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对共产党早有耳闻，是好是坏大家都没见过。国民党的压迫剥削是领教过了：国民党政府的贪官污吏，削刮民脂民膏贪得无厌。抗战时期，以各种名义横征暴敛，发国难财。国民党过路，来10个兵就要派一二十个挑夫，为他们挑军需物资和用滑竿抬官太太。路途中住在哪个村寨，还要杀鸡杀鸭招待。群众中传说共产党来到思普区，对老百姓好，都在左盼右盼。生活比较富裕的人听信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怕共产党来了大家要在一起吃，一起住，怕水牛、黄牛、田地、粮食都要“共产”。听了武工队的宣传，有的人还是半信半疑；有一个傣族知识分子康朗教回到家对妻子说：“今后负担可能不会有了。”思茅寨的一个小头人刀正乐听了武工队的宣传，专门到城子佛寺向戴队长告状，请共产党为他主持公道。他说，一年前，他向住在老寨的一个内地商人王六杰借了500元半开。一年内刀正乐已经给了王六杰10石谷子，一支步枪，按当时的市价已经超过500多元。但王六杰还说这些只是利息。戴队长派人把王六杰叫来问明了情况。在戴队长的调解下，王六杰愉快地接受了武工队的意见。
有两个武工队员到吹号寨宣传，一个傣族农民反映说：我前不久向住在我们寨子的一个广东人借了10块钱，暂时无钱赔，广东人说，没有钱拿猪来赔，拿牛来赔。还提着刀来我家，说再不赔就要动手杀人。武工队找到这个广东人，指出他这种做法不对，“他向你借钱，又不赖帐，等他有钱会还你，你拉人家的猪，拉人家的牛，还要杀人，太过份了！”在武工队员的开导调解下，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
由此，群众亲眼见武工队、共产党确实是心向着穷人，帮助穷人说活，非常高兴。武工队在勐养宣传、发动群众住了半个月，真的不派款、不派夫，平常一有空就帮助群众打扫卫生、舂米、挑水，教青年、儿童唱歌、跳舞，真正打心眼里佩服。
五、总叭的猪肉收不收？
为了表示对武工队的欢迎之意，总叭代表全体勐养头人送给武工队一大半猪肉。肉是用箩筐装着抬到武工队暂住的佛寺的。队领导一见这架式，都给难住了。“收下”还是“拒绝收下”？几个队干部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擅自作主。按上级指示精神，参照内地普遍执行的阶级路线，如果收下，就是阶级界限不清，丧失阶级立场，右倾。轻则党内检讨，批评教育，给个临时处分；重则，定你个投降主义，叛徒变节也有把柄。
当时，不容大家坐下讨论，戴发昌只好硬着头皮把肉收下了。送肉的人走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怎么办？退回去，肯定不行，伤了和气，伤了感情，下一步开展工作就太困难了；吃了，万一将来哪个往上边一捅，谁不怕挨批？不吃，又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总不能丢掉吧。说来说去，大家一致同意，请头人来一起吃顿饭，分享这块肉。
事后，戴队长在全体队员会上检讨说：“我们请头人来吃饭，是提供机会帮助头人剥削老百姓，失去了立场。因为我们请头人吃的饭菜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的饭菜不能白白给头人吃。”当时，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工作的，主观上大家都在提醒自己要划清阶级界限，但在实际工作中又离不开村寨的头人。有的人怕沾着剥削阶级的边，怕别人说自己“阶级立场不稳”。但在工作中又往往与村寨头人这些“剥削阶级”沾在一起。大家感到很多在内地取得的成功经验，在边疆却行不通。开始武工队试图不通过头人“深入群众，体察民情”，结果很多群众都不敢接近武工队，关系搞得很紧张。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武工队员自己去喊：“开会罗！开会罗！”任你嗓子喊哑，老百姓就是不敢来，而不管大小事情，只要找个头人吼上几声：“比侬挡来，马朋于罗！”（傣语：“各位乡亲，来开会啦！”）不多会，老百姓就陆续聚拢来了。
