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长生不老、灵魂不灭是古代皇帝梦寐以求的事，寻找长生不老药、喝甘露、炼丹丸等等，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长生，这种求生的强烈欲望也寄托在死后的裹尸衣上，这就出现了汉代特有的玉衣。
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和高等贵族死后特有的一种殓服，史书上称“玉匣”、“玉柙”，但它的形状究竟是什么样的，从汉代以后就无人知晓了。196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满城县的一座小山丘上，发现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绾的墓。在刘胜和窦绾棺内的尸体位置上，分散着许多小玉片。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精心修整和研究，终于复原出两套完整的玉衣。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史书中记载的玉衣的真面目，从而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这两套玉衣的外观和人体的形状一样，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各部分都由许多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等玉片组成，玉片上有许多小的钻孔，玉片之间用纤细的金丝加以编缀，所以又称为“金缕玉衣”。刘胜穿的玉衣形体肥大，头部的脸盖上刻画出眼、鼻和嘴的形状，腹部和臀部突鼓，裤筒制成腿部的样子颇似人体。窦绾的玉衣比较短小，没有做出腹部和臀部的形状，可能是出于对女性形体造型的避讳。
刘胜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用于编缀的金丝约重1100克。
完整的玉衣是西汉武帝时才出现的，那么再早的玉衣是什么样子的呢？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汉代的玉衣是由先秦时期的“缀玉面饰”演变而来的。所谓“缀玉面饰”，就是将做成眉、眼、鼻、口形状的玉石片，按一定形状排列，缀附在织物上，再覆盖在死者面部。这种缀玉面饰就是汉代玉衣的雏形。最早的缀玉面饰出现在河南三门峡市西周晚期的虢国墓地中。战国时期，缀玉面饰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丧葬礼俗。汉武帝以前在诸侯王墓中尚未发现完整的金缕玉衣，但出土有金缕玉面罩、玉帽、玉手套和玉鞋，这是缀玉面饰向玉衣的过渡形式。目前发现的汉代玉衣有20多套，除金缕玉衣外，还有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编缀玉衣材料的不同，代表着身份的不同。据汉代文献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公主等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但中山王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之兄，按规定他只能以诸侯王的身份着银缕玉衣，为什么却越级穿金缕玉衣呢？有专家认为，玉衣等级的严格规定，是在东汉时期才形成的，因为在东汉时期的诸侯墓中就再没出土过金缕玉衣。还有专家认为，死后能穿金缕玉衣的诸侯王都深受皇帝的器重，他们能着金缕玉衣下葬，也是皇帝对他们的一种恩赐。身为诸侯王的刘胜都能穿如此华贵的金缕玉衣，那贵为天子的皇帝玉衣是什么样子的呢？史书记载，汉武帝的玉衣玉片上雕刻着蛟龙、鸾凤、龟麟等纹饰，被称为“蛟龙玉匣”。在玉衣片上雕刻花纹，想必除了加强装饰效果，有华贵之感外，还要体现皇帝的高贵身份。因为没有考古发现的实物作为证据，汉代皇帝的玉衣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东汉时期，除皇帝外，任何人使用金缕玉衣都是大逆不道的，地方豪强违法使用玉衣也被视为僭越行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汉桓帝时，冀州官吏赵忠在埋葬他的父亲时，私自使用仿造的玉衣，被人上告后，以僭越的罪名，将其父的墓掘开，陈尸于棺外。赵忠一家也被监禁起来。
为什么汉代人喜欢用玉衣做殓服呢？这与当时人的迷信思想有关，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玉塞九窍，可以使人气长存。所谓九窍就是指两眼、两鼻孔、两耳孔、嘴、生殖器和肛门。出土的玉衣经常就搭配有用玉做成的眼盖、鼻塞、耳塞、口含、罩生殖器的小盒和肛门塞。
其中最讲究的是要用玉蝉作口含，因为古人认为蝉只饮露水而不吃东西，是一种清高狷洁的昆虫。人死后，其灵魂离开尸体，正如蝉从壳中蜕变出来时一样，所以古人以蝉为含的寓意可能在此。还有的学者认为，汉人用玉蝉作口含，是受这种昆虫循环生活的启发，从蝉蜕转生而领悟再生，因此就给死者含玉蝉寓暂死之意，希望死者能够复活和再生。
如此精美的玉衣，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确实让我们现代人琢磨不透。玉衣的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用的玉料要经过开料、锯片、磨光及钻孔等，每一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据测定，玉片上有些锯缝仅0.3毫米，钻孔直径仅1毫米，工艺繁难与精密程度之高令人惊讶。整个玉衣制作过程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是相当惊人的，据推算，汉代制作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费十余年的功夫。
