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绘制的水平很高。它已经作出了统一的图例。全图共有80多个居民点，分为三级，即县级八个，乡里级70多个。县级用方框符号表示，乡级则用图形符号表示，同级符号也有大小的区别，这应是居民点大小不同的表示。用方框和圆圈区分居民点的行政等级，一直沿用到近几十年以前。地名注记在方框和圆圈之内，读者一目了然，不会混淆。现代地图采用小符号，只好把地名注在符号旁边，但在居民点稠密处，则容易误读。图中用直线或虚线表示道路，共有20多条，在县城之间以及重要地区之间，均有道路相通，水道则用弯曲的由细而粗的均匀的线条表示，图中绘制了大小河流30多条，其中九条注明了河流的名称，有的还注记了河流的源头。把帛书地图与现代的地图比较，我们发现河流的骨架，河系的平面图形，河流的流向以及主要的弯曲均与今图大体相似。2000多年前我国地图测绘水平精确到如此程度，真叫人吃惊！图中山脉的画法很科学，它不仅用闭合的曲线表示山脉坐落、山体的轮廓，以及延伸方向，而且还用月牙形、柱形等符号表示山簇、山峰、山头、山谷等，尤其是九嶷山采用了类似现代等高级的画法。山脉的这些表示方法，比宋至明清地图采用人字形画法和山水画中山的画法要好得多。
从地图的内容看，这是一幅经过实地勘测的地图。但地图主区所绘的是一个万山磅礴、高山深水的地带，地形非常复杂，但地图的比例的准确性很高，例如河系的平面图形、山脉的走向、城市的方位与现在同一地区的地图大体相似。两千年以前，绘出了如此高水平的地图，在世界地图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二、世界上最早的天文专著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天文专著《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都是目前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天文专著。
《五星占》是关于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这五大行星在大体运行的记载，它指出金星的会合周期是584.4日，比现今天文学家所测得的583.92日，只差了0.48日，误差只有万分之几。帛书谈到金星的会合周期说：“五出，为日八岁，而复与营室晨出东方。”也就是说，金星的五个会合周期刚好等于8年。并且，帛书还利用这个周期列出了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之间，共70年的金星动态，也就是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177年的金星动态表。1965年我国翻译出版的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大众天文学》第2册里说：“8年的周期已经算是相当准确的了，事实上金星的五个会合周期是8年减去2天10小时。”弗拉马利翁还利用这个周期预报了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初金星的动态。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在2200多年以前，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中国天文学家，就发现了这个周期，并利用这个周期列出了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间共70年的金星动态表。据考证，《五星占》的内容是战国时期《甘石星经》的内容，而《甘石星经》成书的年代为公元前370年至公元前270年，比世界最早的天文学家伊巴谷还早两个世纪，所以，《五星占》 应是目前发现的全世界最早的天文专著了。
帛书《天文气象杂占》里的精华就是它有29幅彗星图。20多年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部分《天学》中谈到彗星时，引用1644年我国手绘的一幅彗星图时说，他不知道北京明清两朝的档案中，是否还有这种手绘的彗星图。他认为，1644年这幅彗星图就是我国最早的彗星图。但他根本没有想到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绘出了29幅彗星图，而且完好地保存在马王堆汉墓内。这些彗星图都绘有彗核、彗发和彗尾，十分科学，而且这些彗星图都是头朝下，尾朝上，这是因为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缘故。这一规律在国外直到1531年才由欧洲人波特尔？阿毕安发现，我国比他早发现1700多年。欧洲直至1528年还把彗星画成一个怪物。而我国的彗星图比耶路撒冷还早了200多年，比西欧则早了1000多年。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丰富了世界文化遗产宝库，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昭君出塞”
