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币值不稳和进口税的提高，俄罗斯日用品再次出现严重短缺，甚至总参谋部的军官都持续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在经济乱局之下政局也随之不稳，俄联邦内的多个共和国宣称要准备独立。
如果任由乱局发展下去，那最终整个俄罗斯的经济、社会都将全面崩溃，国家将彻底陷入混乱，愤怒而绝望的老百姓最终就会对包括叶利钦家族在内的寡头集团进行彻底的清算。十月革命之后愤怒的群众曾把贵族们肉体消灭，这个历史场景消失了并没有多久，如果当时社会陷入彻底混乱，那么最终的结果也就不难想象。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叶利钦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他选择了普京。
为了让普京顺利当选，叶利钦在自己任期未满的情况下提前宣布辞职，将时任总理的普京送上了总统的宝座——日后普京所执行的政策跟叶利钦的政策是完全相左的，而恰恰是这种回调，稳固了俄罗斯的局势，同时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叶利钦家族的安全。普京上任之后很快就以总统法令的形式宣布，今后任何人不得追究叶利钦本人及其家族的任何刑事责任，由此给了叶利钦家族最根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也维系了普京和俄国众多寡头之间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
从溃败到后撤
普京应该是叶利钦在犯了一系列错误之后，留给俄罗斯最后的也是最有价值的遗产。如何评价这件事呢？我们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叶利钦把一座房子点着了，但他最终并没有任由这场大火一直烧下去，也没有阻止后面的人来救火，而是非常明智地选了一位足以胜任的救火队长。
普京就是这个救火队长。在他执掌俄罗斯的前两个任期内，最大的功绩应该就是把这个国家从混乱、无序的溃败状态，扭转成有条理的后撤——虽然依旧是在退却。
普京接手俄总统之前，按照俄统计机构的数据，到1996年80%以上的俄罗斯工业企业已经完全落到了私人手里，或是被私人资本所控股，这个私有化比例甚至比西欧国家还要高。1999年普京上台之后，俄国企私有化进程其实并没有随之戛然而止，原因如下：第一，这是叶利钦时代的惯性使然，如果你要管理一个国家的话，仅仅靠自己是不可能的，上亿的国民和元首之间必须有大量的精英阶层存在，才可以让国家有序的运行下去，而这些精英恰恰是前苏联解体之后，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的受益者；第二，1992年以来经济领域的一败再败导致俄政府财政极度紧张，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不可能马上停止私有化的进程，因为政府短时期内找不到其他的财政收入来源；第三，苏联的工业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高度的系统化，每个企业都是一个有机的经济体的组成部分，就像人体里的一个个器官一样，只有组合在一起才能存活。苏联解体加上后来私有化过程中很多关键性产业被卖掉，导致了这个经济体支离破碎，很多厂家上下游都已经残缺不全，加上厂方领导之间的各种权力斗争，人才流失，导致很多企业在普京时代已经是救无可救，这种情况也只能是忍痛放弃，以集中力量把尚可以恢复的企业重新恢复起来。
普京的新一轮私有化计划提出以后，几乎所有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都在为此叫好，而俄罗斯老百姓却在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即便是在私有化浪潮已经结束多年的2005年，民意调查依旧显示88%的人认为金融寡头的财产来源是非法的，70%以上的人认为应该改变或者修正私有化政策，并且对过去私有化政治导致的后果进行检查和调查，甚至应该将寡头的非法所得重新收回国有。曾经有一次丘拜斯的哥哥伊戈尔到医院做腿部手术，医生检查时得知他姓丘拜斯，竟马上厉声说：如果你是那个人的亲戚我绝不为你做检查。由此不难看出老百姓对“私有化”是何等的敏感。相对于平息车臣战乱，这才是普京所面临的真正考验。
普京的私有化政策与叶利钦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负责任的私有化”。一方面他需要和精英阶层保持一种默契，或者说是平衡，同时要解决国家的财政来源；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已经没有耐力和耐心再经历一次冲击了。自1999年普京上任后，掌管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国有资产部”就向总统提出，将剩余的1.1万家国有企业最终削减到1000~1500家，将3600家国有股份企业削减至600~800家——这意味着届时俄罗斯的国有经济成分将仅仅是有胜于无。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后，至2001年那份由丘拜斯制定的私有化方案大部分都被搁置了起来，取而代之的不再是以往由几个人关起门来制定的“新”计划，而是系统化的法律——2001年的12月份，俄罗斯颁布了《国有资产和市政资产私有化法》，次年7月份又颁布了《土地私有化法》。这两部法律将后续的国资私有化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规范。简而言之，两部法律的施力点在如下几个地方：首先是对私有化的过程进行严格的管控，拍卖国资不再是国有资产部内部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联邦政府要对整个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企业股份进行拍卖之前，俄联邦资产关系部要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严禁出现国资被贱买的情况，这样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暗箱操作和国资贱卖；其次对国资的购买主体做出了严格规定，议员、政府官员和外国人无权购买国有资产股权，这样就避免了继续出现自卖自买或是关键产业被外资控制的现象。
