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中公共厕所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应该是和“杭育杭育派”相仿佛的问题。也许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最早出现的厕所就是公共厕所，而后出现的才是私家厕所、私人厕所，这或许该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人类的某个祖先有一天忽然觉得应该到离居住地远一点的地方去方便，于是他就去找了一个自认为合适的地方方便了。后来，他每次方便都去那个地方。第二个人觉得他的方式不错，于是也跟着去了。然后有第三、第四……按照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这样的标准，这时的方便处还不能算是厕所，直到有一天祖先们拿起工具挖了一个坑，然后大家都到这儿方便一一人类的第一个公共厕所就诞生了。军旅厕所：标准化的公厕
不知道《墨子》中关于城头厕所的记载是不是人类公共厕所的最完备的文字记录。无论如何，我们的祖先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是应该让后人汗颜的，即使是在血雨纷飞的战争环境中，先祖们对公共卫生设施依然做得一丝不苟。事实上，上古时代人口不似如今这么稠密，对公共厕所的需求也就远不如今人这么迫切。军队应该是当时人口密度最高，人员居住最集中的地方，古人对军队的公共卫生也就尤为重视。无论是在营房还是在宿营地，或者是在自己的防区，厕所问题始终被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墨子》中的城头厕所《墨子》中说，守护城池的军民必须在自己的驻地建立公用厕所。城头上大略五十步左右建一厕所，厕所周围要用矮墙围起来，以遮挡公众的视线。为切实保护如厕者的隐私，特别规定这种围墙不能低于八尺。凡守城军民无分男女都必须到公厕去大小便，而不能随意大小便。城下与城墙上相对应，也是五十步建一厕所，两厕之间有管道相通，以方便城上厕所的排放和清扫。为了保证厕所的清洁卫生，清扫工作有专人负责，而不是采取军人轮流值班搞卫生的制度，以免推诿扯皮不负责造成的不卫生状况。也许当时的人们也认为打扫厕所是一种不大好的工作，因此，通常是让那些犯了一些罪，但罪过不大，够不上法律惩罚的人去做这件事。《墨子》的记载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古人对环境卫生的特别关注，也看到了古人做事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尤其使我们耳目一新的是古人对隐私权的保护。诸葛亮的军旅厕所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社会中唯一人员高度集中的地方——军队对自身的卫生设施也是非常重视的。三国时代，足智多谋的大军事家诸葛亮不仅善于打仗布阵，而且对于军队的生活卫生也毫不含糊，同样布置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事必躬亲的大军事家诸葛亮对军队的生活卫生之类问题十分重视，平时在营区驻地自不必说，就是在征讨杀伐，行军打仗的露营地，诸葛亮对厕所的设置和标准也有明确的要求，并且把它和锅灶、营寨、屏障、藩篱等一起，详细地写进了军人条例，“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寨，皆应绳墨”。(晋·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评注》，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版，245页)戚继光的军厕标准
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不仅是一个身经百战，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战将，同时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军事理论家，在他留下的重要军事著作《练兵实纪》中，既有关于如何冲锋布阵，攻防退守、克敌制胜的论述，也有关于粮草器械、安营扎寨、吃喝拉撒的规则记载。在行军打仗的征途中，和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相比，排泄问题似乎无足轻重，但一个有作为的军事统帅并不这么看。在戚继光的著作中，不厌其烦地记载了不同兵种，不同人员的建厕要求，以及不同情况下对厕所卫生的处理办法，对上厕所的士兵也根据不同时间规定了具体限制条件。戚继光规定他的部队，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骑兵每一旗(戚家军的骑兵编制之一，每旗辖三到五个队，每队11人)开挖一个厕坑，战车兵每两车(24人为一车)开挖一个厕坑。夜里士兵有需要方便的，就可以在这样的厕所里大小便，而不许到营门外解手(也许是为了安全，或足担心士兵乘机开小差)。天亮吹起床号时，如果部队继续开拔，就用土把厕坑掩埋起来；如果还要在这里住下去，就要派人把厕坑清扫干净，把粪便收集起来，等待营房开门后送出营外，远远弃之。如果是在部队驻地，士兵上厕所则另有规矩：“凡白日登厕员役，由各营门将腰牌悬于门上，方准开门而出，毕即还，认腰牌，取带回营。”(明·戚继光：《练兵实纪》卷七，中华书局，2001年6月第l版，135页)路厕：公共厕所的源头
随着城市规模的拓展，市容建设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公共卫生设施开始出现。
我国在周代就已经出现了公共厕所。《周礼·宫人》记载：“为其井、匽。”郑玄注解说：“匽，路厕也。”尚秉和先生认为，这就“可证古时路上皆有官厕，与今正同。”(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二十八，中国书店，2001年1月第1版，323页)原来，所谓“路厕”即“官厕”，就是官方在大路边上修建的厕所，也就是今天的人所说的公共厕所。路厕的规格
墨子在记载守城军用公共厕所的同时，也记录了大路边上民用公共厕所的形制：“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溷，垣高十二尺以上。”(周才珠、齐瑞瑞：《墨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705页)在大道之外设一周长三十步左右的圆形屏障，围墙的高度应在十二尺以上。墨子没有具体介绍厕坑的形制尺寸，而是强调了厕所屏障的高度和长度，可见时人对隐私的保护。专业管理者
汉代的都市不仅已经有了公共厕所，并且政府还配置了专门的管理人员来管理这些公共厕所。《太平广记》上说，淮南王刘安成仙升天之后，有些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对天仙不恭不敬，既不谦虚礼让，迎来送往，说话也是肆无忌惮，粗门大嗓，全无一点仙家气度。于是被同僚一状告倒，被罚去管理都厕，“谪守都厕三年”(都厕，城市里的公共厕所也)三年。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的《八公山》诗中，有“身与仙人守都厕，可能鸡犬得长生”之语。这当然是神话，但神话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当年城市里公共厕所的详细资料。但从专业管理人员的设置这一点上，也可反映出当时的市民和城市管理者对城市公共卫生都是非常重视的，社会的公共卫生事业也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倾脚头的功劳
临安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都市，到南宋时经济与城市建设均已十分发达，市井繁华，百业兴旺，城市公共卫生事业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由于市井小民居住地多比较狭窄，房舍内普遍不设坑厕而用马桶。这就孕育出了一个新兴的专门行业——倾脚头。所谓“倾脚头”就是每天挨家挨户上门倒马桶，收集粪便的人。他们把分散在各家各户的粪便聚集在一处，出售给栽种瓜果蔬菜的农民，从中获利。所以，这实际上是公共厕所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长期的生存竞争使这些倾脚头形成了自己的固定主顾，相互之间并不能乱抢生计，如有侵扰争夺，双方必有争吵打斗，甚至闹到要官府出面才能解决的程度。由于公共卫生管理有方，从业人员敬业，宋代城市的干净卫生是举世闻名的，有“花光满路”之美称。明清的北京有些脏
明清两代没有能够有效地继承宋朝良好的卫生风尚。明清两代的城市管理不能如前朝那样有力，至少在公共卫生事业上比前朝有所萎缩，让人有今不如昔之叹。当然，由于管理、地域、民风等诸多差异，中国南北方的公共卫生状况还是有着天壤之别。京师无厕的窘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