汉代皇帝用玉衣作为殓服，可谓费尽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更多的盗墓贼，以致汉代帝陵都被盗掘一空。盗掘者取出金缕玉衣加以焚烧，尸骨也一并化为灰烬。有鉴于此，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有幸躲过被盗命运的那些诸侯墓葬，尸骨早已化为一捧泥土，却为我们留下了这精美绝伦的玉衣，让我们面对玉衣，去赞叹2000 多年以前能工巧匠们的高超技艺。
野生犀牛为何在中国古代绝迹
犀牛是一种热带动物，今天在我国绝大部分已经绝迹，而考察中国古代浩瀚的历史文献和丰富的出土文物，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有犀牛存在过，而且数量还相当多。不仅华南，在华北平原上犀牛还成群结队地出现过。和许多动物一样，犀牛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灭绝的命运。
中国古代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犀牛的存在，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已经多次发现犀牛的骨头。河南安阳商代殷墟中也曾出土过一个大兽头骨，上面刻的文字表明这是一头犀牛的头骨。商代的甲骨文中常出现殷王猎犀牛的记载，猎犀在殷及西周是田猎中的一个盛大举动，君主在猎犀之前都要动用龟甲求兆。商周时期社会上流行用龟甲占卜的习俗，任何一次重大的行动之前，贵族们都要用火烧甲骨，甲骨受热出现裂纹，人们根据裂纹的形状和位置来判断吉凶，并把占卜的结果写在裂纹的四周。商代卜辞中记载商王捕猎犀牛，少则1头，多则6头，有一次竟然捕猎到71头，可见犀牛在当时的中原一带为数确实不少。
现在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还藏有一件用犀牛骨做成的匕，匕是中国古代一种进食的工具，相当于现在的餐匙，上面刻的文字表明这件骨匕就是用国君赏赐的犀牛骨做成的，受赐人备感荣耀用作纪念。因为商周人经常能看到犀牛这种动物，而且其名形又很独特，所以犀牛也成为他们艺术创作中一个很好的素材，商代的工艺品中一再出现犀牛的形象。
商代人嗜酒，制作了很多造型精美的酒器，其中就有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盛酒器，出土于山东省寿张县。这是一件典型的苏门犀的形象，鼻角、额角、耸立的耳朵、下垂的尖尖的上唇，以至于三趾的足，都铸造得很写实，说明当时的铸工对这种动物是很熟悉的。
商周时期，我国不但产犀牛，而且还将犀角和犀革利用了起来，用犀角做成一种饮酒器，叫做兕觥，兕觥一次可容5升的酒。除了用犀角做觥外，犀牛最主要的用途是用它的革制甲，在铁甲兴盛以前，犀甲是春秋、战国的各国武士所羡慕的装备。史书记载越王夫差成千上万的兵士都身穿犀甲作战。在兵戈扰攘的战国时代，对犀甲的需求量的增加，迫使人们对犀牛进行长期的滥肆捕杀，就使这种生殖率很低的野生动物在我国、特别是在北方一带，数量急剧下降。
陕西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犀牛已经绝迹。汉平帝时王莽辅政，为了炫耀“国威”，曾赠给位于苏门答腊西北部的黄支国国王大量财物，让他向汉朝皇帝奉献犀牛。苏门答腊正是苏门犀牛的故乡。原来在中原一带常见的苏门犀却要用重金从国外进口，可见这种犀牛在中原一带已经绝迹。大约自汉代开始，自海外经广州进口犀产品的通商路线已经开辟出来。
唐代时，华南偏远的山区仍有野生犀牛存在，他们还可以向朝廷贡纳犀牛。而在中原一带已很少看到野生犀牛的踪迹。京畿苑囿中偶尔豢养的个别犀牛也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些来自热带、亚热带的犀牛与原来本地的犀牛品种不同，它们往往适应不了中原的水土气候，常常出现冻死的情况。
外国人奉献犀牛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就有一个用石头雕刻的犀牛形象，是为了纪念外国献犀而专门制作的。当时的铸工因为没有犀牛素材，制作的工艺品中出现的犀牛经常被描绘得走了样，或把犀牛的额角搬到头顶上去，或把犀牛的体型刻画得不伦不类。因为犀牛很罕见，犀角也更显得珍贵，在人们心目中，犀角已成为一种具有神奇功能的东西，有所谓的“却尘犀”、“辟水犀”、“辟暑犀”、“夜明犀”和“辟寒犀”，把犀角说得神乎其神。正是因为犀角的稀少和传说中的神奇，促使唐代形成了一种用犀角做腰带装饰品的时尚。官吏争相佩戴有犀角装饰的腰带，而且根据官位的高低，所佩戴犀角的品种也有差别，佩戴一条高级犀带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其中价值最高的是通天犀，这种犀角中心有一条贯穿上下两端的白线，据说能出气通天，因而价值上万。追求犀带的时尚一直持续了将近300年，这是我国古代犀牛生存历史上的第二次厄运。
自宋代开始，在中国人的眼中，犀牛已成为一种神物，有人称之为“异兽”，还有人把它和中国传统的辟邪神物麒麟和天禄联系起来，认为它是水牛和蛟龙的混血儿。明代武官补服上的犀牛形象更是滑稽可笑，像一只飞奔的羊或鹿，于谦在开封所铸著名的镇河铁犀牛形象，像一长角的水牛，同生物界的犀牛相去很远。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很好的生活素材，当然就不可能创造出栩栩如生的作品，这就是唐代以后的匠师的犀牛形象塑造远不如前辈的根本原因。
