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粪站都是日产日清，不然，时间长了要发酵，碰上下雨要外溢。90年代初，虽然从粪站到码头的粪便运输都是机动车，但运输工人仍然非常辛苦。早晨4点上班，要在九点钟以前拉9个班次。一个运输工人说：“一天几毛钱野外津贴不是好赚的。做一天生活，一身粪味道，连老婆都嫌弃。”是的，一般人在粪池边站一会儿，眼睛都会熏得睁不开，身上似乎也是一身粪味。 3．清运粪便的女船工 拉来的粪用泵机装到船上，再拉到乡下去。在黄浦江的开平路码头，有一群女船工，她们的工作是每天从这里将近400吨的粪便用驳船运出上海市。
女船工们撑船的工具是一根三十多斤重的竹篙。每天上午她们要将自重达二十吨的铁驳船撑到码头边灌装粪便，然后又要将装了50吨粪便的驳船用竹篙撑到开阔水域，等待其他船只一起编队启航……船队一共8条驳船，在一艘拖轮的牵引下从日晖港开平路码头出发，经过黄浦江，然后进入川阳河，最后到达目的地北菜道口。整个航程二十多公里，但有时一个往返却要花两天的时间，因为有一座水闸经常要排队等候。假如粪船和别的船只相撞，溅起的粪便会飞得女船工满身都是，甚至连带来的饭菜都被污染。到2002年，女子船队已28岁。28年中，她们共清运粪便100多万吨，航程近四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0圈。北方旱田的干粪业
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的粪肥业，虽然是同一行当，但是却风格迥异。北京城里的晒粪厂
北方城市的卫生管理与南方相比有些不同。这里固然有历史人文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而南北方的气候差异，耕作方式的不同也是很重要的制约因素。南方多雨乃水乡泽国，沟渠交错，河道纵横，故施肥用粪水直接浇洒即可，而运输用船也四通八达直接方便。北方干旱少雨，土地以旱田为主，农民施肥多为灰肥。城市的粪肥也要晒干才行，这就多了几道存储晒干的工序增加许多麻烦与成本。因为河流稀少，用马车运出城外。水运与陆运的成本又要相差不知多少倍，麻烦不知多少倍。故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光粪厂就有好多处。粪厂里也有专为市民倒尿和冲刷马桶的“倒马子”一行。今天，粪厂的遗迹早已消逝，只留下一些地名让后人去想象，比如崇文门外东西兴隆街的粪场大院，后来又改为奋章大院，粪场胡同，后来改为奋章胡同。从这些地名就可以知道这片土地当年的功能。各霸山头的粪业
北方粪业的成本高并不意味着不赚钱，水涨船高，羊毛出在羊身上。虽然今天已很难有资料数据证明北方粪肥业的利润率，但由于这个行业本身的特殊性和它经营性质上的垄断性，以及实际上全行业的黑社会化，可以想象它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从另外一些事件上也可以推证出此业在北方同样是一个暴利行业。
全城住户铺户之掏粪者，皆为山东人。因日久年深，各有道路界限，居然与自己产业无异，他人不得越界来掏，有之则为偷粪，相遇则必互相斗殴。人家遇有偷粪者亦须拒绝，因其既偷粪，则亦或带偷他物，且原掏粪之人，见吾容纳偷粪之人，彼亦或偷窃物件，籍与偷粪者栽赃，否则夏日水雨连绵之际，不来给掏，致使不能便溺。况山东粗鲁人之性格本极猛烈，亦恒因此与住户口角，多日不来，往往为其所窘。推粪在街上行走尤不卫生，往往车有颠动，溅人一身，实为京城弊政，早应设法改良。(鲍瞰埠：《故都三百六十行·接受粪道》，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北京第1版，92__93页)流产的粪业改良
改良的时刻终于来了，‘虽然迟了些。实际上，改革也罢，改良也罢，不管用什么名义，不管用什么手段，也不管打着多么堂而皇之的旗号，其本质就是剥夺既得者的既得利益。此说不谬，则可以想见对粪业的改良实为虎口夺食，其间有多少争斗也是不足为奇的。粪道
黑势力都有划分势力范围的惯例，北京的粪霸当然也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粪霸们把这种势力范围称之为“粪道”。俗话说，光棍是打出来的，粪道就是靠硬胳臂真刀真枪拼来的，是一个家族在几百年的刀光血影中培育出来的家族财富，可以如同传家宝一样代代相传。这种靠拳头打出来的格局一旦形成，就有了习惯成自然的效果，同行甚至官方都会默认这一既成事实，并且，大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去维护这种群雄割据的局面，而把打破这一平衡视为大逆不道。如果谁要试图破坏这种平衡，那么，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火拼。所以粪霸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可以一统天下，为所欲为，推行自己的所谓“粪政”。粪政
