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句话一入邓旭初耳朵，正好似“冷水浇头怀抱冰”，浑身凉透：千里迢迢，历尽险难，来到金华，总想找到自己同志。朝鲜义勇队本来是自己和干仲儒最大的希望所在，现在却吃着了逐客令。自己在金华，“脚脚踏生地，眼眼看生人”。身边又没有钱，难道流落街头不成。一沉思，他就坦率地告诉他们：“我是皖南战场上下来的，在浙江举目无亲。满腔希望找到你们，李苏民又不在，叫我到哪里去呢？”那位中年男子想了一想，说道：“你到丽水建设厅去找潘一尘吧！他一定会帮助你的。”这句话给了邓旭初很大安慰：这个中年男子，肯指点门路，不出卖自己，无疑是进步人士。他说的潘一尘，可能就是我们党的人。想到这里，就告辞、道谢。正欲转身离去，那位朋友马把邓叫住，从抽屉里取出一些钱来，递了过来：“这点钱，你就在路上用吧。”这一句倒又提醒了邓旭初：自己腿上的伤口长期没换药。这里是门诊所，又是朋友，何不就此一换。这个要求一提出，那位护士马上把邓旭初扶到一只凳子上坐下，轻手轻脚，为他取下裹在右脚伤口上的那块血脓斑斑、又脏又臭的破布；然后，拿起镊子，夹了消毒纱布，在伤口消毒。看到那溃烂的伤口，她的手不住发抖，眼泪一涌而出，点点滴滴，落在地上。邓旭初大受感动，连忙安慰：“同志，不要难过，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这句话一出口，这位护士的眼泪更是像泉水一样，滚滚而出……
换好药，再三道谢，掉头出门，仿佛听得里面泣声呜咽。邓旭初心头一热，劲倒又大了起来。我们到处有同志，有朋友，自己一定能找到党，敌人一定会打倒！劲头一来，才觉得肚子咕噜直叫——“饿了！饿了！”多少个钟头没有吃饭了，自己也数不清楚。看到路边有一家点心店，有汤年糕卖，双脚不由自主地跨了进去。一碗汤年糕刚刚端到手上，吃了不到一半，猛抬头，瞥见门口有一个身穿制服的青年，一边在买点心，一边两只眼直盯着自己。
邓旭初立刻警觉，用眼睛一瞥，看见此人衣襟上别着一枚三角形徽章——此非三青团为何！等他一转身，邓立即放下碗，拔腿就走。转过几条马路，细细观察一番，见无人跟踪，就走进一个图章店，请店主刻了一个长方形的图章——“青龙乡小学”。又买了些信封信纸，再找到一家小客栈，借了笔墨，关起房门自己给自己开了一张通行证：“兹有我校工友邓平，因公前往丽水，请沿途军警查验放行。”不要小看这张“通行证”，还真管用。当天晚上，在兰溪旅店，就有警察查夜。一看邓有“通行证”，二话没说，就转身离去，查别人去了。第二天上路，又凭着它，一路顺风，到了永康。过了一夜，又太太平平，到了缙云；第三天，平平安安，到了丽水。一路关卡，只认“证”，不认人。
“有趣！有趣！”到了丽水，邓旭初心头大石放下，不觉为自己的“杰作”洋洋得意。到丽水时，机关还未下班。找到建设厅，邓旭初要门房通报。潘一尘很快在会客室接待。谁知邓一说明来意，潘就面露难色，坦白相告：“自己正被一些青年拖累，实在不能帮忙，请你到当地民生日报去找找同乡看。”看潘那副样子，邓旭初心知肚明：这个人已被白色恐怖吓坏了，自然不好勉强。告辞出门，四顾茫茫，又茫然了：继而一想，潘一尘虽然不敢帮忙，但并无恶意。自己举目无亲，不妨到民生日报碰碰运气。
1941年3月中旬的一天，邓旭初在丽水寻找民生日报的地址。丽水乃弹丸之地，民生日报一找便到。嗨！运气真好！
还未进门，就在门口看到一个青年，面熟陌生。双方对视几秒，那人突然叫了起来：“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一听此话，邓旭初也已记起：此人名沈谔，曾在新四军军部工作过。正是“他乡遇故知”了，邓旭初喜出望外，跟了沈谔进了民生日报。沈谔便把他介绍给刘崧。
刘崧即刻把他带到沈栖房间。沈栖和刘崧是未婚夫妇，都是军部派到此地做地下工作的。沈栖在民生日报做编辑。他与邓旭初在军部见过面，虽然不熟，大难之后，亲人重逢，问明邓旭初和同志们种种艰险、不幸，不禁凄然。