综观犀牛在我国由盛到衰，最后直到灭绝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节制的猎捕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是使犀牛走上灭绝的根本原因，我们现代人也应该吸取这个历史教训，不然几十年、几百年或几千年以后，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某些动物对我们的后代来说，也会成为一种他们再也见不到的“神物”或“怪物”了。
古代玻璃耳珰
耳珰是中国古代妇女耳上的装饰品。汉人刘熙《释名》卷四“释首饰”说：“穿耳施珠曰珰。”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说：“耳珠曰珰”。
河南省信阳长台关一号战国楚墓，出土一件跪坐木俑，耳垂贯穿一竹棒，即代表戴有耳珰。1957年，广州先烈路三号东汉墓出土一件陶舞俑，两耳各戴耳珰一只。1974年，湖南省长沙市树木岑一号战国越墓出土一件人形柄匕首，其人物为女性，耳上戴有耳珰。1976年河南省洛阳市面粉厂西汉卜千秋墓壁画上的一名妇女，耳上也戴有耳珰。考古资料表明，战国秦汉时期妇女戴耳珰的风气甚为流行。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戴耳珰的习俗，据说起源于少数民族地区。刘熙《释名，释首饰》记载：“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浮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耳”。目前考古发掘所得耳珰，最早见于春秋战国的楚墓中。我们不知道那时的楚人算不算作“蛮夷”，但至少在汉代，戴耳珰已风行全国了。
中国古代的耳珰，有各种不同的质料，1977年8月，在湖南省常德县发掘一座东汉墓，墓中出土了深蓝色玻璃耳珰和黄金耳珰各一件。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知道有金、玉、银、玻璃、骨、象牙、玛瑙、琥珀、水晶、大理石等不同质料的耳珰。
玻璃耳珰的出现，大概不会早于春秋时期，那时中国的玻璃制造业才刚刚开始。战国时期，玻璃制造业已相当发达，玻璃耳珰也有了相当可观的生产。两汉南北朝时期，玻璃耳珰在社会上已风行一时了。此时，玻璃耳珰以它五彩的鲜艳颜色、透明晶莹和明亮照人的光辉，赢得了妇女们的喜爱。所以，两汉南北朝时期妇女戴玻璃耳珰的已相当普遍。如1952年至 1964年，在湖南的汉代考古中，仅长沙市一地，就有数十座汉墓出土了各种类型的精美的玻璃耳珰。
中国古代称玻璃为琉璃。《汉书？西域传》注：“琉璃色泽光润，逾于众玉。”五光十色的玻璃，比玉还要光亮美观。如汉末建安年间诗《孔雀东南飞》，说焦仲卿妻：“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汉人王粲《七释》：
“珥照夜之明珰，焕火育以垂辉”。汉乐府诗《陌上桑》：“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西晋傅玄《艳歌行》：“首戴金步摇，耳系明月珰。”曹植《洛神赋》：“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刘祯《鲁都赋》：“插曜日之珰，珥明月之珰。”两汉南北朝文学作品中，一再提到的“明月珰”、“照夜之明珰”、“明月之珰”，说的都是玻璃耳珰。
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战国秦汉晋南北朝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玻璃耳珰，尤其是汉墓，出土的玻璃耳珰成百上千，出土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其中以湖南、河南、湖北出土最多，四川、广西、广东、陕西、宁夏、贵州、山西、河北、辽宁、甘肃、内蒙古等地次之。
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玻璃耳珰，主要有无孔珰和有孔珰两种。
无孔珰两端大，中腰细。一端呈圆锥形，另一端呈鼓起的圆珠状。戴的时候，以圆锥状细端，插入人耳垂的穿孔中。1953年，河南省洛阳市有四座汉墓出土七件无孔玻璃耳珰。珰长1.9—2.6厘米，为透明的白色玻璃。此种玻璃耳珰戴上以后，从正面看去，只能见到露出在耳垂前面的圆珠，所以当时人们称它为“圆珰”，南朝费昶《华光省中夜听城外捣衣诗》：“圆铛耳上照，方绣领间斜。”西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记载，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曾收到妹妹献给她的一件“合欢圆珰”礼物。河南信阳楚墓木俑，湖南长沙市树木岑战国墓人形匕首妇女像的耳珰，均属此类无穿孔耳珰。
穿孔珰中有纵贯的穿孔，用以穿线系坠饰，坠饰多为玻璃珠、玑、小铃之类。如《玄应音义》卷八引《仓颉篇》：“耳珰垂珠者曰珥”。西汉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傅玑之珥”。素隐：“傅玑者，以玑傅著于珥。”《说文？玉部》则说：“玑，珠不圆者。”
此种有系珠、玑饰者的珥，湖南省长沙市汉墓中常有出土。
除系珠之珥外，还有系小铃之珥，走起路来，在耳际当当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