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角落里只要有人丢了第一个垃圾，很快就会有许多人丢许多垃圾；一个制度一旦有第一个人打破，就会接着有许多人打破。第一个很重要，没有第一个，那个第二个就很难出现。
美国心理学家詹巴斗曾经做过一个“偷车实验”：将两辆一模一样的轿车分别放在一个环境很好的中产阶级社区和环境比较脏乱的贫民区，结果发现贫民区的车很快被偷走了，而另一辆几天后仍然完好无损；如果将中产阶级社区的那辆车的天窗玻璃打破，几个小时后，那辆车也被偷了。
后来，在此实验基础上，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有名的“破窗理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好，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
“破窗理论”揭示了一个朴素而重要的道理：环境具有强烈的暗示和诱导性。从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讲，人天生具有仿效性、攀比性、从众性，而环境则会给人以最直接、最强烈的暗示。对于完美的东西，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维护它，舍不得破坏。而对于残缺的东西，很多人就会觉得，既然是坏的东西，让它更破一些也无妨，于是就会去加大其损坏程度。
当我们置身于一个异常优雅整洁、地面非常干净的环境中时，环境的优美就会给我们一种暗示：这里不能随地吐痰，不能随手乱丢纸屑果壳。但是，如果有人丢了废纸，且没有人来及时清扫的话，这个细节对于其他人也会有一种暗示：原来这里是可以丢废纸的。丢得愈多对后来者来说就愈有一种纵容感，于是这里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大垃圾场。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一个脏、乱、差的地方，人们无所顾忌，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的现象随处可见；反之，在四周宁静、环境优雅的场所，人们总是自我约束，轻声细语、举止文明。这说明，人与环境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环境好，有着不良习惯的人也会有所收敛；环境差，文明的人也可能做出不文明的举动。
虽然环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可是这种诱导是否会导致“破窗理论”奏效，关键在于“临界点”——地上究竟要有多脏，人们才会觉得反正这么脏，再脏一点无所谓；情况究竟要坏到什么程度，人们才会自暴自弃，让它烂到底。
“破窗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主要探究环境的心理暗示对触发犯罪到底有多大作用。它启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最轻微的犯罪征兆，否则很容易诱发更多更大的破坏行为。
有着“大苹果”俗称的纽约是美国第一大都市，也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很长时间以来，纽约一直以脏乱差闻名，环境恶劣，犯罪猖獗。历届纽约市政府都对这个问题感到极为头疼，束手无策。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纽约却突然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全市76个区的犯罪率都戏剧性地大幅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从未有过的低水平。与1993年相比，1995年的凶杀案减少39％，盗窃案减少25％。在1996年，纽约的犯罪率下降了整整15％！在全美25个最大城市的犯罪率排名中，纽约居然名列第23位，仅仅高于圣迭戈和圣何塞。
这种不可思议的变化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1994年1月，刚刚竞选上台的黑人市长朱利安尼任命了一位新的警察局长——威廉·布拉顿。布拉顿原本是纽约警察局交通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十分推崇“破窗理论”。他认为，纽约市地铁犯罪率高与以前地铁警察不重视所谓“低度犯罪”，结果使地铁的整体环境十分恶劣有关。布拉顿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那些长期逃票的、违反交通规则的、无家可归骂街的、站台上非法推销的、墙壁上涂鸦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整个地铁里弥漫着一种无序的空气。我相信，这种无序就是抢劫犯罪率不断上升的一个关键动因。因为那些偶然性的罪犯，包括一些躁动不安的青少年，把地铁完全看成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场所。”布拉顿相信，根据“破窗理论”，一旦把整体环境治理好了，地铁治安一定会好转。于是，虽然地铁站的重大刑案不断增加，他却全力打击逃票。结果发现，每七名逃票嫌疑者中，就有一名是通缉犯；每二十名逃票嫌疑者中，就有一名携带武器。结果，从抓逃票开始，地铁站的犯罪率竟然开始大幅度下降。
