小；二是形状，如唐以前多是圆形，唐中期及宋代形状趋于复杂化；三是镜钮与钮座，春秋以前是弓形（拱形、桥形）钮，无钮座，战国及西汉早期多是弓形弦钮、圆或方钮座，新莽以后基本上全是半圆球形钮，钮座也各有不同等等。
纹饰特点首先是在花纹制作上带来的风格各有差别，如地纹与主纹，线条式与宽带式，剔地式与浮雕式等；其次是布局格式上的不同，如内外分区式、左右对称式、上下分段式、环绕式等；第三是花纹题材上的差异，如战国蟠螭纹，汉代草叶纹、规矩纹，魏晋夔纹，隋唐瑞兽纹、花鸟纹，宋代花枝纹等等。这些是铜镜断代的主要依据。
铭文特点根据铭文断代是最简便的方法，除一些纪年号铜镜不用我们判断以外，其他的铭文我们先应看其格式，如钮座式、直行式、圈带式及方框式；其次看其内容，如祈求高官厚禄铭文，羡神慕仙铭文，表情言意铭文，纪名纪号铭文等；第三是看其书体与文体，如字体上的篆、隶、楷书，文体上的骈文、诗体等等。
各方面特征的综合断代要正确无误，还必须将制造技术、形制、花纹、铭文等各方面进行综合比较。如各个时期的铜镜，由于铸造技术的高低和合金成分的不同，在铜镜质地、铜色等方面就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铜镜的形制，圆形的铜镜始终都沿用，只是钮、钮座、缘等部位在发生变化。纹饰和铭文方面，同种花纹、同种内容的铭文也往往沿用较长时间，即使早晚有些变化，有时也很细微。因此，仅靠某一方面的特征，要准确判断某一铜镜的时代和期别，是不容易把握的。只有对铜镜本身各方面的特征做综合观察分析，才可能鉴别得较准确。尤其是仿制铜镜的断代，更需要综合观察分析。所见铜镜实物中，仿制铜镜的数量是较多的。如唐仿汉镜、宋仿汉唐镜、金元仿汉唐宋镜，明清仿汉唐宋镜等。对这些仿制镜的断代较为困难，因此必须把各方面特征仔细比较。一般仿制镜总有一些漏洞可以观察到，如宋仿镜有时直接用汉唐铜镜翻模成范，使得花纹、铭文一如汉唐，但其铸铜比例与汉唐不同，因为含锡量低，含锌、铅量高，使得铜质黄中闪红，便与汉唐的银白色不同了。又如有的明仿镜，既有汉唐花纹，又带有宋镜形制，铭文语句与字体也有矛盾，其仿制镜特征就暴露出来了。总之，不管什么时候的仿制镜，总会存有一些仿造时代的特点，只要仔细观察，认真分析，就能辨别得出。
下面我们对中国古代铜镜进行分期，并分叙各时代铜镜的特征及流行种类。
一、西周及其以前的铜镜
西周及其以前是中国铜镜的初创期齐家文化铜镜
目前发现齐家文化的两面铜镜，均圆形平板状，拱形钮。一面出土于甘肃广河齐家坪，素面；另一面出土于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直径8．9厘米，背饰七角星形纹，其间又填以平行斜线，钮已损坏，镜缘处有两个梨形小孔。因为较为粗糙，含锡量又低，所以仅仅算是具备了铜镜的样式，很可能是佩饰，不一定有照容作用。
商代铜镜
商代铜镜目前共发现有五面。早在1934年，河南安阳就发现了一面商代铜镜，但当时许多专家对此持怀疑态度。1976年，殷墟妇好墓发掘中出土有四面铜镜，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并据此对1934年安阳出土的一面铜镜亦作了肯定。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这些铜镜已基本具备了照容功能。
五面铜镜均圆形，正面近平，镜身较薄，背面正中有一拱形钮，形制比较原始。妇好墓出土的46件可分为大、中、小三型：大型1件，径12．5厘米，厚0．4厘米，钮高1厘米，背面周缘饰凸弦纹两周，之内是一周排列整齐的小钉纹，中心部位饰叶脉纹。中型2件，径11．8厘米，厚0．2厘米，钮高0．8厘米。镜面微凸，背饰弦纹6周，其间填充细密的短直径线。小型l件，径7．1厘米，厚0．2厘米，钮高0．4厘米。背饰弦纹5周，间填斜行短线。
西周铜镜
西周铜镜现已发现的数量不到20面，出土地在北方的陕西、河南、北京、内蒙古等地。均呈圆形，形体较小，直径多在6—8厘米。镜面有的为平面，有的作弧凸面，背无钮座，这均与商代铜镜相近。但是钮的形式多样化，除了弓形外，还有橄榄形，长方形，半环形等等。这时的铜镜以素镜为主，特别是早期，尚未发现有纹饰。如1975年陕西凤翔彪角公社新庄河大队出土一面，直径7．2厘米，胎厚0．2厘米，钮长0．8厘米，镜面微凸，镜身轻薄，制作较粗糙。西周中期铜镜上常见花纹，仍是传统的几何图案如弦纹、重环纹等。1972年，陕西扶风刘家铜器窑藏中出土一面铜镜，圆形，直径8厘米，背面近缘处饰一周重环纹，弓形钮（《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根据伴出器物推定其为西周中晚期。至西周晚期才有虎、鹿、鸟等图形打破了传统的风格。1957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一面铜镜，径6．7厘米，厚0．35厘米，钮高0．25厘米；背有两个平行的弓形钮，刻有两虎一鹿一鸟，应属西周晚期。