工作做了，任务完成了。大家坐下来总结，都说：阶级路线也不能一刀切，而是要结合边疆实际，民族特点来加以执行。
六、山村来了大好人
武工队在勐养工作了一段时间，接到上级指示，到佛诲配合邹垲夫等党代表工作。于是，车佛南武工队于8月底到佛海，在务本乡三迈、南本河、曼方、大曼垒等地开展工作。
穿过龙林，来到曼方寨子边。一群光屁股的小孩远远看到扛枪的人来，就像惊弓的鸟，尖叫着：“贺马哩！贺马哩！”（傣语：“汉人来了，汉人来了！”）四散奔逃，成年人也用惊疑的目光望着这些不速之客，担心将会发生什么。
武工队进寨后，询问到老叭（寨于里的头人）家的住址，径直往老叭（寨子的头人）家走去。正好老叭在家，他很客气地招呼武工队员坐下，并叫来扎欠（寨子里应酬内外事务的小头人）给武工队员安排食宿。集中住在老叭家，除粮食吃公粮外，油、盐、菜自己买，柴禾自己上山砍，水自己挑，不给老叭家添麻烦。队员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很自觉地遵守纪律，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无论到哪家，到了楼梯口，就把鞋子脱掉，打赤脚上去。脚上有泥巴就到晒台上打水冲干净。火塘上支锅做饭菜的三角架是请佛爷念经安放好的，不准移动，烧火的时候只能从朝外的两方放柴禾，靠后一方不能放。房子中间最大的那棵柱子不能靠，那是家中老人过世后靠着洗澡、穿寿衣的：主人家内房一般是不允许外人进去的。进佛寺参观，也和群众一样把鞋子脱在门外……中国有句古话“礼多人不怪。”武工队所到之处，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好人”。
早稻、水稻开始收割了，武工队抽时间帮老乡割谷子、挑谷子。村里的老人议沦说：“这群汉人来，好！好！”但是，看到这些年轻人，吃穿都很朴素，又怀疑是不是没有爹妈没有家，跑到傣族地方找饭吃的？每当听到这种议论，武工队员们都会笑着向老乡解释：“我们都有爹妈，都有家，在家有衣穿，有饭吃，还可以上学读书。现在是听了共产党、毛主席的话，出来参加工作，到边疆为各族人民求解放，谋幸福。”
日子长子，老百姓看见这些武工队员中有佛海的傣族“考兵贺”（参加汉人队伍），开初的疑虑逐渐消除了。原来见到汉人就四散奔逃的娃娃们，现在是一群群跟在武工队的“岩龙”、“比宰”（傣语：“兄长、哥哥”）屁股后面跑，跟着跳“三底哩三，哗底哩哗”（用傣语唱出的《满三娘劳军》调子）。他们看见武工队的人上山砍柴，摘回来的多依果又酸又涩，不好吃。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说：“走，我带你们去摘一棵甜的。”他带去两个人，挑回一挑。
七、地委派出民工团
1949年9月下旬，思普地委派出由思普军政干校三期结业学员为主组成的佛海民工团，团长由张克恭担任，下设三个区队。民工团组成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完成从宁洱到佛海的长途行军。
出发时，正值思普区的梅雨季节，时而细雨蒙蒙，时而倾盆大雨，队伍只能在泥泞中艰难地行进。物资的匮乏，生活的异常艰苦，是许多后来人无法想象的。当时无论干部战士都没有什么薪金可发，有一点十分有限的生活费一律由队上统一掌握使用，不能分到个人。穿的也不能统一着装。很多是参加革命时穿的那一套，实在没有的，由队上统一登记造册上报，没鞋穿的发双鞋，衣服破旧到难以再补才能发一件衣服。一般日用品，如牙膏、牙刷、梳子等，许多同志都没有，漱口以指头代替牙刷，以食盐代替牙膏。
