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桓十几天，顾康杰私下与满满表示：自己孤身一人，难以久居B国，只要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能继续下去，他考虑逐步与国内合作办旅游，最后回归定居。冯满满一家全不赞成，满满告诉父亲，现在这里的人为了出一个国常常搞得倾家荡产，用尽各种非法欺骗手段。老爹在B国打下的基础，对于她们全体特别是对于下一代的小红，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岂可轻言转移?他们达成协议，第一步先把小红办出去，给B国哪个名牌大学捐一笔款子，由那个大学将这一笔钱充做顾小红(她也改姓顾了)的奖学金。第二步，在顾小红到B国上了学安定下来以后，冯满满前去探亲。他们祖孙三人研究下一步的走法。顾康杰不赞成女儿一家向移民B国的方向走，冯满满不赞成父亲与他的事业向回归祖国的方向走。至于侯志谨，他表示："去B国玩玩开开洋荤当然没有什么不好。移民?我反正不干。我说下大天来算是革了一辈子命了，到了B国谁承认我?我总不能到了晚年把自己变成一个大零蛋吧!B国再好那是人家干出来的，有我的什么事?"
满满骂他土包子。顾康杰倒是很欣赏他这几句话。他含含糊糊地对女儿说："其实我宁愿你们还坚持批判我这个老反革命呀。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太多了，中国人应该骄傲，应该天下第一。中国人镇压了那么多反革命，应该把中国做得好好的呀!镇压了那么多反革命，革了那么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命，如果搞不好自己的国家，不但革命者不服气，连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九泉下有知，也觉得冤枉呀!"
冯小红听了姥爷的高论哈哈大笑，她说："您哪，这可真是历史的误会了。您应该当共产党，让我妈妈跟我爹当国民党去就对了。"
"不许胡说!"侯志谨大喝一声，气得手都哆嗦了。
"您别跟我威风呀!"冯小红满不在乎，"就您那点心胸，您还想教训我呀，得了吧。"
一九八九年三月，冯小红去B国留学。一九九一年底，冯满满去B国探亲，一去就是两年。这两年她给李门、红云写过两封信，李门只给她回过一封信。她走了，李门觉得走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日子安宁多了。红云也不再提她的事了，提到冯满满--不管本人怎么改姓，也不管旁人怎么称呼，红云坚持仍然叫她冯满满--红云有时评论说："她活得也太辛苦了。样样拔尖，处处争强，万事能不够，万事没个真诚--这样的人啊，害人害己!"
"可不是!"李门称是。仍然有点惭愧。
"你说得也对。"红云补充说，"她也可怜，看起来像个女强人，其实呢，聪明反被聪明误，争强反被争强误。你还是多写封信去，关心关心吧。"
李门摇头，轻轻吹了一口长气，像是要把一朵蒲公英吹到天上去。
小红出国以后，由于大形势的某些新变化，侯志谨闹个不休告个不休，他强调，目前正亟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因为近年来所里的歪风邪气错误思潮泛滥。G省科学院，是省里的重灾区。在这个时候要他退下来，便是向资产阶级投降。他向省委告院领导的状，还拉了几个"自己人"签名写信要求他留任。这样，一九九○年春，侯志谨虽然从所长的职务上退下来了，却仍然担任所的党委书记。又是分类排队，又是人人过关，又是轮流办学习班，他很红火了一阵子。一直到一九九二年底，他还是退了下来。退下来以后，他变成了一个反对派、在野派，骂骂咧咧，回忆过去的优良传统，咒骂当今的世道不像样子，一张口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有这么要钱的吗?我们那时候有不服从分配的吗?我们那时候有胡说八道的吗?我们那时候天天批评与自我批评，哪有像现在这样谁也不敢得罪谁的?像现在这样下去，哼，我们不是白革命了吗?