商周时期铜镜合金以红铜为主，锡、铅成分极少。红铜通常是容易生锈的，因此这一时期的铜镜一般锈蚀较严重。这也是该时期铜镜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春秋战国铜镜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铸镜业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春秋时期的铜镜，目前发现的数量很少。一般认为，春秋早期铜镜沿袭西周中晚期的镜型和纹饰，春秋中晚期的铜镜仍以素镜为主。
战国时代的铜镜，过去多发现于江淮流域，而尤以安徽、湖南地区出土者最多。这种造型优美、技艺精绝的所谓“楚式镜”（或“淮式镜”），代表了战国铜镜制作技术的高水平，在我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长沙、衡阳，湖北宜昌等地楚墓中又有新的重要发现。在陕西、河南、四川、河北、内蒙古、山东，安徽等省也有许多战国铜镜出土。这些铜镜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艺术风格，对于研究战国时期铜镜工艺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
这一时期铜镜的含铜量高，含锡量较低，含铅量不固定，因此，其胎质较软，铜色泛红。
战国时期的铜镜主要是圆形，个别也有方形的。镜身较薄，镜面平直，镜钮细小，多为弓形，有的上饰三道弦纹，又称弦钮。还有少量刻花小钮和镂孔钮。钮座常见的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座内多素地。素卷缘或平缘。
铜镜中除素镜外，镜背都有花纹图案。纹饰大都承袭了先秦青铜器的艺术风格，图案花纹在严肃拘谨之中含有周密整齐之感。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蟠螭纹，羽状纹，云纹，花叶纹，山字纹，菱形花格纹，龙凤纹，兽纹，连弧纹，雷纹，以及少数饕餮纹和狩猎纹等。纹饰布局大致有四种形式：一是纯地纹装饰，多采用一种或几种花纹，通过细线条勾连成各种不同的纹饰，布施稠密，无主题花纹。这种布置方法在时代上较早一些。二是既有地纹又有主纹的两层花纹装饰。常以羽状纹、云纹、弯形蟠螭纹作地纹，其上作出花叶、龙凤等主题花纹。这种重叠布置法多见于战国中期。三是在地纹与主纹之间夹饰一层简单的纹饰，出现三层花纹装饰，有宾有主，层次分明。四是浅浮雕、镂孔等不同的雕刻装饰图案，作四分法或环绕式布置。此外，还有彩绘、错金银和嵌绿松石的。其纹饰同样具有自由活泼、生动流畅的风格。
这个时期常见的铜镜有如下诸种。
素镜圆形，制作不精。钮作弓形、圆形或菱形，一般都很细小。有少数弓钮较宽，上饰弦纹三道。均无钮座。个别的边缘稍稍卷起。直径多为7—10厘米。铜色一般呈青灰或黄灰色。这类铜镜的背面完全没有纹饰，所以叫素镜。有的只饰凸弦纹一至数周，与一般铸有花的铜镜迥然不同，后者又叫弦纹镜。如传为安徽寿县出土的一面，作圆形，三弦钮，镜背饰有三周突起的凹面宽弦纹带。
羽状纹镜圆形。弓形小钮，圆形或方形钮座。素卷缘或平缘。直径在10厘米左右。花纹单层布施，纹饰细密。另有变形羽状纹镜，花纹线条粗放而流利，这类铜镜出现并流行于战国早、中期，战国晚期少见。
蟠螭纹镜圆形。弓形小钮，圆钮座。窄平缘。一般以云雷纹为地，主体花纹为蟠螭纹，常见的是蟠螭互相缠绕在一起。如洛阳中州路M2719出土一面小蟠螭纹镜，直径10．8厘米，壁厚0．15厘米，在钮座旁和边缘内侧各有一圈贝纹带，其时代约当战国早期。稍晚的蟠螭纹镜，镜体较大，变化也趋于复杂。有的作三弦钮，圆钮座，座外一圈宽凹弦纹，云雷纹地，其上排列三对缠绕的蟠螭纹。有的在圆钮座外伸出对称的四个有柄叶纹，所分四区内各为一蟠螭纹，细云纹地。还有些蟠螭的尾部作菱形折叠，或者身躯由菱形连接起来。还有一采用透雕手法做成，多个蟠螭互相蟠纠一起。
饕餮纹镜多作圆形，也偶见方形。圆形者作弓弦钮，无钮座。有的为素卷窄缘，有的素缘较宽。一般直径为9厘米左右。其纹饰特征是，以不甚清晰的云雷纹为地，再以线条刻画出双目、粗眉、长鼻的饕餮面两个，相对布施于钮之上下，占据整个画面。纹路低平，不甚明晰。此类铜镜在河南、河北、陕西等地有出土。