民工团都配有武器，背包、挎包、水壶、干粮再加一支步枪。团长、区队长还配有短枪。每套行装约重60斤左右，没有马，更没有车，全靠自背步行和开展互助活动来完成行军任务。一路上，不知爬过多少山岭，淌过多少河流小溪。最令人恼火的是路边的旱蚂蝗，开始时队员们谁也没有见识过，这些腐叶枯草样的小精灵不声不响就沾到你的身上，吸你的血没商量。有时还会让人尴尬窘迫得无地自容。
一次坐下来休息，一个大小伙子裤裆底下莫明其妙透出一片潮红的鲜血。叫他快脱开看看。几个大姑娘都羞红了脸，躲到一边窃笑。那小伙子忙拉下裤子，“啊！我的妈呀，是两条旱蚂蝗！”肚子吸得鼓鼓的，有花生米粒那么大。
还有就是蚊子特别多。行军太累了，有人一坐下就睡着了。树林里、竹蓬下马上就会飞出一群群花腰长脚杆的大蚊子。大家说：“早听人说过，西双版纳4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菜，看来一点也不夸张呢！”
八、欢庆第一个国庆节
佛海民工团到达车里那天，正赶上新中国诞生的喜庆日子。
这一天，是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一天，首都北京举行了百万群众大会，可是边疆西双版纳交通闭塞、通讯落后，无法及时收听到这个喜讯。在那里，见不到报纸，没有电报，通信联络都是靠人传马送。车佛南三县，仅佛海旧邮局有一台破旧的收音机。党代表到佛海后，吩咐邮局管理员赶快修理，结果一直是时断时续，勉强可以听到一点，声音很微弱。9月底，接到思普地委通知，10月1日北京要举行开国大典。消息一传开，大家乐得不得了，邹垲夫同志命令邮局管理员，一定要想办法修理好收音机，保证10月1日能听到北京的广播。同时，党代表们考虑，为了能够多了解一点情况好向群众宣传，决定等收听完广播后再组织庆祝。
好不容易等到10月1日：白天收音机里全是“沙沙……”的杂音，根本听不到广播，只有等到晚上再收收看。还好，那天晚上，那架破旧不堪的收音机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七弄八弄，终于用耳机收听到北京的广播，听到毛主席的声音；知道了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还收听到一首庆祝国庆的歌曲，那歌词的开头几句是：
红旗飘，呼啦啦啦
呼啦啦啦
呼啦啦啦
全中国人民大欢喜呀
大欢喜呀大欢喜
胜利的歌声响四方
东方升起红太阳，红太阳……
第二天，党代表、车佛南武工队队长余松带着几个小战士从佛海飞马到车里。他的任务是立即组织车里县的群众搞一次集会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晚上，余松和张克恭等武工队、民工团的几位领导在一起研究如何组织集会游行。余松同志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规模的集会游行，在车里还是第一次，车里街上本来就没有几个人，周围村寨又分散，我真担心老百姓不来，或者来的人太少，冷冷清清，游行不起来。”
张克恭团长说：“那我们多派些同志分头下去宣传、发动，只要把道理讲明白，我相信老百姓会来的。”
“这倒不一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国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余松同志有些忧虑。
最后有同志提议：请召景哈（召存信）同志帮忙协助一下，今天他还赶大象来给我们看。
余松同志一听，像是找着救星，马上就去找召存信。
再说召存信同志在思普军政干校第二期学习了一段时间，二纵队党委考虑车佛南形势比较严峻，派召存信同志回来稳定形势。于是，他于1949年8月份回到车里宣慰街。10月1日这天，他听说二纵队党委和地委派出的民工团到达车里，专门命手下把宣慰街驯养的大象赶到车里街让民工团的同志参观。
余松找到召存信，把情况一说，召存信非常乐意。
