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亲自点名的人，谁敢怠慢。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长。陈寅恪早年的得意门生，曾经与王永兴一起担任陈寅恪助手的汪篯作为特派使者，携带着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郭沫若和李四光的手谕，怀着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1月21日来到了广州。
汪篯自以为是一个高明的说客，以“党员的口吻”居高临下地教育开导起这位昔日的恩师，满口马列主义。陈寅恪怒不可遏，他对这个学生已经完全绝望了，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汪篯只好灰溜溜地逃离了陈宅。
最终，陈寅恪还是决定给自己的这个学生最后一点面子，回复科学院的“盛情”。12月1日，由陈寅恪口述，汪篯笔录，留下了《对科学院的答复》。在答复中，陈寅恪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陈寅恪没有直接拒绝接受任命，但是他提出了两个极为“反动”的就任条件：一、准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且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开一纸证明，以作挡箭牌。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任职条件跟拒绝并没有什么两样。
晚年的陈寅恪抱着病体坚持在中山大学开课，教授他耗费了多年心血研究的成果“元白诗证史”，在这乱世中，能在这一方小小的课堂上印证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了晚年陈寅恪重要的精神寄托。
遗憾的是，陈寅恪一生最为看重的传道授业并没有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195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958年6月，不甘落后的中山大学革命斗士们在校内展开对“反动历史权威”陈寅恪的疯狂批判，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中大的校园。在这些大字报中，深受陈寅恪青睐的旧日学生金应熙的反水，最终给了这个孤傲的老头子致命的一击。
金应熙的大字报在批判老师思想反动的同时，还追溯到陈寅恪的家世，称之为“封建遗少”。当妻子唐筼把这张大字报抄录回家，哭着念给陈寅恪听时，陈寅恪咬牙切齿地说道：“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
1958年7月，忍无可忍的陈寅恪向中大提出，从此不再开课并马上搬出校园的要求。虽然经过交涉他继续留在中大，但是陈寅恪历时32年的教授生涯却就此画上了句号。在这样一个时代，陈寅恪只能选择沉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并最终在沉默中死去。
着书只为颂红妆
从1953年9月开始，陈寅恪在授课之余开始了对《论再生缘》的研究和写作。到1954年底几经修改的《论再生缘》终于定稿，一个目盲的老人仅靠助手的帮助从事极其繁复的考证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然而，由于陈寅恪让慕名来访的康生大人吃了闭门羹，这部耗费了陈寅恪无数心血的大作竟无法出版。
《论再生缘》完成后，陈寅恪又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柳如是别传》的创作，这部书前后历时十年之久，耗尽了陈寅恪最后的精力。在他停止授课之后，这部书更是成了他唯一的心灵依托。
在写作《柳如是别传》的中途，1962年6月10日，73岁高龄的陈寅恪不慎在洗澡时在浴盆中滑倒，跌断了右腿股骨颈，在医院昏迷三天。医生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采取了保守疗法，然而效果不佳，自此之后陈寅恪成了膑脚之人。衰年、多病、目盲、膑脚，这并没有让陈寅恪缴械，1964年夏，皇皇八十余万字的巨着《柳如是别传》终于问世。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对陈寅恪的事迹赞叹不已，将此大作的出版赞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一大奇迹”。
陈寅恪写这两部着作别有怀抱，无论是《再生缘》中的女主角孟丽君，还是《柳如是别传》的传主柳如是，她们都在自己的生命中表现出了一种“礼教岂为我辈设也”的胆量与骨气，也因此不见容于那个时代。即使这样，她们仍然活得勇敢、活得骄傲、活出了自我，这不就是陈寅恪所极力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吗？尤其是柳如是，在那样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她能够坚守自己心中的价值观，不随波逐流，表现出了比许多被视为国之栋梁的须眉男儿更胜一筹的凛然正气，在时代变鼎之际，试问几人能做到？
这样的情感共鸣，正是促使陈寅恪写下《柳如是别传》的动力。
在陈寅恪创作《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同时，国内的政治浪潮仍然风起云涌。1966年，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拉开了序幕。在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陈寅恪的朋友、同仁、弟子们或被打倒，或自杀，他的三个女儿都遭到发配，陈寅恪自己的身体已经油尽灯枯，长年卧床，他的妻子唐筼常年受到严重心脏病的威胁，靠着药物勉强维持生命，夫妇俩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作相濡以沫。