大家都咬牙切齿，誓报此仇。沈栖和刘崧，对邓都非常热情。看他那副狼狈模样，知道这一路走来，受足了苦。商量一下，沈栖立即打电话叫饭馆送菜来。这顿饭呐，时隔整整62年，邓旭初还记得清清楚楚：沈刘夫妇一碗饭还未吃完，自己已经三碗下肚，有点不好意思，放下碗来，推说饱了。沈刘二人连忙再劝。邓也实在只填满胃里一个角落，再吃三碗，方才有这么点“饱的感觉”。刘沈夫妇仍不肯让他停下。再吃了两碗：总计八碗，才算完全对得起肚子——已经整整三个月，几乎没有把它填满过了。
吃完饭，沈栖又拿了自己衣服，带邓旭初到澡堂洗澡。那件从“孙先生”
那里弄来的黑棉制服，经三个月日晒、雨淋、风吹、汗泡，已经成了“虱子繁殖所”，“黑头白芝麻”一堆一堆，嵌在斑斑血迹里，“色彩”倒也“可观可赏”。可邓旭初对它一点感情也没有，一脱下，就连同衬衣衬裤，袜子，一起扔进了垃圾箱里。
吃足，洗净，伤口也不觉得怎么痛。最主要是找到了亲人，心踏实了。
心一落到实处，浑身自然放松，晚上甜甜地睡了一大觉——从此，他就在沈刘夫妇细心照顾下，在丽水隐蔽下来了。
隐蔽是隐蔽下来了，但下一步怎么办？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些同志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困境的煎熬，感到前途无望，回到了家乡。邓旭初也面临着这种选择：是回老家找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呢？还是到苏北寻找新四军军部呢？邓旭初经过再三考虑，毅然选择了后者。因浙江党组织属东南局领导，回新四军军部也就回到了东南局。他流落在浙江的这段经历也容易被党搞清楚。为了不脱离党，邓旭初下决心到苏北找军部。
3.结识余森文专员
邓在丽水住了几天。沈栖向上级党组织反映了邓旭初情况，但没有向邓说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战友重逢，沈才告诉他：邓一到丽水，他很快就通过关系向党组织作了汇报。限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内部情况又相当复杂，有些话自然不能向邓旭初明说。在丽水休息了几天，伤口大有好转，身体也已硬朗。邓旭初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赶回部队。可是，只知道新四军军部在苏北，却不知确切地址，路线更是不清，又无交通员护送，孤身上路，国民党军队防范甚严，关卡甚多，即使不当你是新四军，也会被当作逃兵处理，难逃厄运。而且，又是一个“千里迢迢”，路费从哪里来。沈刘夫妇虽是自己同志，收入却是有限，无力供给。怎么办？只好在丽水耽搁一个时期，摸清情况再作决定。
在丽水留下，一个问题即刻突出——必须找个工作，才能掩护。
沈刘二人拟想把邓留在民生日报当译电员。一来，邓旭初不懂业务；二来，原来已有一个译电员在，硬挤个人进去，容易暴露，于大家不利。
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邓旭初与沈栖同榻而眠。沈栖上班，他就独个儿读书读报。几个月不看报，对这个大动荡时代的内内外外、方方面面的大变化，脑子里留下一大堆空白，正好借此“补白”。沈栖一下班，他们两人，就抵膝而谈，分析形势，估计前途，高谈阔论，倒也不觉寂寞。两人谈得最多的是丽水当地形势。目的就是为了更多了解丽水政事人事，以便寻觅职业。在此与沈刘夫妇交往同时，还有雷臻在合作社任职。在讨论中，四人对丽水形势和民生日报的作用看法完全一致：民生日报是浙江省第九专员公署办的一张报纸，比较进步。报社大多数人，思想倾向我党（解放后才知道其中有好几个地下党员），敢于宣传抗日，敢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政策。九区专员余森文本人思想进步，同情我党。“皖南事变”后，特务机关要抓我们同志，余森文不顾危险，通过秘书何新邦，将消息透露给我们，保护这些同志安然脱险。