“没问题，活动由你组织，群众由我负责通知，保证会有人来。”召存信胸有成竹地向余松同志打了保票。
余松同志一再交待：“10月5日游行，不能误事！”
张克恭团长安排民工团的几个女同志赶做了几面五星红旗和游行用的小三角彩旗。当时谁也没见过五星红旗是什么规格的，完全凭电波传来的几句话想象着做。女战士们把一颗大五星摆放在旗子正中，四个角各镶上一颗小的五星。长宽比例也都是自由发挥，看上去像一面“五星红旗”就是了。旗子做好了，战士们又扯来红布做成横布标，在上面写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个大字。
10月5日早上，秋雨初霁，坝子里阳光灿烂。
四周围村寨的群众，老老少少，携儿带女的来了；远在宣慰街的头人、百姓来了；嘎洒、嘎栋的群众来了，加上车里的部队、工作队、居民，也有几千人！
会议开始时，武工队、民工团的同志齐声高唱《东方红》。当宣布新中国诞生，余松同志报告了广播里听到的新闻后，群众欢声雷动，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厂、“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部队鸣枪，民兵放火枪，群众打起象脚鼓，敲起铓锣。民工团还在庆祝大会上表演了几个歌舞节目，就开始游行。一路上，歌声、口号声、鼓声、铓锣声和不时夹杂着的“水、水、水”的欢呼声，不绝于耳，一阵阵响彻云霄，迥荡在澜沧江畔的孔雀之乡。
九、成立车佛南党总支
佛海民工团参加完车里的第一个国庆节后，绕道格朗和爱尼族山寨向佛海进发。当晚住宿在景洪坝子边沿的曼磨歇。第二天一早出发，经过曼科松附近的敌人活动地区，然后—卜坡进入勐海坝子。当时正值晚秋季节，田里的谷穗低垂着头，大地一片金黄，原野上处处飘溢着稻谷的清香，流淌着丰收的希望。战士们一路风尘，穿过沿途的田野村庄，很快到达佛海县城。一进佛海城，气氛很有些紧张。大街上行人大多行色匆匆，在各自忙碌着，全城几乎都沉浸在紧张的战备状态。
队伍来到象山，邹垲夫、鲁文聪、余松等同志首先给大家介绍了当前的情况，而后带部分同志巡视了城防工事。其他同志则到住处休息。当时，虽然“在乡军人”的反动武装已占领了勐混、打洛和车里县的大勐龙等地区，但是，三县县城和多数村寨仍在我方部队控制之下。
张克恭团长所带的民工团第一、二区队刚到佛海，第三区队由区队长姚明武和原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卓孟晋同志带领，于10月9日到达佛海。卓孟晋同志的到来，传达了思普地委的指示：为了加强党对车佛南地区工作的领导，思普地委于1949年8月研究决定建立中共车佛南总支委员会，由邹垲夫、卓孟晋、余松、戴发昌、张克恭等五同志组成，邹垲夫任总支书记，卓孟晋任副书记，其他为委员。车佛南支队党小组、武工队党支部和民工团党支部由总支统一领导。
在车佛南党总支部成立的同时，卓孟晋同志还宣布了9支队党委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战斗在桂黔边区和云南省各地的革命武装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原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整编为滇桂黔边纵队第9支队，支队下辖41、42、43三个正规团、一个机动营和车佛南整训总队、澜宁源整训总队、镇江整训总队3个整训总队。车佛南整训总队总队长鲁文聪，副总队长朱宝元、黄应文，政治特派员邹垲夫、余松；镇江整训总队总队长王少和，副总队长李衣人，政治特派员纪庆明。
卓孟晋同志担任车佛南党总支副书记，同时兼任南峤县县长。因此，他在传达完地委和9支队党委的指示后，便带着姚明武为区队长的佛海民工团第三区队到南峤工作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