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每个市民决不能成为体育的门外汉，应该具有最健壮的身体条件，一旦国家危急，便能随时出征，尽自己保卫国家的义务。”根据记载，著名哲学家柏拉图、诗人提摩克雷翁，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早先都是出色的运动员。在发现著名的勾股定理之前，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已是一位优秀的拳击运动员，曾经登上拳击冠军的宝座。有趣的是，他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里，既教学生代数、哲学，又给他们讲授格斗和击剑的原理。
有关举行奥林匹亚赛会的原因，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一种说法是，公元前884年，希腊各地战火纷飞，瘟疫流行，人民苦不堪言。太阳神阿波罗启示交战各邦，只有祭奠主神宙斯才会国泰民安。伊利斯城邦国王终于和入侵的斯巴达国王达成一致：战争不得妨碍祭奠宙斯的活动。另一种说法是，希腊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打败其他诸神后，就在奥林匹亚举行体育竞技，以祭奠他的父亲宙斯神。还有一种说法，宙斯和他的兄弟姐妹打败提坦巨神，推翻父亲的统治之后，在奥林匹亚举行竞技赛会，庆祝这一胜利。
奥林匹亚赛会是古希腊生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事情，甚至战事也要为运动会让路。为了确保运动会的顺利进行，希腊人签订了一个神圣的和约，在每届运动会期间如有战事，交战双方必须暂停攻击，等到五天运动会结束后才能继续开战。后来，又将休战期延长到一个月甚至三个月。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即使在遇到外敌入侵时，他们仍把运动会放在第一位，就像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大军压境，他们的运动会仍有条不紊地进行不误。
自公元前776年定期举办奥林匹亚赛会以后，参加者的范围和区域都逐渐扩大，最终发展成为全希腊规模的体育竞技盛会，并在古代希腊历史上一直没有中断过。运动会头一天不安排比赛，而是举行隆重的祭奠宙斯仪式。正式比赛从第二天开始，设有赛跑、摔跤、掷铁饼、投标枪、赛马、赛车、拳击等项目。由于参加竞赛的全部为男性，一律赤身露体，一丝不挂，所以在竞赛期间妇女不得在赛场露面，否则将被处以死刑。竞赛的胜利者将获得由野生的橄榄枝编织而成的花冠。胜利者不但为自己，也为他的城邦赢来不朽的声誉。
奥林匹亚赛会期间是希腊全国性的盛大节日，每个希腊男人都把能看到运动会当作一生中幸福的大事，从而对希腊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希腊的各个城邦，因为这个全国性的运动会，就有了有利于彼此接近的共同的社会活动，也增加了各城邦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很多城邦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另外，运动会还促进了希腊文化艺术特别是雕刻艺术的发展。希腊著名雕刻家米隆的雕刻作品《掷铁饼者》，造型准确，肌肉健壮，线条流畅，动作生动，将一个青年运动员在掷出铁饼前一刹那的紧张状态逼真地展现在人们眼前，被誉为不朽的艺术珍品。因此，希腊人中曾流行这样一句话：“没有奥林匹亚，就没有希腊雕刻。”
古代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一共举行了293次，到公元394年，侵入希腊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下令禁止举行比赛，奥林匹亚运动会从此中断了1500多年。后来，经过法国人顾拜旦的倡议和努力，公元1896年，奥运会又在雅典得以恢复，以后仍为四年一次，分别在不同国家举办，而且参加者也不再限定为希腊人。这就是现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如今，奥运会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会，比赛项目比以前更多。每隔四年，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们汇集在田径场上，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竞争拼搏，传递着人类大家庭的和平与友谊。
雅典民兰政治
雅典的民主归根到底只是奴隶主的民主，占人口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根本无份。因此，始于梭伦、鼎盛于伯里克利的改革，只是借无数可变易的法令指明了政府覆灭之因，更借成文与不变的法律揭示了政府的源起之道。
它的精髓就是梭伦的一句话：“人民服从治理的人，而治理的人服从法律。”在当时，这句话可谓石破天惊！
希腊中部的东南有个海岸线漫长曲折的阿提卡半岛，古希腊最著名的城邦国家雅典，就坐落在这个半岛上。
公元前8世纪前后，曾经作为雅典最高首领的“王”，已为执政官所替代。执政官原先为终身任职，公元前683年改为一年一任，人数也逐渐由1人增至3人，公元前7世纪中叶又增至9人。