兽纹镜圆形。弓形弦钮，圆钮座。素卷缘。直径多在10—20厘米之间，也有较小或较大者。常见有羽状地纹。主纹多是用凸线条或双线勾勒四只或五只长尾兽，以四兽为多见，作四分法布置。1952年在湖南长沙市笠坡744号墓出土的一件兽纹镜还饰有彩绘。有的兽纹形体比较大，数兽或不分区、或分两区布施于镜背，无地纹，风格粗犷。如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中期墓和四川成都京川饭店战国墓出土者，钮座外以1周宽凸棱将镜背分为两区，内区环绕布施三只首尾相接的小兽，兽弓腰躯体，尾垂卷，外区环以五只虎形普，八兽身躯皆密饰小乳钉纹，构图生动活泼。兽纹镜出现于战国中期，到了晚期，兽纹变化很多，多简化为流云状图案，长沙楚墓出土多品。
凤鸟纹镜圆形。弓形弦钮或小钮，双重方钮座或连弧钮座，素卷缘。细云雷纹为地，主纹为凤鸟。凤鸟的数量及布局有别。有的仅有四凤或四鸟，有的为四凤和四鸟，均作对称式布局，其间填以折叠式菱形纹或叶纹，画面清晰活泼。四凤四鸟纹镜的布局是，四凤纹布施于双重方钮座的四角，四凤之间有四鸟纹，鸟纹之外各有一与镜缘相连的折叠式菱形纹。
山字纹镜有人也叫“丁”字镜或“┬”字纹镜。圆形。三弦钮，钮座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的居多。素卷缘。大小不等，大的直径约19厘米，小的直径11厘米左右。纹饰分两层，地纹为羽状纹或云纹，主纹由三至六个“山”字纹组成。四山纹镜是四个“山”字，作四分法布置，“山”字之间及钮座的四角填以花叶纹。山字纹镜中，四山镜比较多见，时代最早。可能出现于春秋晚期。三山镜的“山”字之间各饰一兽纹。五山纹镜和六山纹镜一般都作环绕式布置，圆形钮座，“山”字之间亦填以叶形纹等。这几种山字镜较四字镜出现时代为晚，约出现于战国中期。山字纹镜从春秋晚期出现，流行于战国早、中期，沿用到战国晚期，是楚镜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镜子。出土数量最多，尤其是四山镜最为常见，在湖南长沙、衡阳、常德、韶山及安徽寿县、河北易县、河南洛阳、内蒙古包头等地都有出土。这类铜镜流传地区甚广，远在朝鲜平壤、俄罗斯乌拉河流域的巴泽雷克古墓中也有发现。
花叶纹镜圆形。弓形弦钮，钮座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素卷缘。直径8—12．5厘米，边厚0．25厘米左右。纹饰分二层：地纹多为羽状纹，间或用云纹等；主纹为花叶纹，有的像团扇，有的似桃形，有的则作花瓣状，富于变化，图案简洁，有三叶、四叶、十二叶（瓣）等。其中以四叶最为常见，多作四分法置于钮座四角或四方。此类镜流行于战国的中期，其中四叶镜出现于战国的早期。主要流行地区为湖南、安微一带，在中原地区亦有发现。
菱纹镜又叫方连纹镜。圆形。弓形弦钮，钮座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形多见。素卷缘。直径多为12—21厘米，边厚约0．8厘米。羽状地纹，主纹为凹形宽线条组成的菱形纹，在菱纹之间隙及钮座的四周夹饰花叶纹。有的由四个菱纹作环绕式布置，菱纹的四角又连以半菱形。菱纹镜流行于战国中、晚期。多发现于湖南、湖北及安徽境内，四川、陕西等地偶见。
连弧纹镜圆形。弓形弦钮，圆钮座。素卷缘。直径多在12—14厘米之间，边厚0．4—0．5厘米。制作较精。主纹由宽平凸起的六至十二条内向弧线相连而成，以八弧纹为常见。纹饰布局一般为三层：第一层为云雷纹地；第三层为主纹，系用宽凸线组成的连弧纹；第二层系用龙纹或凤纹盘绕在主纹周围。有些为素地，出现时代早到战国中期。流行于战国晚期。此类镜在长沙、洛阳等地有出土。
除上述诸种外，春秋战国时还有禽兽纹镜、羽鳞纹镜、云雷纹镜等等。另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特种工艺镜，如彩绘镜、金银错镜及透雕镜等，虽然为数不多，但代表了铜镜工艺的发展水平。
三、秦汉铜镜
秦统一六国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巩固封建统治，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许多相应措施，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西汉时期科学技术的辉煌发展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