这种有序的私有化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普京在第一个任期内签署了多项法令，禁止对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进行私有化，以维护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2001年财政预算法案第100条中，对可进行私有化的产业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其中规定禁止拍卖法定资金超过限制数额的大型企业。2004年8月4日，普京签署了“国有债企业和战略股份公司名单”，名单中包括514家国有战略企业和549家战略股份公司，如“俄天然气工业”、“石油运输”、“俄石油”、“俄铁路”，“统一电力系统”等大公司均名列其中，此外一大批国防企业也被列入了名单，之后这份名单发布在了俄罗斯总统网站上进行永久性公示。根据这一法案规定，除非总统特批否则政府无权对名单开列企业进行私有化。这一系列政策的推行自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国有资产部和俄联邦基金会对总统的这些政策进行过激烈的抵制，并且对杜马议员进行游说，这一系列举动曾一度搞得普京焦头烂额，而至于如何反击，本文的后面会提到。
到了2005年，俄罗斯又出台了《地下资源法修正案》，规定限制外资进入战略资源储备矿区，这其中包括铀矿、金刚石、石英、稀土等稀有矿产，此外超过1.5亿吨储量的油田，超过1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以及1000万吨的铜矿也在限制范围。同时，国防工业部门所辖的专属矿藏也在限制范围之内——那些被说得天花乱坠的“理论”永远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财富不是印刷出来的，任何货币只有在能买到实物产品的前提下才算有意义，而这些实物产品只能是通过工业体系，由实实在在的资源转化而来。
统合有道
治理一个处于变局之中的国家，某种程度上说和打仗的思维模式相差不大。面对无法逆转的不利的局面，任何一支军队都会选择后撤，但你不可能无休止的后撤下去，最终必须要在合适的地方建立起稳固的防御阵地，并且适时地做出必要的反击，如此才能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对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于本世纪初的俄罗斯而言，仅仅通过严管私有化来解决政府财政收入和减少国资流失，尚不足以灭掉自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时间）的那场“大火”。
1999年俄罗斯经济岌岌可危的时候，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和哈塔卜抱着“趁你病要你命”的心思，于8月7日带领一支400人的武装主动进攻临近车臣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巧合的是，在两天之后的8月9日，普京被叶利钦提名出任政府总理，平息车臣战乱成了他的第一件政务。8月11日俄军与车臣武装开始交火，至24日收复了达吉斯坦境内被非法武装攻占的区域，9月30日俄军正式进入车臣境内清剿非法武装。在就任俄政府总理之前，普京只是俄安全部门的文职官员，虽然叶利钦非常看好此人的能力与意志，但外人大多对他知之甚少，在他之前，因为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改革”一败再败，俄罗斯已经先后换了五名六任总理，其中199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后就换了3任，最短的切尔诺梅尔金只当了20天，最长的普利马科夫也不过8个月，老百姓对政府几乎已无信任可言，在当时看来，普京不过是俄政府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转不下去的“走马灯”上的一幅画而已。而车臣战场上的军事胜利却完全改变了世人的看法——这并不因为俄罗斯老百姓“愤青”、“民粹”。
一个会打仗的人未必会治理国家，但一个连一场中等规模战事的相关工作都组织不好的政府首脑，根本就不能指望他能治理国家。起码来说，在那时普京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在就任总统后不久，普京就亲自驾驶苏-27战斗机飞抵车臣战场，这个举动确实有“作秀”的意思，但的确大大鼓舞了俄军和老百姓的士气，之后总统对军方不称职的将领进行了撤换，调整了部队的编组，最终第二次车臣战争以俄军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在这期间，普京一改之前俄政府顾忌“国际舆论”压力、屡屡向车臣非法武装妥协的荒唐做法，始终坚持不同任何非法武装分子谈判，使车臣问题做到以战始、以战终，最大限度的根除隐患，也一改之前俄罗斯在西方国家面前谨小慎微却屡屡被羞辱的局面——如果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骂你，那索性就无需去在意他们。
