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坐养性，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二法。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任何时间，必须静坐一小时以上，体验圣人所教诲的仁心，使思虑不出本位，以使性命凝结，就像宝鼎一样镇定而不可动摇。
静坐多思己过，才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二法的核心。
心有本源，只在进德
无论古今，只有尊重内心的真实感受才有完善内在的品德修为。做自己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情，才能获得最大的自我满足。
想掌握自己的命运需要太多条件。勤修身，广交友，遇贵人，求学问缺一不可。这几个方面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一本定律。
素怀平治天下之志的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并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他的经历可以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来形容。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在于其勤于修身，广交师友，修养品行，切磋学问。其先后师从唐鉴、倭仁，知晓了修身之道，思想也更趋于成熟，理论更趋于完备，并勤于躬行，持之以恒，体悟颇多，如于自强处胜人便是一例。曾国藩以此教育弟弟，大致的意思是说：想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自立自强。国家想强大必得选贤用人，家业想做大必得有优秀的子孙，一个人想成为强者，与人斗智斗勇，这其中有因为强大而获胜的，也有因为强大而落败的。古人如李斯、曹操、董卓之辈，他们的智力都堪称一流，但自身的灾祸也不寻常。我们只在自我修为上成为强者就可以了，切勿处处逞强。逞强之后结果如何尚无定论，即使暂时获得胜利和安稳也会被人轻视。由此说明曾国藩能够学以致用，把所学之事逐个实行，确实做到了自我提升。
后与刘传莹、吴延栋等治理学之友的交往，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也大大提高了其个人的声名，使其“在京颇著清望”。在与诸友交往之中，不仅将己之志向细化到修身，而且使修身更理论化、系统化。他讲道：“凡事尽性知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可见，曾国藩对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
因此他说：“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在此之外，曾国藩还把慎独思想置于行事之中，主张凡已有志气之人必敬慎为重，亲贤纳言，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十年七迁皆获益于此但仍不完备。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其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他们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是对机遇和贵人相助的最好诠释。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朝为官二十年，爱才，也不大贪，就是性格奸佞，总是喜欢蒙蔽隐藏一些东西。因其拥有衡文之权，自嘉庆以来，先后主持过三次乡试，五次会试。所有的会试、殿试、朝考，没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国史、玉牒、实录诸馆，都是主考官。正因为如此方便其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
穆彰阿和曾国藩两人相识于戊戌年会考，两人也算有了师徒情意，之后常有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抄，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从此之后，曾国藩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对穆彰阿也能做到“饮水思源”。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属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
曾国藩的经历证明，成一番大事所需的种种条件达到后，还要利用这些条件为自己增进德行，打开未来。同样，不论什么时代背景下，想成为有所作为的人，都需要这种精神和努力。
雕琢性情，锻造气质
性情古怪之人必定难以接近，为人谋事也会常受牵绊，而个人的性情是可以自我掌控和完善的。璞玉当细琢，良好的性情也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的。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东方古典文化中，“静”的含义为：放下万物，心无杂念、豁达光明的心境。
曾国藩一直学习古代先哲的智慧，并能不时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为鉴，以圣贤为镜，用各种方式雕琢自己的内在性情。他不仅以此律己还不忘教育家人。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有所提及，大意是说：以你现有水平，要每日多读书培养气质内涵，日积月累就会有所长进，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再加上精良的装修功夫才能成为华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无主呢？内在的修为是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呀。
信虽是写给弟弟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灵写照？
“静”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游，既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小桥流水。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著、顺物自然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是一种无边的恬静和无牵无挂的快乐，似乎已经达到了终极的满足，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会觉得辛苦了。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需要培养的。
培养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任何环境下都做得到。或者说是否做到不在于环境条件，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体会：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了解，所以经常主动寻找快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培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的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对此事，他不怒反乐，说明曾国藩良好的性情与气度。由此可见，性情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承认或推崇，更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为人处世的高人之处。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精神是人生意志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很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心静自然平和，平和之后改进也能很好地进行，这三者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自东汉以来，儒家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静坐，也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心静很重要，圣贤们都能做到这一点。王阳明正是因为有这功夫所以才不动心。若心不能静，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彻底，即使找到原由也不明其理，无从下手，因为心是浮躁的。
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若被私欲困扰住心，精神也没有安静的日子了，自然也就不会感到快乐。曾国藩是想让自己做到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后的一系列行为都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拥有良好的心境之后，即使遭遇不幸，也能顺气自怡，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志有定法，脱于俗流
天生为凡人，怎能脱流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忠于自己的理想和选择就获得了脱离世俗的心志。
志向，与其说是奋斗的目标，不如说是生存的意义。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人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惟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的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的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主张在学习和奋斗之前要先立志，不立志就好比种了植物不培根不浇水，只能是徒劳无功而已。这种观点与曾国藩主张的以志为本是一个道理。
立志是一个慎重又多思的过程。曾国藩曾为立志心神不宁：“自从去年十二月如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本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曾国藩不仅为无志而忧，更为有志而叹：“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大魄力也不是有勇无谋地一味付出，而是危难时刻的果断与冷静、谨慎与精明。可以说，想确立远大的志向就要先学会放下小的情怀。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不会有大的气象和作为。
曾国藩在二十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增长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立志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寓意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出淤泥而重生。
他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这也是曾国藩传于后世的最经典名句。
早年的曾国藩，就经常自比于李斯、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名相，千古流芳。随着其学识的增加，思想的逐渐成熟，对其志向的思考更加深人和具体。
曾国藩认为立志为必须步骤，但光有志向还不够，更需要“勤”、“俭”、“明”、“孝”、“信”等素质予以辅助，几方共同作用才能够达成志向。
“勤”是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最深的品质之一。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为官、治军，皆以“勤”字为本。自古以来，当政之人皆以“勤政爱民”为训；为官之人只有勤于做事才能造福于一方百姓。曾国藩也深知这一点。他不仅率先做到，还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所以说，“勤”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达到“俭以养德”的效果。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这一点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由此可见，心明眼亮，办事明快，有效率有水平是实现志向的必备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