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以及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采取的调整措施等问题上的认识分歧更加扩大。在此背景下，经毛泽东批准，《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点名批判吴晗，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与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专横地将《海瑞罢官》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田家英、胡绳、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逐步升级，调子越来越高，并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各领域，涉及的人也越来越多。
批判《海瑞罢官》是以文艺为突破口，以“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1962年以来党内意见分歧为政治内容，针对北京市委和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作为全局性问题而提出来的。这一批判成为一场大斗争的导火线，疾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狂飙随之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大地。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通过了由毛泽东在外地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中央文革小组应运而生。该小组最核心的成员有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同时，这个小组也成了他们进行篡党夺权的重要阵地。
“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还掀起了把矛头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抓叛徒”运动，最典型的是把薄一波、刘澜涛等在解放前经组织解救先后出狱的61人定为“自首叛变”。更有甚者，竟以中央名义将国家主席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把他秘密关押，加以残酷的摧残迫害，最后把他折磨而死，造成了共和国最大的冤案。
在“文革”期间，林彪迅速崛起，其接班人的身份被写进了党章。但强烈的权力欲望令他急不可耐，为尽快地篡党夺权大搞阴谋活动，其真实面目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暴露无遗。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沿途对一些省市的领导人进行了谈话，点名批评了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阴谋活动。他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林彪一伙窃知谈话内容后惊恐不安，他们秘密制定了一个名为“五七一工程”的暗杀毛泽东的政变计划。9月8日至11日，林彪集团策划暗杀毛泽东，遭到彻底失败。12日至13日，林彪集团策划南逃广州失败，改乘专机逃往苏联，途中，林彪、叶群及其子林立果等人因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附近。其后，吴法宪、江腾蛟、李作鹏等其他成员也相继被捕，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3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举国悲痛。接着，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被确定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于这个决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恨之入骨，疯狂反对。他们设置禁律，千方百计阻挠群众自发起来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3月下旬，南京的学生、工人和解放军战士首先举行了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游行集会，贴出“打倒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大幅标语，并刷写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传播到全国。北京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罪恶的痛斥。4月4日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北京和外地的群众不顾禁令，来到广场的人次达200多万，敬献了无数个花圈，形成花山人海的悲壮场面。4日晚，华国锋召开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做出决定将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定为“反革命”性质。会议的决定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接着就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抓捕“反革命”分子。4月5日晚9时半，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警卫部队出动，手持木棍、皮带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最后围捕了200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四·五”天安门事件。
不平常的1976年真是多事之秋，政治形势险恶，天灾人祸连连。7月6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朱德逝世。时隔22天的7月28日，唐山又发生了7.8级的强烈大地震，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有24万多无辜生命丧失，百万人口的中等工业城市变为一片废墟。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逝世。之后，“四人帮”加快了夺权步伐。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擒获“四人帮”，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夺权阴谋，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至此，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宣告结束。
就在错综复杂全国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在艰难中进行着。这一时期在外交方面有两大突破，一是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二是急欲在世界上维持均势确保霸主地位而想通过对华关系来抗衡苏联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起访问中国，当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的首脑的双手握在一起的时候，终于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彼此隔绝。
接下来的1972年9月29日，日本也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然而在60年代末期，中苏交恶更深。苏方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不断制造边境事件，在1969年3月间先后出动坦克和装甲车数十辆，连同步兵，四次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均被中国军民击退。苏联不顾中国的再三警告和抗议，一意孤行，又于6月至8月期间，侵入中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以及黑龙江省八岔岛地区进行挑衅骚扰，均被中国军队驱逐出国境。
“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中国人民虽然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卸掉了思想上长期的重压，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
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国内敌我混淆，是非颠倒，百业俱废，困难重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共中央拨乱反正，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全国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然而，“左”祸尚未完全清除，新的“左”倾又起。粉碎“四人帮”
有功的华国锋这时却提出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的错误方针，这就是影响颇为不良的“两个凡是”。他还继续强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注：“批邓”即批判邓小平），并且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还极力阻挠邓小平复出。但在多方面的压力下，他还是表态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工作。1977年7月，历史上曾三次被打倒的邓小平终于又一次复出工作，从此，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打破精神枷锁，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念，全国以邓小平“实事求是”为准则，开展了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禁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后来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接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正确评价。会议还做出了纠正错误，昭雪冤案，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指导思想等决定。以后的事实说明，这次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会议，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之后，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决定》的指导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首先是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二是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获得内在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三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四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过于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五是进一步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此外，在财政、金融、税收、商业流通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通过改革，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在全面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也进一步深化，尤其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试办经济特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特别是后来对上海浦东的开放开发，更使上海迅速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这一时期的中国，可谓繁荣兴旺，蓬勃向上，思想空前解放，经济发展迅速。然而，一些人却借解放思想之机，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泛滥开来。到1986年12月中旬，全国各地高校学生中陆续出现了一些张贴大字报，公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并上街游行的学潮事件。1987年1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此引咎辞职，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1989年3月以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大量大、小字报，有一些将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这种风潮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达到了顶峰，甚至达到了群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呼喊“打倒共产党”、罢课罢教、进行打砸抢的违法犯罪活动的地步。
4月25日，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历时7天，先后有3000多人参加，使动乱更加严重。为平息事件，党和政府极力做好疏劝工作，并对绝食群众提供物质供应和医疗抢救。
天安门广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动乱日胜一日。
为了保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工作秩序，防止造成更大损失，国务院决定从5月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凌晨，在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区的过程中，发生了砸坏军车、殴打战士的情况。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了反革命暴乱。
动乱平息后，中共中央于1989年6月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通过决定撤销赵紫阳担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等党内职务，江泽民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确立。
“六·四”政治风波过后，在四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不利影响。值此关键时期，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指出只要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人类文化成果均可为我所用，及时地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
邓小平“南巡讲话”传达后，中央开始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陆续重新审视自己，以更大的气魄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外商和台商又掀起来中国大陆投资热潮，经济建设事业随之在全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在8％以上的增长速度。但从1998年开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造成国内经济的巨大困难。这一年，朱镕基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他在年初就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对策。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比预料的更为严重，中央果断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财政债券，扩大投资幅度，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明显作用。另外，在周边许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央权衡利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多种政策，不但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避免了对外贸易的滑坡，而且鼓舞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并使外汇储备有所增加。在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现在的中国，政局稳定，经济稳步发展。在全球经济不甚景气的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可谓一枝独秀。
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由于整体国力的增强，中国迎来了三件令人欣喜的大事。一件是7月13日赢得了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资格；二是10月中旬在上海成功地召开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三是11月10日被批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早在1986年，中国就开始了艰苦的复关入世谈判，谈判的次数之多，进程之艰难，几乎令人难以想像。经过复杂而又漫长的谈判，中国终于在第15个年头以自信和稳健的步伐跨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这一刻，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中国，将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提供一个巨大的开放的市场。这一刻，是中华民族又一个崭新的起点。中国，将在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亿万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翻开对外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