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而备受人们称颂。“昭君出塞”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在距今两千年前，北方有个民族叫“匈奴”，统治着大漠南北，强悍好战，常常侵扰中原。汉元帝宁元年（33），一个叫呼韩邪单于的匈奴首领，在匈奴各部争斗中吃了败仗，愿意投靠汉朝，于是亲自到了都城长安，提出“和亲”请求。
他要与汉元帝联姻，保证要世世代代和汉朝友好下去。汉元帝选了五名宫女给他，其中就有王昭君。启程那天，王昭君浓妆艳抹，仪态端庄，光彩照人。到了匈奴，她被封为宁胡阏氏，相当于汉人的皇后。一年后她给呼韩邪单于生了个儿子，被封为右曰逐王。后来，她的丈夫死了，按匈奴风俗，她又嫁给她丈夫前妻的儿子复株累若靼单于，又生了两个女儿。王昭君非常想念祖国和亲人，多次打发使者到汉朝，向汉帝敬献土物特产。年老的时候，她立下遗嘱，要求安葬在归华，坟墓要坐北朝南，以便死后还能遥望自己的父母之邦。昭君墓现在座落在呼和浩特市南郊，后人称其为“青冢”。
据说，自昭君出塞之后，汉朝与匈奴间60多年没发生过战争。
后世的文人墨客为王昭君写了许多诗文。
有的写她悲苦，如晋代的石崇：
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
有的写她凄凉，如唐代的杜甫：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有的赞她深明大义，和亲为国，如宋代的郭正祥：
能为君王罢征战，甘心玉骨葬胡尘。
有的则为她请功，如清代的郭润王：
琵琶一曲戈销，论到边功是美人。
在“四大美人”图中，王昭君也是只身骑在马上，怀抱琵琶，跋涉在通在塞外的茫茫荒野上，满含幽怨……
王昭君离奇的一生，留给后世不少值得猜测的谜团。
其一，她的名字之谜。《匈奴传》中说，“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可是按西汉宫廷规矩，宫女自入宫之日起，就不许呼其娘家名字。所以，王昭君的本名无人知晓。《汉书？元帝纪》提及她时称“王嫱”，即她是位船只载运入宫的王姓姑娘。《匈奴传》称其为“王嫱”，好像只是个记音义的符号。后来，都称其为“王嫱”，“嫱”的意思是“古时宫廷里的女官”。出塞前为抬高她的地位，赐封为“昭君”。这样，久而久之，“昭君”、“王嫱”作为标志她政治地位或出身的特征的称呼，就成了她的名字。
其二，她的祖籍之谜。一般人认为她原是湖北兴山人，汉族姑娘。但是，据多方考查，她应为四川人，是土家族女儿。她从水路乘船入宫，名“樯”，就否定了“湖北”祖籍。入宫之后，她又不愿巧言佞色，献媚邀宠，更不愿贿赂画师作“美人图”以求进幸。当匈奴单于求婚时，她又主动提出愿意去匈奴和番。到塞外后又随胡俗先后作两代单于之妻，生儿育女，这种刚强不屈的性格，对于受封建礼教束缚较深的汉族妇女来说，是很难办到的。所以说她是土家族人是有道理的，另外，她和番时，“靓妆”请行，唯恐不被选中。不以为苦，反当美事，说明她与汉族女子的婚嫁观念绝不相同。至于她究竟是不是四川土家族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其三，出塞原因之谜。据说，当时宫内画师很受青睐，汉元帝召幸宫女，以画师画的宫女像的美丑为标准。而王昭君自恃貌美，不屑于买通画师毛延寿，结果画像很丑，因此失宠。为了摆脱困境，她才主动请求出塞和亲。还有的说，王昭君虽然平民出身，但不同凡俗，胆识过人，是自愿应召，替国分忧。
不论世人怎样评说，昭君出塞的历史功绩是应予肯定的。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只有和睦友好，才有利于经济发展，昭君自请出塞为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是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宗教，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当然从佛教传入中国至今，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离奇的历史过程。
公元64年的某个夜晚，东汉明帝在国都洛阳城的寝宫中做了一个怪梦，他梦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金人头上顶着白光，在皇宫的殿庭里飞来飞去。东汉时，人们晚上做了奇异的梦，第二天都要找人来释梦和圆梦，皇帝的梦更是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解释皇帝的梦就成为大臣们议论的中心话题。有一位非常博学的大臣傅毅奏道：“臣听说西方有神，他的名字叫佛，就像陛下梦见的那个样子。”刘庄听后非常高兴。为了圆梦，就派遣大臣秦景、王遵等18人同往西域寻佛。
