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1946年7月11日、15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血案发生后，时任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怒发冲冠，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又大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梁漱溟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昭告天下。
到了1949年，在这样一个改弦易辙、风云变色的年份，许多知识分子不免对于未知的将来怀有几分惶恐。但是梁漱溟首先想到的不是自身，56岁的他仍然胸怀大志，认为自己对中国未来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1949年8月1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
不过梁漱溟也知道，自己的文章和言论很有让共产党不满的地方，因此他又不无先见之明地说：“今天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他只能‘和而不同’。在共产党的天下里，我就非小心不可。所以就预先决定三年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50年1月，在共产党的邀请下，梁漱溟离开生活了三年的重庆，他又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毛泽东。毛泽东亲自邀请梁漱溟参加政府的工作，被他谢绝了，梁漱溟担心自己如果加入政府，就不能再以独立的身份为各方说话，要求留在政府外面，随后被安排在政协。
尽管梁漱溟不愿意加入政府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但是从1950年初到1953年9月的这段时间内，他和毛泽东一年都会有若干次交往，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早在北大时，梁漱溟就和毛泽东见面了，1938年梁漱溟又亲自赴延安访问了毛泽东，尽管政见不同，但是相处得还挺愉快。在梁漱溟的眼中，毛泽东一直都是位伟人，这种观念一直到他死都没有改变。
然而，1953年9月，这两位老朋友之间爆发的这场“雅量之争”彻底改变了梁漱溟的命运。从1918年其父梁济自尽开始，到1988年梁漱溟去世，其间跨越70年，而1953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恰好将这70年划分为两个对等的35年，也勾勒出两个对比鲜明的梁漱溟。
让我们再回到那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往事中去。
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先后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
1953年9月11日下午，应周恩来之请，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即席发言。梁漱溟重点谈的是农民问题，他认为现在的农民处境很不得意，“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因此他特地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
这篇发言，成了毛泽东批评他的导火线，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梁漱溟：“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对于毛泽东的批评感到很不服气，之后的会议上梁漱溟再遭与会者批判，被冠之以“一贯反动”、“伪君子”的恶名，这更让倔强的梁漱溟忍无可忍，终于酿成了其后他当面顶撞毛泽东的举动。
在9月18日的会议上，梁漱溟盯着毛泽东，要求他给自己充分的说话时间，以此证明毛泽东的“雅量”，在得到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的答复后，梁漱溟对毛泽东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梁漱溟说完这段话，会场顿时骚动起来，在当年毛泽东个人权威已经建立的情况下，顶撞毛泽东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顿时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梁漱溟滚下台来”的山呼海啸般的叫骂声……
这次事件之后，梁漱溟再也没有机会单独同毛泽东见面谈话。不过塞翁失马，被打倒在先的他因此躲过了1958年的“反右”。而后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梁漱溟作为数一数二的“反面教材”也体现了他存在的“价值”。
不过，从个人感情上，梁漱溟从来没有怪罪过毛泽东，他甚至将自己的孙子命名为“钦东”。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天，梁漱溟还为毛泽东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贺礼——自己的手稿《中国——理性之国》，尽管对方不一定能收到。
梁漱溟毕竟还不是一个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更像一个铮铮铁骨的古代国士。
30多年后，梁漱溟再谈起1953年的这场争论时，感伤地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66年，“文革”开始，一个“斗”字迅速成为中国大地最流行的词汇。这也给梁漱溟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为此他写信向毛泽东请教“文革”的意义所在，当然不出所料，这封信如泥牛入海。
晚年的梁漱溟对于儒家文化的独特性有了深刻的理解：“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洋，不同于印度，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它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它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像回教什么真宰、真主。它信赖——依赖、依靠的意思，它信赖人，儒家的特色它是信赖人，不信赖旁的。”
固执地选择了“相信人”的梁漱溟很难理解“阶级斗争”的意义。不过，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厄运先从抄家开始，红卫兵小将一声令下，把梁家祖上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梁漱溟说：“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一场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书《辞源》和《辞海》时，梁漱溟却出来劝阻了，原来这两本书是友人送给梁漱溟作纪念的，在梁漱溟的心中有特殊的价值。梁漱溟的抗议没有成功，两本书还是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抄家后，梁漱溟又被迫从正房搬到狭小昏暗的小南房栖身。而这还没有结束，最令人伤心的是，在梁漱溟第一次被拉出去批斗的时候，红卫兵们趁他不在家又来了一个挖地三尺的大扫荡，在这一次扫荡中，梁漱溟辛辛苦苦写了一万多字的《儒佛异同论》也被找出来烧掉了。
但这一切没有击倒这个已经73岁的老头，他自信地说“墨写的字可以被烧掉，但人的思想却烧不掉”。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中，他白天出去扫大街和厕所，晚上回到小南屋中挑灯夜战，利用红卫兵让他写交代材料的纸张，根据记忆偷偷地把《儒佛异同论》写出来了。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写《东方学术概观》。
沉浸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梁漱溟安然度过了“文革”的最初四年。在写作和接受批判之余，梁漱溟迷上了太极拳，太极拳讲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这也正是此时梁漱溟心境的写照。
到了1970年，政协恢复了工作，梁漱溟所在的学习小组也恢复学习。不久，全国政协学习小组开始学习和讨论为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所有人都在“鼓掌通过”，只有梁漱溟大唱反调，他说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是不妥的，个人名字不能写进宪法。当时林彪正如日中天，此话一出，四座震惊，当场有人表示梁漱溟的行为是要“砸烂狗头的”。幸好这件事反映上去之后，周恩来表示不必纠缠，梁漱溟才逃过一劫。
到了1973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了一个批林批孔，在政协学习小组上大家都表态拥护，大骂孔老二。只有梁漱溟一人保持沉默，但是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人连沉默的权利都是没有的。何况梁漱溟是研究孔子和儒家的大师，他的表态更是分量十足，因此，每一个人都在软硬兼施，逼着梁漱溟表态。
梁漱溟最终还是决定表态了，但是他的表态不是批判孔子，而是为孔子辩护！
1974年2月22日到25日，81岁高龄的梁漱溟在作了精心而充分的准备后，提着皮包走进了政协的大厅，在这里，他将用两天半的时间，在政协学习小组会上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他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最巧妙的是还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支持儒家的观点。
离开大学讲坛20余年的梁漱溟事后说，自己仿佛又在登坛开讲，“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一刻，梁漱溟感觉自己成了真理的化身。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敢于当众反对批孔的人据说只有三个，而直接登台护孔的只有一个。
梁漱溟的“逆天”之举立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接下来的时间内批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批孔的代名词，来自四面八方的讨伐声如洪水猛兽一般汹涌而来，但是梁漱溟以一种“八风吹不动”的精神沉重应对。
批梁运动历时七个月，81岁高龄的梁漱溟依旧精神高昂，倒是批判他的那些人疲惫不堪了。这一年的9月23日，政协决定批梁运动暂告一段落，并召开一次总结性的大会。会上，主持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问梁漱溟对这七个月铺天盖地的批斗有什么感想，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还是孔子的话！
从此，“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与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马寅初的“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交相辉映，代表着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