粪政有两大内容，一是对内与民争利，想办法从居民手中多榨些油水。他们对付老百姓最拿手的一招是“涨坑讨赏”：每当炎夏酷暑之日，粪霸们故意不来清除茅坑内的粪便，闹得“屎满为患”，蝇飞蛆爬。到了屎尿满溢，臭气熏天的时候，居民们只好掏几个钱来“破财消臭”；二是对外狗咬狗，粪霸与粪霸之间争抢地盘。由于势力消长，时势变迁，旧的势力平衡发生变化等原因，粪霸之间就会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械斗，而这种械斗非常血腥残酷，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清朝政府和北洋时代的治安机关对械斗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械斗前不制止，械斗中不镇压，械斗后才出面调停裁判，验伤缉凶，大体是以不了了之结案。实际上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默许了械斗最终形成的态势。
国民党的北平市公安局对此类事件的态度是“率由旧章”。北平市长的改革
到了1933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长。袁是浙江杭州人，北洋时期曾担任国务院参事，并一度兼任过秘书长。到任之后，袁良开始实施他的改革方案，铲除弊政。改革弊政的内容之一就是城区的粪厂由卫生局接管。这一来不仅是砸了粪霸的饭碗，还把他们世袭了几百年的特权给剥夺了。粪霸们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胁迫掏粪工人罢工，使得北京城区的厕所粪满为患，让北京城成为一座臭城。
袁良命令各区警署严惩闹事的粪霸，并将不法“粪棍”押解回原籍。但警署由于种种因素，对袁良的命令阳奉阴违，只有虚张声势，并无实际行动。粪霸们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
袁良命令各警署保护卫生局的接收大员走马上任，接管粪厂，让掏粪工尽快上班。但接收大员有的被软顶了出来，有的被大粪勺子赶了出来。在场的警察对此视若无睹。市长栽在了掏大粪的手里
不仅如此，粪霸们还组织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八千多掏粪工人扛着粪勺，背着粪桶到市府门前请愿，闹得府右街一带交通堵塞，臭气冲天。袁良命令警察驱散请愿人群，可是警察们说：“二尺半长的警棍敌不过五尺半的大粪勺子。”他们认为就是驱散了人群，那八千个粪桶，八千把粪勺也无处可去。因此畏缩不前，怕弄脏了衣服。舆论尤其是各种小报纷纷指责袁良好事、争利……还有多幅漫画对袁良极力丑化。愤怒之极的袁良想要调武装保安部队进城驱散粪阵，进而强行接管粪厂，被朋友劝住了。最终，袁良宣布收回成命。堂堂一市之长，栽在了掏大粪的手里。粪政改革依然是不了了之。
这样一幕市长斗粪霸的活剧已经充分说明粪业利润之丰厚，想要切这块蛋糕——虽然是一块味道不大好的蛋糕——当然没那么容易。北京街头背粪工
掏粪工长期以来曾经是北京街头不可或缺的一景。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雨雪风霜，掏粪工人手拿长勺，肩背粪筐，奔走于千家万户，穿行在大街小巷，苦、累、脏、臭占全了，还要被人厌恶，遭人白眼。诗人画家陈师曾曾有一幅诗配画专写北京的掏粪工人：《北京风俗·掏粪工》。友人于画上题句云：
长瓢高桶往来勤，逐臭穿街了不闻。莫道人过皆掩鼻，世间清浊久难分。
升堂入室，主人欢我。一日不至，阖家眉琐。吾桶虽污，可通急缓。
青羊(何宾笙)
又有一首词《生查子·拾粪人》云：
早知粱肉馀，过肚成污秽。三日便思君，来起西园废。谁知污秽馀，产得菁华再。厕上十年心，陇上千夫背。(陈师曾：《北京风俗·掏粪工》，2003年第1版，52页) 画好，诗文也好。当代首都背粪工
19世纪末，北京的厕所还需要背粪工。且看一段关于背粪工人的纪实：
早晨7时15分出门，气象预报说今天最低温度零下八度。
清洁车喷着热水，五六人斜倚在后面的车罐上，旁边放了四个粪桶……化粪池的盖子冻上了，樊班长用石头砸了半天，再用铁杆把井盖挑开，上面一层黑色的硬块，用铁杆把硬块捣碎，用粪杓把它们舀到粪桶里。
樊班长带我到大杂院看公共厕所。每进一个院就跟走迷宫似的，绕过煤堆、板房，到了院子尽头，樊对着一个铁皮钉的破门大喊一声：“里面有人吗?”没入答应，他就径直推开门。我已经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但仍想不到在繁华的现代北京城，居然还有这样落后的厕所。地面上只有一个浅浅的坑，坑里的粪便快溢出来了，没有下水道，坑外一摊摊说不清是什么东西。樊班长和他的背粪班每星期必须来清扫一次，否则那院里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简直没法过日子。樊告诉我，这条街上差不多有十几个院子，都有这样的厕所。
他们一桶桶往外背，我也跟着一趟趟来回走。将粪桶里的粪往粪车里倒时，一位师傅说，站远点，当心溅你一身。