即使这样，陈寅恪也未能幸免于斗争，他的家中几次受到冲击，财物被红卫兵们洗劫一空。造反派为了折磨陈寅恪，以验证陈寅恪惊人的记忆力为名，将其拖下床来强迫他背诵毛主席语录，稍有差错便用铜头皮带和棍棒加以毒打。
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来自高音喇叭的摧残。造反派想出了折磨陈寅恪最绝的办法，目盲的人往往耳朵更为敏感，有两年多的时间，陈家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在正常时间都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的陈寅恪如何度过这两年，常人已经很难想象了。每当召开批斗大会，为了让陈寅恪聆听“革命群众愤怒的怒吼”，造反派干脆将高音喇叭搬进室内，直接绑到了陈寅恪的床上……
在这样的日子里，陈寅恪并没有像他的很多朋友、学生一样选择自杀，原因是三个字“不甘心”，这三个字的含义现在成了一个谜。
尽管不甘心，但是死亡还是悄然而至。在这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陈寅恪已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只见他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清晨5时许，因心力衰竭，陈寅恪终于在凄风苦雨中撒手人寰。四十五天之后，病重的唐筼也追随九泉下的丈夫而去，正如她自己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
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史学大师就这样离去了，不甘心，真不甘心，又怎能让人甘心！
陈寅恪死了，但是国内批判他的浪潮还在继续，倒是在大陆以外，人们可以更加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想法。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听人说寅恪先生故去了，而且故去时很痛苦，他说：“我绝不相信。全世界还有几个陈寅恪，就这么一个啊，谁有这么坏？”第二天，戴密微的弟子拿香港《大公报》英文版念给他听，戴密微这才相信了，他哭了，哭得很伤心。
陈寅恪在“文革”受难的时候，其为王国维撰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铭文的纪念碑被推倒扔进清华校河，无意中竟躲过了一劫。“文革”过后，学校到处寻找此碑，最后在物理系的实验室发现此物。原来，该系师生在“文革”中从校河里捞起此物，放在实验室里做摩擦动力小车实验的垫板。堂堂清华大学，人文精神堕落至此，夫复何言！
如今这一块王国维纪念碑又重新被树立在清华校园内供世人瞻仰，无数的清华学子从碑旁鱼贯而过，只是没有几个人会在意它的存在，熙熙攘攘，皆为名利。如今的清华，还会给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教授聘书吗？
这不是清华的错，错在时代。
相信很多人都对陈寅恪花费十年时间写一部看似学术价值并不是很大的《柳如是别传》感到惋惜，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师本该有更大的成就。的确，陈寅恪的学问和他的成就没有形成合适的比例。更有人费尽心机在寻找《柳如是别传》中的史实错误，不知是不是想以此证明自己比陈寅恪的水平更高。奉劝这些人，在这样做之前先把自己的眼睛刺瞎，如果这样你还能揪出错误，那人人都会心服口服。
“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其实，陈寅恪带给我们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上，更在于精神层面。或许，学术上的陈寅恪可以被超越，但是，精神上的陈寅恪很难被超越。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的开头提到了士人的最高境界：“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陈寅恪先生，你做到了，我们以民族有过你这样的大师而自豪。
梁漱溟档案
名号原名焕鼎，字寿铭（“漱溟”二字是民国初年，在《民国报》供职时总编给他拟的笔名）
生卒年1893-1988
籍贯广西桂林
出生地北京
家世曾祖父、祖父都由进士而仕宦，父亲梁济为光绪间举人，做过清末内阁中书。
学历顺天中学堂
传道生涯北京大学（1917-1924），山东菏泽省立第六中学（1924），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8），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1930），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1931-1937），重庆勉仁学院（1946-1949）
研究领域现代新儒学、人生问题、社会问题
主要着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经典名言我只有志业，没有职业
特殊嗜好打太极拳
评价梁漱溟“不仅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是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家”（美国汉学家艾恺）
梁漱溟：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1917年，年仅二十五岁的梁漱溟登上了北大的讲坛，开始了他在北大为时七年的讲学生涯。令人吃惊的是，执教北大的梁漱溟竟然只有中学学历，几乎靠自学成才。1917年，梁漱溟拿着自己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处女作《究元决疑论》，向刚刚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请教，没想到蔡元培说自己已经看过了，这让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梁漱溟受宠若惊。而蔡元培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梁漱溟难以置信，他对梁漱溟说，你来北大帮我吧，主讲印度哲学。
