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不出家门：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十二法。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夜晚不出家门：出门应酬玩乐，会使人荒废修养功夫，会使精气耗损、神情疲惫。所以，这种不良习气必须彻底戒除！
夜晚不出家门：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最后一法，是强调人贵有始有终。
善始善终，才是人生极致。
严教子女，规以治家
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
“璞玉等人琢，良木要人培。”家是温室还是锻炼场所全看持家人的教育方针。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曾国藩一生深得儒学之精义，受益匪浅。他在成名之后，对家教非常重视。
他对待子女有爱但不溺爱，有教训但客观公正。传统儒家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养，还体现在育。吃饭、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和现代社会的父母一样，古代的长辈们也对子女有很高的期望。
刘向的《说苑·建本》中也谈到了在子女教育上的重要性：“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谊，藏其伪，时其节，慎其施。子年七岁以上，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使之平化。”
他主张孩子7岁以上，就应该拜师读书学习，选择好友了。在此过程中，让孩子们懂得区分好坏，分清善恶，这就是我们说的启蒙教育。
儒家强调在家教过程中要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存技能，只有学会了这些才能于将来在社会上立足，从更长远更高的方面来说，才能踏上仕途，成为人上人。
教育子女的方法，古今相同之处很多。首先强调长辈的威严，但又强调循循善诱的重要性。爱的方式也崇尚理性化，溺爱是害而非真爱。这些观点都是一致的。
子女们长大后做出非法之事，多是由于做父母的在其小时候过于溺爱、宽容的结果。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大心血。他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从科目的选择，到课程表的制订，都详加叮嘱。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自己亲自批阅。有时候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老师，曾国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
正是由于如此细心的全面教导，他的子女都走上了成材之路，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在办理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另一个儿子曾纪鸿精研数学，有著作流传后世。孙辈中有诗人，曾孙辈中有教育家和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除了对子女的善教之外，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经常写信回家问候。同时，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把父母放在心上。
多数人都想为后代留下些好的东西。虽然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官人，他们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这遗产若为金钱等物质财富，终究是有穷尽的；若是精神财富则可以代代相传。所以说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曾国藩对此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人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歧途，性情必有变化，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到那时就难以挽回了。
与曾国藩同时代的清代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性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恋情流荡，以沈（同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他认为如果子女们品行不正，自己积的钱越多，子女们犯的错就越大。这确有一点警世恒言的意味。更何况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祖上的财富再多也无法替代自己的人生。曾国藩认为只有自强才会有福。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曾国潘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都不留给子女。俗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所有的获得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只要自己肯努力，不靠家产，也不用担心没饭吃。
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两百封，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如何做到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并能身体力行，学有所用。
现在，国家依据考试中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活学，也就必然懂得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即使以后飞黄腾达也不会忘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兢兢业业地遵循常规办事。如果以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那么，即使这个人才高八斗也不能算是有用之人。这样的人读书无用。
所以说，自身的修养与读书的志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另外，学习就是为了使用，说得好总不如做得好。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而在于是否能身体力行，能否把读书有益的能量转换到自己的人生中来。所以说，教育别人的人要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还应避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从自己学习的亲身体验出发，以研究的态度，中肯地教育别人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这样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退步宽干，清淡衡久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曾国藩
物极必反的道理世人皆知，但尺度的把握却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有人认为，做人要自立自强，必须要显示刚强。殊不知，刚强过度会适得其反，显得自己粗俗无脑。水因柔能冲毁万物，能够随意随容器的形状而充盈其中。倘若为人能像水一样善于适应环境，那么与人交往必定很融洽。
曾国藩曾这样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人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他悟出天地之间的道理，要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了会导致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并不是指暴虐而说的，而是指强矫罢了；柔并不是指卑弱而说的，而是指谦逊退让罢了。做公差，就应该强矫，为名利，就应该谦退；开创家业，就应该强矫，享受安乐，就应该谦退。外出与人应酬，就应该强矫，在家与妻儿享受，就应该谦退。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立自强才能成就大事。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刚”。有刚之人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才能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人若无刚则无以自立，若不能自立则无以自强。
也正因如此，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敢于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显示了他挺然特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但也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不少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一条真理：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柔”，不是软弱，而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力量。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它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捡其他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悠哉悠哉，远离祸患。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安身处世的方法。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在曾国藩看来，应该把刚直不阿放进心里，刚柔互用体现在行为处事上。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
在面临挫折和挑战时，有人会不知所措，或者一味地意气用事，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而聪明的人懂得刚柔并济，能屈能伸，使事情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历史上勾践灭吴就是一则外柔内刚、以求自强的故事。春秋时候，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采取了与吴国讲和的方略，向夫差称臣做奴，并献上了越国的珍财异宝和美女西施。夫差每次乘车，勾践总是恭顺地请夫差踩其背上车，并在车前为夫差牵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口尝夫差粪便，以表忠心。即使遭人唾骂，他也不在乎，总是一副心甘情愿的样子，深讨夫差欢心。
久而久之，夫差便放松了对勾践的戒备，放勾践回到了越国。勾践一面卧薪尝胆，苦心劳力，爱抚群臣，教养百姓，发展生产；一面经常派人到夫差面前问安献宝迷惑夫差。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勾践终于打败了吴国，活捉了夫差而称霸诸侯。勾践以匿刚显柔的手段，终于达到了灭吴称霸的目的。
由此可知，“柔”的力量常是发自内心的，因而是强大和坚韧的。以“怀柔”的手段，以柔制刚，克敌制胜，降伏对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以柔制刚，以柔克刚，运用在自立自强上，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汲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他主张退步宽平，清淡衡久。他从中汲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总结出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在什么情势下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
万事万物都不可走极端，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在人生旅途的沼泽地带，在名利场勾心斗角的阴谋下，在人际是非面前，退让一下，有何不可？所以说，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
巧隐锋芒，圆通求成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
安静的力量在于不作声却能万事周全，不引人注目却能实力非凡。真正厉害的人物大多懂得安静的力量。这样的人明白：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扬。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深请藏锋的道理。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聪明。
一个人的成就有大小，小者或可从辛苦强学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必须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
曾国藩重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只不过他有一种谦德，认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曾国藩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下功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在舒发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初人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大志，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也深谙圆通藏锋之道。曾国藩认为凡是有血性有志向的人都想成为人上人，而地位越是卑贱想获得的地位就越高；收入越困难，就越想发大财。缺少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其中的君子却一直默不作声。是不想有所得吗？只是他看透了众人的争名夺利而已。达官显贵不计其数，都位高权重还自以为聪明过人，而转眼间就可能成为厮役走卒了，而那些只有虚职，天天说自己不够好的人却能安然无忧。
由此可见，他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不屑于轻易显露锋芒。曾国藩认为：“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这显然是时机未到，在行所谓龙蛇之道。虽然已经很难看破，他还是觉得自己藏得不够深，准备再进一步，让人一点征兆也感觉不到。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
在政治、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致皇帝都经常下诏让他规划全局。又因曾国藩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都不会辜负他的期望而有所作为。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全军覆没之时，能稳住军心，东山再起。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用意极为明显。一裁一留，既减锋芒又能自保，足见其心思之精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