“能溅出来吗?”“当然，我经常被浇得满头满脸。”“樊师傅，背一车粪能拿多少钱?”“没钱，我们每月开支，多少车都拿一样的钱，能有五六百。要是下粪池可以提成15％”。(载1998年J0月15日《文摘报》，第6版)
进入2l世纪后，北京已经没有要背粪的厕所，当然也没有了背粪工。历史上的私营厕所业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既然厕所经济有利可图，而又不是每个想发财的人都有一套拳脚上的功夫，于是，一些头脑活络的人就从另一个角度铺设自己的发财之路：自己建厕所，让别人送肥上门。南方的私人厕所
明清之际，商品经济之风吹遍了江南城乡，尤其是沿江沿海地区的经济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意识深入人心，注重实际的南方人并不像北方人那样把面子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现实的物质利益放在优先位置。这样，在南方的城市街镇，就有了许多私人投资兴建的公共厕所。这些厕所一般都选修在人流量大的闹市繁华地段，修建得朴实大方，通风透气，敞亮干净自不必说，有的还追求美观舒适，让人一进去就有赏心悦目的效果。
据地方志记载，在广东的一些地方，公共厕所纯属私有。有经济头脑的人选择闹市区人流汹涌处建造公厕，然后再把它租给经营肥料的商人。那时候还没有化学肥料可用，自然肥料资源有限，人粪尿也就变得金贵起来。而且，有经验爱讲究的人都知道，用人粪尿浇灌出来的瓜果蔬菜，质量口感要比用猪羊粪等肥料培育出来的好得多。这样一来，公共厕所身价倍增，租金也就随着水涨船高，有的甚至超过了繁华地段的商铺门面的价格。精明的佛山建厕商
有人详细描述了佛山的厕所情况：“建厕商把厕所出租给佛山新涌、石角、大桥头三地的粪商，租值甚至比当时最繁盛地点的铺租还昂贵。人粪尿是佛山农家肥之主要来源。粪商老板也就根据人们的密集程度，厕所臭味的浓淡，是否会有洪水淹等条件来决定租值。因此，业主亦出尽心裁，减少厕所臭味，使更多人愿意来此厕排便。粪尿多了，老板收入便能增加，厕所的租值便相应提高。于是，佛山的厕所业主十分注意在厕所的建筑方面下功夫。”修一个厕所，要考虑这么多的方面：环境因素、客流因素、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等等，要想赚钱，投资时的筹谋也可谓绞尽了脑汁。湖州粪商穆太公
与精明的广东人相比，江浙一带经营者的头脑毫不逊色。即使是一个乡村老农，他的经营手段也足以让今天的人击节叹赏。且看一个典型事例：明末清初佚名者所作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通过浙江湖州乌程县乡村的公共厕所建设、管理，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形象的农村公共卫生画面和一个乡野村夫的致富之路。
穆太公是乌程县乡村的一个颇有经济头脑的老农民，偶然上一趟街，看到街巷里弄都有“粪坑”(街上公共厕所多，可见城市卫生设施完善)，这一下激发起他的商业灵感，也想做做这厕所生意。老人家自有他的小九九：在乡下做厕所生意“倒强似做别样生意”!
穆太公是个办事果断，雷厉风行的人，想到就做，一回到家马上请来了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他又请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为这个厕所题了个回味无穷的名字——“齿爵堂”，做成匾额，高悬于厕所门前。一个乡村厕所，给他搞得中规中矩，有板有眼，不怕你不来光顾。
穆太公深知好货也要勤吆喝的道理，生怕众人不晓得他新砌了这样一座利索齐整新潮前卫的厕所，又求教书先生写了百十张“报条”四处张贴，报条上写着：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喷香新坑”是环境优美，“愿贴草纸”是实惠有利，“奉求下顾”实在是谦恭有礼，真情一片，看到的人没有理由不来当一回“君子”。穆老太爷的宣传广告意识一点不比现代人差。
再来看看穆家的厕所给人的感觉。太公将厕所“粉得象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老农民大便后擦屁股，“用惯了稻草瓦片”，穆太公免费提供的却是现成的“草纸”；厕所里的装饰尤其吸引人眼球，“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这一来，惹得那些爱赶时髦的女子也要来图个新鲜，“连那女流也来上粪坑。”穆太公一看，这可不妙，怎么就忘了“半边天”，害怕落下一个歧视妇女的罪名，便又赶紧盖起了一间女厕所。
穆太公大兴土木盖厕所、送草纸，不是为积德行善，也不是赔本赚吆喝，而是为了做生意赚钱，可见当时的粪便也是一种行市很俏的商品，而且是比较特殊的商品。明末清初的《沈氏农书》也记录了乡下人去杭州买粪肥的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