雅典在这些贵族出身的寡头政治统治下几乎长达五个世纪之久。在他们的统治下，人民形成三种政治阶级，一种是武士，拥有马匹，可编组为骑兵；第二种战时可装备为重甲步兵；另一种是受雇佣的劳力，可作轻甲步兵使用。前二者可视为公民，而仅武士可作执政官、法官及祭司。各执政官任满后，如无不良声誉，即自动成为贵族议员。治理全邦的执政官由议会选举产生。
在经济方面，人亦有三种区分。最上层的在城镇中居住，生活比较奢华，奴隶及雇佣的工人为其耕作乡间的田地，商人利用其贷款为其经营谋利。其次的富有者称为劳工大众，即有固定职业者、手工业者、从事贸易者和自由劳工。当由殖民开拓新市场及货币制度使贸易得以自由后，这一阶级的势力呈爆炸性的成长。大多数劳力都是自由人；奴隶的地位虽然低，但仍是少数。最贫苦的是那些“耕田者”的小农，终身胼手胝足以求一饱，还要设法应付债主和地主等剥削者的贪婪压榨，他们惟一的安慰是本身拥有一小块土地。然而，他们的妻子比土地更为多产，一代代地繁衍，土地也就一再重分。当土地越分越少，乡间生活愈加艰苦时，多数小农就出售自己的土地，前往雅典或其他较小的城镇从事贸易或手工艺。其余的在无法对地主完成应负的义务时，只好变为佃农。另一部分小农则更艰苦，在无法度日时以土地作为高利贷抵押品，最后无法偿还时其本身及土地都成了还债工具，自己也沦为奴隶。这样，土地就逐渐为一些大地主所垄断，陷入困境和变成奴隶的小农越来越多。在城镇内的中产阶级也不受法律限制，逐渐以奴隶代替自由劳工，这使自由劳工的生活更为贫困。这样，就必然要引起平民与贵族的激烈斗争。公元前632年，在雅典发生了基伦暴动，最后虽告失败，但平民与贵族的尖锐矛盾仍继续存在。
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人们期盼雅典的首席执政官德拉古的立法可以矫正这些罪恶。约在公元前621年，这位执政官被任命从事立法工作。他把当时的习惯法铸为成文法。这些法律大都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条例非常严苛，哪怕是最小的盗窃罪也要判处死刑，因而有“血腥法律”之谓。德拉古还规定：只有那些能自备长矛、刀剑、铠甲，在军队中担任重铠兵的公民，才能享有政治权。他的法典虽然冻结了未经节制的传统的残酷习惯，但是对于如何使债务人免于奴役，如何缓和弱者遭受强者的剥削则毫无贡献。对公民权利虽然稍有伸展，但贵族仍然完全控制法庭，贵族对影响本身权益的争端，仍然完全基于自身利益任意解释法律。
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继续发展，矛盾日益加深。公元前594年，就在平民已组织起来用暴力实行改革的情况下，诗人梭伦（约公元前640—前560）当选为雅典首席执政官，为适应历史潮流，他开始实行改革。
梭伦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在城邦战争中立过功勋。年轻时一面经商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访问过东方和许多发达的希腊城邦，漫游名胜古迹，考察社会风情，见识很广，后被誉为古希腊著名的“七贤”
之一。他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他曾说过：“我甚爱财，但我不愿意获得不义之财。”他还写过揭露社会矛盾、同情劳苦大众的诗歌，深受平民拥戴。富人认为他是个富裕的人，贫民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双方都对他寄予厚望。就在他当选的当年（那年他约44岁），他针对雅典当时的主要社会状况和贫富之间矛盾的空前激化，对原有的统治秩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促进了雅典奴隶制国家从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
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项改革是颁布“解除负荷”的命令，核心内容是废除雅典自由民所负担的一切公私债务，永远禁止以土地和人身做抵押。因债务抵押的土地归还原主，因债务沦为奴隶的恢复自由，因债务被卖到海外的由国家赎回，恢复其人身自由。
这是一个解放平民的伟大法令，是梭伦改革中最重要也是最受平民欢迎的一项重大措施。
第二项重大改革措施是按照财产多少，把自由民划分为“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和“雇工级”四个等级，并根据财产等级确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五百斗级和骑士级的公民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可以担任国家高级官职，但要提供骑兵和负担社会义务。双牛级可以担任低级官职，应提供重装步兵。雇工级不能担任官职，但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出席公民陪审法庭，提供轻装步兵或在海军中服役。
第三项措施是改革国家权力机构。一方面，他恢复和提高公民大会的权力和作用，规定全体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有权讨论和决定战争、媾和等一切重大国家事务，有权选举和监督执政官等国家官员。另一方面，他在贵族会议之外，创设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前三个等级的公民都可以当选四百人会议成员，而陪审法庭的陪审员须从全体公民中选出。