自学成才的梁漱溟以一篇处女作登上北大讲坛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更像一个神话，不过这才是真正的北大，当然前提是要有一个有魄力且不功利的北大校长。
蔡元培果然是个伯乐，在北大，梁漱溟所讲的“印度哲学概论”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马叙伦的“老庄哲学”并称为北大哲学系的“三驾马车”。他的课堂很快因为听课的学生太多不得不从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朱自清等后来名重一时的学者。
中国人讲“三岁看到老”，如果以此来看，谁也想象不到以后的梁漱溟会有如此的成就。梁漱溟直到六岁还不会自己穿裤子，因为他那时穿的裤子上有条带子，要从背后系到前面来，打一结扣，但梁漱溟不会。一次早起，母亲在隔壁喊他，责备他为何还不起床，梁漱溟大声而气愤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原来他天天要妹妹帮他打结扣才行。家里人听了，忍俊不禁。
梁漱溟小时候不仅愚笨，而且体弱多病，气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就已不温，五六岁得了晕眩症，坐立不稳，连家人都觉得此儿不会长命。谁能想到梁漱溟以后不仅名扬天下，而且几乎长命百岁。
梁漱溟把他长寿的秘诀归结为“平生嗜欲最淡，一切无所好”，毛泽东就曾当面赞扬过他：“梁先生坚持素食，清心寡欲，必定长寿也。”
20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漱溟回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俞庆棠听后说：“这太可怕了！思考问题本是一种工作，怎么能够当作爱好呢？”还有一次，梁漱溟的一个学生和师傅师母同坐一辆火车，见夫妇俩一路无话，就对老师说：“旅途中应该聊聊天，一言不发岂不是很闷？”梁漱溟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闲着，你看我闲的时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由于梁漱溟的这个“爱好”，他一度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因为到了晚上他的大脑还在不停地运转。
喜欢思考的梁漱溟小时候对人生问题就有了自己的看法，他看到家里的用人天天忙得不可开交，非常辛苦，脸上却挂着知足的笑容。而自己的处境比她们好得多，内心却常觉得很苦闷，这是为什么？他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生的苦乐不在环境，而在自身，在于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欲望是无法全部满足的。后来，梁漱溟但见到佛书就买回家读，渐渐入了门。16岁的梁漱溟对人生问题开始倾向佛教的出世思想。
1987年，94岁的梁漱溟公开宣称：“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年少的时候，梁漱溟一度想出家为僧，18岁时，梁母病重，临终前她“挽儿手而泣”，劝他娶妻，但梁漱溟却本着出家的念头拒绝了。
不过梁漱溟最终没有成为李叔同，对此，他晚年跟美国汉学家艾恺的解释很有趣。梁漱溟说他还没来得及出家就被蔡元培拉到北大讲哲学，在北大同很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彼此容易发生辩论，接着就引起了好胜之心。“这个好胜之心是身体的，是身体的他就容易有那个两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梁漱溟竟从跟人辩论哲学辩出了性欲，并且第一次动摇了出家的念头。
但是刚到北大的梁漱溟毕竟没有完全放下当和尚的想法，因为这个想法在他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武昌起义爆发后，即将中学毕业的梁漱溟参加了汪精卫组织的暗杀团体京津同盟会。清帝退位后，他又和一班朋友办《民国报》宣传革命。然而，梁漱溟只在《民国报》待了一年，辛亥后的国家并未有实质的变化，社会政治的黑暗，“伟大人物”的尔虞我诈都让梁漱溟心灰意冷，悲观厌世，并且两次在冲动之下想要自杀，幸亏被朋友所救。
梁漱溟没有自杀成，他的父亲梁济却自杀成功了。梁济的这一死，在梁漱溟的人生转轨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1918年11月7日，这一天离梁漱溟之父梁济的六十大寿刚好还有一周。为了庆祝中国人生命中这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家人开始进行大扫除，为此梁济预备到好友彭翼仲家小住几天，等到生日那天再回来。
出门前，梁济想起了报纸上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于是和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的次子梁漱溟闲谈了几句。最后，梁济问他的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完梁济就离开了家。
没想到，这一次对话成为父子之间最后的交谈，三天之后，梁济在梁家附近的积水潭投湖自尽。
梁济之死成了当年北京城不大不小的一个事件，这一事件又在后来的岁月中发酵出越来越深厚的文化意蕴。等到王国维投湖后，人们习惯了把这两个事件相提并论，的确，在很多方面两者都像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