何新邦的恋人王秀英是地下党员，在丽水政治面孔太“红”，惹人注目。余森文关照他们，迅速结婚，住进专员公署，使特务奈何他们不得。因为余森文和何新邦是广东老乡，何又是余本人从广东带来的心腹。不到非动手不可，特务是不敢随便抓这位“秘书夫人”的。还有一位羊城彦，也是广东人。在民生日报当编辑，同余、何、王都很熟悉，也住在专员公署里。几次在民生日报发表文章，思想进步。沈栖、邓旭初估计他们可能是广东地下党员，也是逃亡来此，投奔余森文的。他同邓是同乡，志趣相投，很快成为知心朋友。尽管由于地下党的纪律，沈、刘、雷、邓、羊五人，不能互相透露身份；然而，在政治上彼此信任，生活上互相关照，完全同自己人一样。对邓旭初的处境，其余四人都非常关心。为了帮助邓掩护身份，几个人商量下来，决定由羊城彦直接找余森文，请余帮邓安排一个工作。
谁知这位余专员一听邓旭初是从皖南出来的，不但不敷衍、推托，反而马上要羊城彦带邓到公署面谈。沈栖夫妇开始还有点犹豫，与大家一研究，认为余不可能有恶意，便让他们同去见余森文。羊城彦特地安排在下班以后，把邓旭初带进专员公署余森文的办公室。一见面谈天，邓旭初发现这位国民党的“专员大人”，对“皖南事变”十分关心，就乘机把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阴谋揭露出来。余森文听了，对新四军明显表示同情。还突然问邓：“我有两位朋友，钱俊瑞和汪海粟，在军部里。他们的情况，你知道吗？”
邓旭初直言相告：自己在军部听过钱俊瑞的报告，汪海粟在政治部当科长，生活都很好。在事变中，没有看到过他们，估计是突围出去了。
余森文听了，略一沉吟，便直接问邓：“你怎么会找到民生日报的？”邓旭初便把如何千辛万苦、逃到金华，台湾义勇队的同志如何要他到丽水找潘一尘，潘一尘又如何要他到民生日报的整个过程，全部告诉了余森文——此时，他已经知道，这位头顶国民党乌纱帽的“专员大人”，胸膛里的那颗心肯定是“红”的了，所以讲话已解除戒心了。余森文也当场讲明：“以后不要再找潘一尘，潘一尘靠不住了。”谈到工作问题，余森文恳切地说：“我想把你安排到景宁县政工室工作。丽水特务多，不容易隐蔽。景宁县是山区，偏僻小县，特务少得多。如果日本人进攻丽水，那边是打游击的好地方。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县长也是个广东人，抗日很坚决，会好好保护你的。”
话讲得如此诚恳、坦率，邓旭初听了真是高兴极了。回来向沈栖、刘崧、雷臻一说，三人也都放心、开心。
这位余森文专员，当时是不是共产党员呢？不是。仅仅是位进步民主人士。后来继续向我党靠拢，到1948年全国解放前，参加了共产党。
4.到景宁县政工室
“到政工室工作？”邓旭初开始还着实担心：凡是国民党机关，招牌上带“政工”二字的，终归同特务有关系。一个县的政工室，当然特务成群了，自己干得了吗？
因为邓旭初一参加革命，就到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出来，就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知之甚少。他不知道，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有地方真，有地方假。关键在于地方长官政治态度如何。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原来是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好朋友，位列第三。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打内战，冯、阎失败。接着，李、白反蒋，也铩羽而归。黄绍竑是位智者，知道在“中华民国”之中，军阀们各自谋利，是打不倒蒋介石的，所以做了个“识时务者”，不管李宗仁白崇禧如何挽留，他还是绝襟而去，投奔了蒋介石。