1994年担任纽约市警察局长后，布拉顿开始把这一理论推广到纽约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他指出，小奸小恶正是暴力犯罪的引爆点。他率领部下对这些看来微小，却很有象征意义的犯罪行动进行大力整顿。在“破窗理论”的指导下，纽约市的治安已经大幅好转，甚至成为全美大都会中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纽约城市治安状况的惊人变化不仅使这个城市永久地记住了布拉顿这个名字，也使他的照片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2002年，布拉顿被任命为洛杉矶市第54届警察局长。当时，“天使之城”洛杉矶的犯罪率排名美国各大城市之首，以每年658宗杀人案将过去的“暴力之都”芝加哥和纽约甩在了身后。临危受命的布拉顿再次运用“破窗理论”，仅一年多时间，就使得洛杉矶的谋杀犯罪率下降了22％，创造了新的奇迹。
“破窗理论”虽然是在犯罪心理学基础上提出的，可是它在企业管理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及时修好“第一块被打碎的窗户玻璃”，不让这种行为有蔓延的趋势。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防微杜渐”，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在日本的一些企业里，有一种叫“红牌作战”的质量管理活动，其主旨也和“破窗理论”相通。这些企业十分重视工作环境，他们经常进行检查，将有油污、不清洁的设备贴上具有警示意义的“红牌”，将藏污纳垢的办公室和车间死角也贴上“红牌”，以促其迅速改观，从而使工作场所清洁整齐，营造出一个清爽有序的工作氛围。在这样一种积极暗示下，久而久之，人人都遵守规则，认真工作。实践证明，这种工作现场的整洁对于保障企业的产品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许多人认为，这样做太简单，没什么意义，芝麻小事，没有必要兴师动众。但是，“破窗理论”告诉我们，环境是具有强烈的暗示作用的。如果生产现场非常脏乱，就会给工人们产生一种暗示，使他们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最终影响到产品的质量。
有这么一个故事：1891年，清朝北洋舰队海军出访日本横滨，当时担任横滨海军基地司令官的东乡平八郎大佐率领部下仔细参观了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在参观者们对这艘7335吨的铁甲巨舰感到敬畏不已的时候，东乡平八郎却没有说出一句赞扬的话，因为他发现，这艘中国军舰上的大炮没有擦拭干净，而且甲板上还有晾晒的衣服。东乡平八郎认定，这支舰队的战斗力是有限的。结果，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东乡平八郎的判断，与“破窗理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破窗理论”已经受到了企业管理界的普遍重视。那么，在管理上，如何才能使“破窗理论”发挥最大效用呢？
第一，要让人“不能砸玻璃”。
窗户的玻璃之所以被砸，是因为玻璃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堵塞各项管理漏洞，给“窗户”安装有效而严密的“防护网”，让想砸破玻璃的人“不能砸玻璃”。察于未萌，止于未发，这是预防破窗发生的根本途径。
第二，要让人“不想砸玻璃”。
良好的工作环境会给员工产生强烈的暗示，使他们自觉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按程序办事。这样一来，“想砸玻璃”的人就自然减少了。因此，企业要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对正面人物的宣传，促使员工见贤思齐，争当先进。企业应告诉员工违反企业制度的不良后果，使员工自觉抵制这些行为，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良好氛围。
第三，要让人“不敢砸玻璃”。
如果有人打破了玻璃后，得不到制止和惩罚，就会诱导别人也来砸。“破窗理论”告诉我们，公司对员工中发生的“小奸小恶”行为，要充分重视，小题大做。特别是对违犯公司核心理念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养奸。及时杀鸡儆猴，严厉惩处那些胆敢“砸玻璃”的第一人，是预防“破窗”行为蔓延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四，要及时“修补被打碎的窗户”。一旦有人胆敢砸碎玻璃，除了要对破坏者进行应有的惩处外，还要及时修复被打碎的玻璃。这样就不会给其他人留下可以效仿的坏榜样。如果把它作为一件小事留到后来去做，不仅会越来越棘手，而且所花的成本也会越来越大。
及时修复还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必须认真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破窗”，切不可使检查成为例行公事，敷衍塞责。二是指要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弥补原来规定之不足，进一步健全完善规章制度，从而保证没有一个“破窗”。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窗明几净，永无“破窗”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