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宁让人，勿使人让；宁容人，勿使人容；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去。”这种对人性的彻悟，其中蕴含了多少人生的道理！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一生从不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常说，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一种投资而已。有天我做了大官，不报答他们，显得我刻薄；报答他们，即使是他们施予的十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不接受他人的好处。他对弟弟说：“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他认为不占别人便宜，身轻气爽，做事也不受羁绊。曾国藩不仅仅是自己不受人恩，对家人也是如此。他的子女在回忆中说从未有什么人借任何理由给父亲送礼，每次收礼，都是给母亲贺寿送来的礼物。
他很明白，身处官场要小心主动吃亏的人，更不能占人便宜而导致自己失节。一个人主动吃亏，若是居心叵测，在古代往往引狼入室，扰乱朝纲，在现代也会是善设圈套之人，还是小心为妙。
古代自己主动吃亏的人不少，但是多数或别有目的或心术不正。易牙杀子蒸肉献帝王；竖刁阉己自贱以求官，看起来都是为他人舍弃自己，实质上都是别有图谋。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儿子，更没有人不珍惜自己的身体，能牺牲如此之多可见其心机之深。
从这些故事我们应看到，对于那些主动吃亏的人的真正用心，我们一定要慎重识别，更不能随意占便宜，占便宜不管怎么说，都是便宜好占，可结果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如果主动吃亏的是别人，就要多做几方面的考察；如果是自己，就只能是在有必然需要的时候。所以，吃亏的学问是需要学习的，这也是如何做人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
曾国藩曾说：“君子知道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因此功勋、美誉两者都得到了。不争功的实际上是争到功劳，忍让敌手实际上是在战胜他，甘居人下的实际上处在人上，这些道理都是小人所不能体会的，德行不够，道行不深的缘故。君子若真能明白争执路上的险恶，独自行进到与世无争的玄深道路，就会容光焕发，德行声名与古之高人同列矣。”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位居高官，但从不以权谋取私利。他在北京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
清贫到如此地步，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剩下的都与兄弟五人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决心不再保留任何东西，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财富。一般来说，看不见的都比看得见的珍贵。
曾国藩虽然在北京做官期间俸银较少，但一直对家里有些资助。他求学期间曾借了别人一千两银子，回家又要几百两路费，他深感难办齐这么多银两。即便在他如此贫困之下，也从未利用职权占取便宜，与今天的贪官相比，曾国藩不仅是清廉，更是聪明过人了，试想历朝历代哪个贪官有好下场呢？贪腐的事情代代都有；深究原因，不端正的品格，不满足的欲望是根本。
虽然曾国藩已经很节俭也不骄傲，但是受地位所限，仍旧经常遇到被迫破例的事情；有二次，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八两多白银。曾国藩深觉愧疚。他说：“现在百姓都在吃草根树皮，官员也很穷；而我身居高位，如此骄奢，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汗颜啊！以后应当注意。”
因此在用人时，曾国藩往往会从一个人的为人处世上考察，爱自夸的人，常常急功好利，而那种不争功劳、不占便宜的人在作战时往往能冲锋在前，平时生活中不甘于人下，实际上后者最后不但得到功勋，而且得到名誉。
言传身教皆而有之
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才能给别人做示范。
天下有做不完的学问，读不完的书，所以学要有法，习作要有道才能学有所得。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自己获得的地位、财富有多么地耀眼，也只是一代。如果子女不成器，他们的境遇并不被看好。越是富人、官家的孩子，越应该谦虚慎行，加强自身的修养。一个人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历观往代，他总结出居家中的四败：奢淫、骄怠、不和、侮师慢客。因此不管他多么繁忙都不忘教育子女成败兴衰的道理。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他明白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说的话也才更有说服力。他的示范主要涉及生活、工作、读书、修养、教友、清廉六个方面。
在生活上，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常常痛自惩责，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俭朴。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若能在衣食起居上与一般人家相同，就能有出息。若沾染上富人的奢侈习气就难有作为了。自己身为将相，但所有衣服加起来还不足三百金。孩子们若也能坚持这种简朴作风就是一种福气了。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提及了对“俭”的理解，大意是说：对于节俭弟弟也狠下功夫，我为此感到欣慰。只是这个“俭”字做到并不容易，由奢入俭比登天还难。就好比家里雇轿夫去县城，往年只有轿夫二名，挑夫一人，而今已经是十名有余。别说减到三四名，就是七八名也很难做到了。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
在工作上，曾国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从早到晚，很少休息。对于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晚年时，虽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在任直隶总督时，他一意清理积压起来的狱讼。对于一些重大案件，他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竟然了结了四万一千余件，多年的陈牍均清理完毕，由此可见他工作时的勤奋与执著。
在读书上，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态度，教育子女认识自己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他指出，学习贵在恒心，读书贵在有常。他严于律己，自订十二种功课，并且力行不懈。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相应内容。这十二种功课分别为：
1．主敬：整齐严肃。做事专心不二，日求精进。
2．静坐：每日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此为一天内“勤”的开始。