第四项措施涉及到工商业发展，如提倡雅典人学会一种手工业技术，奖励外邦手工业者移民雅典；限制粮食出口，扩大橄榄油和葡萄酒出口；统一度量衡；改革币制。
梭伦在改革法典颁布后，将一系列法律条文都刻在木板或石板上公之于众，还在执政官的朝中置有木滚和棱柱，将这些法律写在上面，使其转动，方便阅读。他的改革深得人心，人民邀请他作永久的独裁者，他没有接受，还说“独裁者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但上去后没有路下来”。激进分子批评他未能建立权力和财产的平等，保守分子则批评他不应让一般人享受特权并进入法院，他们说这部法典的精神将是“智者恳求，愚者决定”。梭伦很谦虚地接受这些批评，承认他的法典并不完美。
梭伦在雅典的中心广场上当着千百万民众宣布完他的改革法典后，对着掌声雷动、欢声四起的狂热民众自信地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100年！”梭伦的改革法典虽经无数次的改革和发展，也历经独裁制度的介入和肤浅的革命行动，但5个世纪后西塞罗还说梭伦的法律在雅典仍然有效。就法理而言，他的杰作借无数可变易的法令指明了政府覆灭之因，更借成文与不变的法律揭示了政府的源起之道。当人们问他一个有秩序而组织良好的国家基础是什么，他的答复是：“人民服从治理的人，而治理的人服从法律。”
公元前572年，梭伦66岁，他当执政官已有22年，于是退休了。雅典官员宣誓，保证在十年内遵守他的法律而不变更。于是他出发旅行，去考察埃及和东方的文明，还去过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等地，一路上留下了不少佳话美谈。晚年，他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死后骨灰撒在了他曾为之战斗过的美丽的萨拉米斯岛上。
梭伦离开雅典后，受到他长期控制的互相冲突的集团，很自然地又开始了争夺政治权力的阴谋斗争。由港口商人领导的“海岸派”拥护梭伦，富有地主领导的“平原派”憎恨梭伦，小农和城镇劳工结合的“山地派”仍在为土地的再分配而斗争。这些派别相争不下，雅典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长期斗争的结果，工商业贵族出身的梭伦的堂兄弟山地派庇西特拉图取得胜利。他依靠山地派的力量，组织了一支忠于他个人的部队进军雅典，废掉了共和制而自成独裁者，建立了僭主政治。在平原派和海岸派的一致反对下，他的统治地位并不牢固，于公元前556年被驱逐。但庇西特拉图毕竟足智多谋，他与海岸派秘密谋和，重入雅典。可是，海岸派的领袖们在公元前549年又起来反对他，将他第二次驱逐。但三年后他设法击败迎击之敌，又一次返回了雅典城。这一次他成功了，他的独裁统治维持了19年之久。在他的统治下，政策的明智几乎完全洗刷了他的僭越行为。
庇西特拉图的特性确实是文化和智慧、行政才能和个人魄力的罕有结合。他能够无情地斗争，也能立即对仇敌宽恕。他能够走在那个时代思想的最前端。他的治理明敏爽快，没有一般知识阶层的犹豫不决、踌躇不前的怯懦。他态度谦和，决定合乎人性，对每个人都慷慨大方。他对于能够改过自新的敌人鲜有报复行为，但对无法调和的对手则予以放逐，并将其财产分给穷人。他曾将军队加以改进，并建立了一支海军以抵御外侮，又设法使雅典置身于战争之外。在这个充满阶级冲突的城内，他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大众能获得安乐。一般人都说，他的僭主政治时期好像黄金时代。
庇西特拉图使每个人惊奇的是他对《梭伦法典》的细节鲜有变更，他继续执行梭伦的立法，使雅典仍然按梭伦改革所确定的路线发展，公民大会和执政官的选举照常举行。他的统治总的来说对农民比较关怀，也支持贫民势力而反对贵族。他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其地位，以低贷款支持农民种植葡萄。在把司法权集中于政府的同时，又设立乡村巡回法庭，就地解决纠纷，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干扰。他还经常四处视察，解决僻远山区农民提出的问题。平民对他的僭主政治仍犹有好感。
在庇西特拉图的治理下，雅典的工商业也有显著发展。雅典的陶器生产在希腊各城邦位居前列，畅销于地中海东西各地，也深入黑海沿岸；酒与油也是雅典外贸的大宗。由于庇西特拉图与邻邦和小亚细亚、黑海一带的国家有着良好关系，使得雅典对外联络方便，商路畅通，不仅贸易发达，还使它铸造的钱币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受到重视。庇西特拉图特别注意控制雅典通往黑海的商路，在小亚细亚西北角建立了雅典殖民地西吉昂，并支持雅典商人开发色雷斯的金矿。他还在雅典大兴土木，在各地用石材如大理石等材料建造充分反映雅典当时繁荣兴旺的华丽建筑，令雅典倍增光辉。由于公共工程和他个人的德惠与声望，他的宫廷中吸引了很多雕刻家、建筑家和诗人，同时在他的宫廷中也建立了希腊最早的图书馆。在他的指导与鼓励下，雅典的戏剧也得到长足进步，各方面都取得了卓然成就，使得希腊本居二流城市的雅典，一跃而成为大放异彩的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