蒋介石可高兴了，先给了他几十万大洋，请他到上海花花世界欢乐一年。然后封他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副主任”，算是蒋介石嫡系何应钦的副手。这已经够意思了。30年代中期，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蒋介石又把黄委任为浙江省主席。浙江是蒋介石和他的六大心腹——陈果夫，陈立夫，陈诚、陈布雷以及胡宗南、戴笠的家乡，这个“主席”过去非蒋亲信或国民党浙江元老莫属。黄绍竑履任，受宠若惊。不过，抗日开始，国共联合，黄倒确实相当积极。听取中共意见，在浙江各县建立政工队，吸收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做了不少工作。有些地方甚至仿效我党，实行“二五减租”，使农民得到不少实惠，受到广大革命青年和群众的拥护。因此，许多地方的政工队，也就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借此开刀。政工队被撤消，另外在各县政府下设立政工室。政工室虽然由国民党控制，但仍有不少共产党干部隐蔽其中，坚守阵地，坚持抗日，与顽固派争一席之地。了解了这个前因后果，邓旭初就觉得这个工作“大有干头了”。
其实，邓旭初一到丽水，找到沈栖夫妇，沈栖便向党组织汇报了他的情况。打这时起，他就已经找到党了。不过，限于纪律，在他正式恢复党的关系和组织生活之前，作为地下党员的沈栖是不能向他说明身份和党组织的确切意见的。而邓旭初却已经把沈栖当作自己的“直接领导”了——因为他确实估计到沈栖是党的干部，自己应该服从他的领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心里老是不踏实：接不上正式组织关系，身份不明确，作为一个党员，这颗心是定不下来的。此时，听说县政工室里有党员，倒又燃起了希望：能够在工作中找到组织，正式恢复组织关系，那可太幸运了！
为了让邓旭初顺利上任，顺利工作，沈栖、刘崧夫妇可操了不少心。他们把沈栖的衣服，拣好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配了一个齐：还把家里仅有的一只小皮箱也给了他。这样，邓旭初看上去就像是余森文专员的老乡、一个小公务员的样子了。
在去景宁之前，一天，邓旭初和沈栖一起上街，迎面走来一个身穿长衫的汉子。开始，邓旭初没有注意，擦身而过，忽听得背后有人呼唤：“小邓！”
回头一看，不料却是杨进！杨进在茂林144师伤兵医院越狱出去，原来是想找到组织，营救同志。谁知一去，杳无音讯。邓旭初和干仲儒他们，一直为他担心。今日在丽水街头，不期而遇，双方都是喜出望外。邓旭初将他介绍给沈栖以后，就与杨进离开沈栖，走到河边的沙滩上，并肩而坐。谈了不多几句，杨进忽然关照邓旭初面对面坐下谈心。为什么要有这个“小动作”？
杨告诉邓：“这样坐你可以看到我的后面，我可以看到你的后面，发现情况，可以立即通知对方，以防意外。”
在谈话中，邓旭初把自己和干仲儒等同志的经历告诉了杨进。杨进也告诉邓旭初：越狱以后，东寻西找，始终无法找到组织。这中间，他曾几次到金华。这次也是从金华过来。谈到这里，他告诉邓旭初一个特大喜讯：干仲儒已在金华朝鲜义勇队。他刚到时，就问：“邓旭初来过没有？”听说，邓被打发去了丽水。干大急，一定要李苏民派人去追。李苏民派了个青年去找，说曾在一个点心店门口，看到里面有个穿黑制服的青年在吃点心，可能是邓旭初。正想上前招呼，一转眼就不见了——听到这里，邓旭初恍然大悟：那天早上点心店门口那场惊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干仲儒、李苏民听了不放心。恰巧杨进来了。反正他为了找党，到处奔走，干仲儒便要他到丽水再看看。想不到会在路上邂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