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下令：汉人男子一律剃头梳辫，违抗或逃避者杀无赦。北京对这项命令执行得最严。多尔衮下令派剃发匠在地安门、东四、西四、正阳门等主要路口搭起席棚，内供清帝圣旨牌，地点是固定的。凡过往行人有留发者，便拉入棚内强行剃头，违抗者当场杀死，人头悬在棚杆顶上示众，清初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清政府为了彻底贯彻这一命令，还扩大剃发队伍，令剃匠挑着这套家当游行于市，身边跟着几个抱着鬼头刀的人。接受剃发的梳起辫子走人；抗拒剃发的鬼头刀立马砍过去，脑袋挂在那个十字架的竖杆上。从剃头挑子的这套装置看，足以想象得到当年推行“剃发令”而引发的血腥惨案。就这样在全中国男人头上，辫子被迫留了近三百年。
辛亥革命后，男人们剪掉了辫子，发型开始多了起来，一些理发店开始诞生，街头巷尾挑挑子的剃头匠却越来越少。他们还是拿着唤头“当啷、当啷”地走街串巷，但很多人都只是背着一只布包或箱子，里面多了一把理发推子。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理发技术和工具的普及，流动的剃头匠已很难见到，很多人都不知道“唤头”是什么东西。
在中国存在了近三百年的一项手艺已经消失，剃头的不打唤头——没想（响）了。
“剃头挑子”本是一件很不起眼的物件，却见证了清朝用专制的手段统一天下维系其政权的历史过程，记载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辜鸿铭的辫子之争
偶然间看到了几篇描写辜鸿铭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拿他的辫子说事，展开辜鸿铭的辫子之争。有说他是晚清第一个剪辫子的人；有说他是最后一个剪辫子的。
辜鸿铭（1857—1928年），名汤生，自号慵人，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父是当地华侨，其母是西洋人，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成为辜鸿铭的相貌特征。辜鸿铭知识渊博，一生共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外语，曾为六国使节充当翻译，被孙中山和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自号“汉滨读易者”，晚年又号“东西南北老人”。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
20世纪初，西方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
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远比在中国隆重。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印度圣雄甘地称之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对辜极为佩服，当得知辜鸿铭生活困难时，竟还为他筹款，德国一位教授郑重地宣布，“学生中若不懂辜鸿铭，则不准参加有关讨论。”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他被日本聘去讲学长达四年，是近代中国学者中时间最长的一位。
他创造性地把《论语》《中庸》《大学》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向西方人倡扬东方文化和精神，同时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他是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行者。
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中国人的精神》（即《春秋大义》）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是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
辜鸿铭认为，要评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那时的中国被列强肆意瓜分，四面透风。他说这样的话，表明他在做着坚定而又绝望的挣扎，他的内心所承受的是一种怎样的痛苦？
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印象极为深刻：“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也确实是民国时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风景，而且这道风景是真实的，而不是复制的。”
林语堂在《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鸿铭》一文中由衷地赞美道：“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像是充满硬刺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林语堂还说，“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
与他同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民国行政院长王宠惠道：“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
郭沫若讲，“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记闻》中有一则笔记叫做《忘八蛋》。学部侍郎乔君对辜氏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鸿铭回答说：“天下之道只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辜在讽刺所谓“王道”，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治国方略，“王八蛋之道”则是中国自古以来被流氓们不断实践的、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式。
辜鸿铭为自己那条“象征性的发辫”坚持己见，他说：“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大中华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还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人家剪掉辫子后戴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
辜鸿铭对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坚深的信仰，自视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他生平最痛恨中国人唾弃旧学，蔑视国俗，但他悲天悯人的善意无人心领，他洞察古今的睿识无人神会，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惟有出之以嬉笑怒骂之言，骂人总能骂在对方的命门上，因此被人贬为“怪物”，诮为“狂徒”。他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高论，自圆其说。对他的评论，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
辜鸿铭死后，一位外国作家说：“辜死了，可是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
看辜鸿铭看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他穷自身精力试图挽回大清帝国的颓势，展示出凛然不可欺的民族傲骨；他用最偏执的方式，来捍卫已经破落的中华传统文化，以不变应万变。对传统文化守护行之终身而不懈，以一己之力抗争整个世界；他以狂放的姿态，实是内心滴血的一种无助，来保护强烈的民族自尊。他的狂狷之气、另类表现只不过被人误读罢了，他是一位天生的叛逆者。
辜鸿铭是一本蕴涵博大、耐人寻味的奇书。看有关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时而使你忍俊不止，时而让你为他的幽默善辩击掌，时而无奈的摇头。但在这一笑、击掌、摇头之际，你会生出站在辜鸿铭那个年代对文化、传统、民族尊严以及人生未来进行思考的想法，以你自己的方式认识和反思那个中西冲突风雨飘摇的历史时代。
空前绝后的清帝国宣战书
“冲动是魔鬼。”这句话说得十分有水准，魔鬼附体的大清帝国独裁者冲动下，做出了空前绝后的旷世之举，居然向全世界宣战。这世界上任何宣战书，矛头所针指的对象无外乎个人、集体、国家，都十分明确。而清帝国发布的《宣战诏书》中“彼等”二字，将除了自身以外所有外部世界统统一股脑列为敌人，说白了向全世界宣战。
清人景善著的笔记记载了这篇《宣战诏书》全文：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
“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
“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
“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仰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做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自有人类有战争起，各种内容的宣战书再无法与清帝国《宣战诏书》相比拟了，清帝国的宣战书，是何等惊天动地空前绝后。军机处的一个小吏连文冲也因书就了这篇千古奇文而史上留名。
那么，是什么让大独裁者慈禧作出向全世界宣战这样疯狂的决策？据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的说法，这是因为一封情报所引起的。情报上说，各国公使联合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让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慈禧寝食难安，她绝对不允许有人摸她的老虎鼻子，挑战她视为生命的权力，这样就是“人人忠愤，旷代所无”。
慈禧说，“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大清朝廷宣布自即日起与各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宣战诏书》发布后，朝廷要求全国进入战争状态，然而，在南方的李鸿章却唱了反调，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认为，在国家实力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如果鲁莽开战则前景堪忧。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大臣，也相互通气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策略。
然而慈禧的态度是坚决的，一定要打。
8月4日下午，联军部队从天津开拔，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发。为了阻止联军北进，清政府在京津之间构筑了两道防线，并派遣了装备精良的武卫军在两处驻防。8月5日凌晨，8000名日军率先向北仓防线发起攻击，与驻防清军接火，随着英、美军队炮火的加入，清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阵地退守杨村。8月6日上午的杨村阻击战只进行了90分钟，清军的防线就全面崩溃，战斗过程之短，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这样自欺欺人的牛皮大话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
8月12日，联军占领了北京的门户通州，15日凌晨，美军率先对皇城发动进攻，随后，联军其他部队一拥而上。就在守城清军与联军在城墙上激战的时候，大清国的国母却已经脚底抹油溜了。16日，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各国军队指挥官下令“特许军队公开抢劫3天”，实际持续了至少8天，北京城陷入了空前的痛苦之中。从破城之日起，联军开始肆无忌惮的大屠杀、强奸妇女，皇宫也没能幸免。联军虽然下达了不进攻紫禁城的命令，但却准许军队以“参观”名义进入，无数的珍宝被这群强盗肆意掠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