4．读书：一书未看完，断不看他书，且每日以十页为率。
5．读史：细研圈点，每日十页，从不间断。
6．谨言：刻刻留心，不讲废话。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欲节食，善待于己。
9．日记：每日一则，体味生活。
10．陶冶情操：每月作诗文数首，培灵感养盛气不丧心志。
11．习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以此为课不做拖延。
12．夜休：劳心疲神之事，切戒切戒。
这十二条的实用性自然不用多言，按照此规条管理，必有成效。
在修养上，曾国藩有极大的成功，因此被称之为“圣相”。他时刻检点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所作的五箴，不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诫子弟，垂范后世。
在孝亲上，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谨守毋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曾国藩把兄弟和睦、贵体孝道、实行勤俭作为家运之兴的根本。
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做澄弟温弟沅弟季剃中教育弟弟，大概意思说：我细细思考，发现天下官宦人家，多只福泽一代，子孙多奢骄毫无作为，到第二代还优秀的都很少。商人的家庭，勤俭的能延长到三四代，耕读为生的人家，能延长到五六代，其中孝敬老人，亲友互相爱护的就可以福泽十代八代。现今我们乘祖上的福泽，少年得志，就担心一辈子就用完，所以希望各位弟弟和孩子们，努力做耕读孝友似的人家，不做官宦的人家。曾国藩反复强调家势兴衰与个人的修养、立志有很大的关系，孝友会使家庭兴旺发达，长久延绵而不致衰败。
在清廉上，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认为收取不明之财是一种最可耻的事情。他告诫家人应当自谋生计。在京做官十年，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后来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寄回家中，还一再吩咐需以四百两分赠予戚族的贫穷者。以后带兵多年，担任总督时，也从来没有占有公家一丝一毫钱财。
由此不难看出，人一生的学习有很多的内容，想做一个优秀出众的人才，不完善自己，不努力管束自己是不行的。不管是思想品德还是外在条件，都应该有所长进才是。成功就藏在每天的努力过程之中。
改过迁善，而后兴家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项浩大的工程，起步时候的积累是很重要的。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缺点毛病就好比是“豆腐渣”工程，完善的人格就好比真材实料的地基。人生是高耸入云还是毁于一旦差别就在于此。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参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心悦神爽，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只要想改过就一定有方法。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三戒：
一是戒多言。每个人都有由青涩到成熟的过程，曾国藩也不例外。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但耿直的性格使他“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他认为自己虽然言辞犀利但多为好意，因此想改却深感迷惑，不知从何下手。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骄，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搞得二人不欢而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诚心待友，交人交心，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认为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错，认为自己平日都以忠言对人，但却常常惹人不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平日里不够敬友。二是一生气就任性无礼。三是别人给台阶下，自己还不给人情。今后恶言不可从嘴里轻易说出，气别人也气自己，谨记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即保身三要：节欲、节劳、节饮食。还说儿子与人交友，眼里只看见别人的不对却看不见自己的不足，所以常会和朋友有矛盾，别扭的地方。应该立即改正并向友人致歉。况且从养生之道讲，一喜一怒，情绪不稳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还是怠慢同学，事后又后悔了很久。
每个人在检查自身毛病的时候常会物极必反。凡事有度，对待自身的缺点不能坐视不管也不可紧张过度，找到方法，一一更正就是了。当曾国藩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后，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二是戒怒。历来性格开朗之人多有脾气。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也属于一遇火就着的个性。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比如，有客人在家时，自己的下人犯错，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宇往复，想按捺住，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像火山喷发一样难挡。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过很多事，用了很长时间的。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可见，经世事，受磨炼才能慢慢塑造良好的性格。光有心是不够的。
三是戒贪妒之心。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就会滋生贪欲和妒忌之心。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嫉妒之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不嫉妒别人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不贪求才能获得真正有益的东西。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人心中的私物就是发展的羁绊，只有放下物欲和嫉妒才能更正自己的缺点，弥补不足，获得长远的发展。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多种办法，把自我反省与找人监督相结合，对待自己的缺点他没有手软。
“戒多言，戒怒，戒贪欲”，曾国藩用这三点改正了自己的缺点，迈出了完善人生的第一步。缺点人人都有，但剔除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也可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