李门终于没有担任副院长。一度传得很凶，省委组织部领导还与他谈了一次话，要他做"压担子"的思想准备，害得李门解释申诉明心迹什么的又搞了一回。后来随着大形势的变化，这一切全部销声匿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突然说是要让他做这做那，又是谈话，又是传闻，又是报信，又是争论，又是祝贺，又是出谋划策，真像有点什么事情要发生。忽然气候一变，全部成了泡影。成泡影本不足惜，成了泡影李门反觉踏实。问题是白白地让人议论了一回，反而没事找事找出来一些晦气。特别是两次先说要升官后来告吹，说升官的时候他是一好百好，没了治了。等不当副院长了，一家伙暗杀的问题就又出来了。李门最后也糊涂了，说到了，他是不是至今还背着企图暗杀首长的包袱呢?人们的逻辑很简单，要是没有问题，能够两次要升官，两次又都泡了汤了吗?李门回想自己这一生，未免太离奇了。他甚至想，看来这一辈子不混上一官半职，想当老实百姓硬是当不成了。不当官，他这个暗杀的恶名啥时候才能洗掉?官者生，非官者死，官者清明，无官者随时出政治历史问题，官者红色保险箱，无官者想说你个啥就是啥。(叫你红你就红，红里透紫；叫你黑你就黑，一黑到底。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呜呼!
邹晓腾到处讲话攻击李门，竭力证明李门多年来走的是资产阶级道路而他自己是无产阶级道路。一次讲话时过于激动竟然中途晕眩，退场去医院急诊。急诊后他说话更加口齿不清，愈是不清愈要到处讲话，似乎生怕今后彻底不清了就再也不能讲了。
邹晓腾还到处写大同小异的文章拉扯上G省省委书记，还和书记在一次招待会上见了面，书记对他很重视。还有一位副省长一位厅长一位局长三位处长都与他见过面，他正在跟随这些好友、老领导、同事、校友兼同志学习"从政"。他表示他自己不但拉车也要看路，不但自己看路还要随时向迷失方向的人大喝一声："同志，你走错了路!"求仕之迫切、饥渴、急不可耐之状，溢于言表，贻笑大方。别人窃笑齿冷，他越发来劲，大言不惭，振振有词。
最有意思的是，他写文章说自己是"老同志"，说是"像我这样的老同志，理应担起更重的担子"。求仕者多矣，能像邹晓腾这样坦白率直的，再无他人，他的这种作风在可笑可鄙之外，确实也有几分可爱--也算G省一绝。
邹晓腾文中经常提到，他一直保持警惕，与自己的一位个人关系很好的老同学划清界线，因为这位老同学没有他对革命那么忠。人家说，这是指李门，李门不闻不问。
两个星期以后，李门在晚报上读到一篇题为《吹牛不上税》的杂文，文内提到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词有"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我，也要挑上八百斤"云云，但是如今，"挑担子"的含义已经有了变化，以至于一位自称为"老同志"的先生自己提出要多挑担子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观感便与对李铁梅的感受大不相同。杂文还说，古人有所谓"怀才不遇"的，已经是酸酸的了，今人又有"怀忠不遇"的了，益发令人倒牙。这篇杂文讽刺得入木三分，很明显是批评邹晓腾的。李门觉得其实不必。李门怀疑文章是简红云写的，便劝导红云，不必与之一般见识。红云坚决否认文章是她写的，但是红云认为到现在了还搞那一套打完右脸伸左脸的原则未免可笑可悲。李门说，人生就是如此，人是各式各样的嘛，有个邹晓腾像蚊子似的叮着你，也是一景，也是一乐，既助传名，又可解闷，何必还手呢?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像邹晓腾那样吃饱了专门搞磨擦呀!我们的时间赔不起呀!你再想想，像邹晓腾这样的人，当年侥幸出了点名，肚子里并没有真正货色，现在更是早已经落在了时代后边，一无所长，一无可取，你不让他成天吹捧自己拉扯大官不忿旁人，又让他干什么去呢?你要活，人家也要活嘛。你从日本买回来了松下电器，人家至少也要从黑市上买回一个走私货嘛。
红云不愿意再谈论邹晓腾了，谈论邹晓腾实在是影响食欲。他们相信，邹晓腾是能够愉快地活下去的，因为爱惜食欲的人们是不会认真对待他的。而且，恰如李门所说，忙的人是太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