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不但稳定了高加索地区，保证了俄罗斯腹地的安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凝聚了涣散已久的民心，鼓舞了俄军的士气——第一次车臣战争导致俄罗斯军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军队士气一落千丈，整个国家尚武精神逐步丧失，而缺乏尚武精神也就意味着缺乏团队意识和民族自豪感，这样的国民无论如何是捏不到一起的。
借着这个不错的开端，普京的一系列新政也由此展开——简单地概括基本就是这么几件事：削藩、整肃吏治、打击寡头、强化意识形态统一。
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叶利钦等“改革派”人物为了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不断地向这些地方势力许诺给予他们更大的权力，当时叶利钦说过“地方政府能拿多少权力就给多少权力”，甚至赞许车臣分裂势力首脑杜达耶夫是“高加索山区的叶利钦”。这些政治交易最终使得地方政府几乎不受联邦政府监督，形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地方政府首脑犹如一方诸侯，原本应该统一的市场也随之被分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所剩无几的国家资源分布其中，相互无法统一，无法支援。不客气地说，诸侯政治、诸侯经济使得那时的俄罗斯不过是一个“装满土豆的麻袋”——一旦“麻袋”破了的话，“土豆”马上就会滚得满地都是。
这样的国家无论是面对天灾还是人祸，都难有行动力，中央政府不过是一个标志，一旦面对变乱，国家甚至连名义上的统一都难以为继。1998年俄罗斯遭遇金融危机时，俄联邦内的多个共和国便提出要独立。
这种地方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最终在普京任上得到了根本扭转。
2000年5月13日，普京签署第849号总统令，批准了《俄罗斯联邦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条例》。由此俄全国89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等联邦主体，按地域原则被划分为七个“联邦区”，每个联邦区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全权代表直接对总统负责，对地方各项政务有权进行监督。联邦区的设立本质上等于是给各地方政府头上安放一支可以实时对地方势力进行监督又不受其辖制的力量。这一举措使得地方势力过度膨胀、与中央离心离德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而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普京对腐败官员发出了严厉警告。2003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反腐败运动，清理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与黑社会勾结的警察。相对于常规化的查处，这样短期、集中式运动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产生更强的震慑力，从而避免一些人因相互袒护、掣肘使得执法行动流于表面。与此同时，根据普京的指示，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相继出台了100多项长期或短期的避免出现行贿受贿的举措，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适用于整个政府机构的常态化的反腐制度，2004年3月成立了俄罗斯国家反腐败委员会。这些举措极大地遏制了腐败问题，重建了人民对于国家的信心。
除了诸侯政治（经济）与吏治腐败之外，经济寡头是制约俄国家行动力聚合的更为根本的障碍。巨量的财富与社会资源聚集在寡头手里所形成的影响力，使得政府对他们也常常无可奈何——叶利钦时代连俄海军核潜艇基地都曾被断过电。不单无可奈何，由于手中资源的不对等，事实上俄政府一度需要屈从于这些寡头的利益，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俄前总理盖达尔也坦言：“在高峰时，7~10个寡头才是（俄罗斯）真正的政府，他们可以随意撤换总理，推行有利于他们的经济政策。”
而另一方面寡头对经济资源的垄断是不受国家权力约束的，这使得市场经济下的“合理竞争”、“资源合理调配”统统成了空话。普京当政后的第五年即2004年，虽几经恢复国有企业也仅占到俄罗斯GDP的25%，而俄罗斯政府的税收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国企——国防、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社会保障等统统都源自这“25%”，这意味着占GDP总量75%的私企对国家并未承担起与其体量相称的作用，除了让少数寡头享受利润之外，它们并未让任何人获益。
在上任伊始普京就宣称：“那些有钱人不应当控制社会……寡头们不可以、也没有权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如果有人不喜欢这样，如果有人已经习惯了无政府主义，那我很抱歉，他们将必须遵守新的规则。”并发誓要“把寡头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