他们西行至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了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他们邀请二位高僧同去中国，二高僧欣然同意。于是一行人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于永平十年（67年）返回国都洛阳——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汉明帝刘庄果然寻到了西方神佛的踪影，圆了自己的美梦，兴奋异常。他先安排二高僧暂时住进专门负责外交礼宾事务的官署鸿胪寺，第二年又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1.5公里远的御道之北修造一座僧院，为纪念白马驮载佛经的功劳，将僧院命名为白马寺。寺本是中国官署的通称，因二僧初来中国时住在鸿胪寺，僧院也跟着称寺，没想到这一借称，后来竟成了中国僧院的一般泛称，而官署反倒不称寺了。这是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但最早的佛教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呢？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之谜。
根据史籍的记载和古文化遗迹的研究，人们一向以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是沿着西域的丝绸之路，从流沙万里的亚洲大陆的腹地，一程一程由沙漠之舟骆驼驮进中原的。新疆是西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出土有反映佛教内容的文物，其中著名的是1959 年，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遗址旁边的一座夫妇合葬墓中，发现了两块白地蓝色腊缬棉布，其中有一块的左下角印出一个长、宽均为32 厘米的方框，框内有一半身菩萨像。菩萨的头后有顶光，身后有背光，上身赤裸，手持花束。棉花的种植在新疆要远远早于内地。这块棉布，即使不是鄯善本地织出，也当是附近的西域之地制造的，所以，上面的菩萨像无疑表现了那一带的艺术风格，同中原的东汉佛教图像比较，这个菩萨像具有浓厚的希腊一陀犍罗风格。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还留下了造像的遗迹，第一程，是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可惜的是，这里的塑像已随岁月湮灭一空，但保存了大量精美的壁画；第二程，就是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开始筑造的敦煌莫高窟，它的佛像和壁画既很丰富又保存完整，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石窟艺术中最古老的“母窟”。佛教正是在这场从西往东的接力赛中，慢慢地渗透到中国境内的。
然而，地处中国内地最东边，临近黄海岸边的一座摩崖石刻却对上述过于自信的观点提出了疑问，那就是孔望山摩崖造像，凿刻于东汉，比敦煌要早二百年的佛教图像！这些图像中，可以明确辨认的与佛教有关的图像有立佛、坐佛、佛涅槃图、舍身饲虎本生故事图等。最生动的要属“佛涅槃图”，工匠们利用几块相连的青灰色断崖，在陡立的断面上，雕刻出几簇密集的人群头像，他们是在悲悼佛的入灭而凄楚号哭的弟子。用一块肉红色的石头雕刻出释迦牟尼的侧卧像。一幅活生生的佛教故事便再现在石崖上了。我们仿佛看到了释迦牟尼点化众生已毕，佛缘既尽，在娑罗树下，用一天一夜讲完《大涅槃经》后，右手支颐，安然入灭的情景。当然孔望山摩崖造像的主角还是中国传统的神仙——西王母和各种神态的道士。这正反映了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一种尴尬的地位。
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人们对它认识不深，经常以神的角度来理解佛教。
加上佛教传播者为了使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滋长，在传教时也有意顺应中国的神仙思想，所以汉代人们把佛和天界的神一起当作庇佑自己灵魂升天的对象而顶礼膜拜。当时的佛教还处在早期道教、神仙思想的附属地位。所以孔望山造像中的释迦牟尼只能是西王母和道士们的陪衬。
静默了1800多年的孔望山摩崖佛教内容被解读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却随之丢给历史学界： 佛教既然是通过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在这条丝绸之路通达不到的中国东部的海岸边的孔望山地区会有早期的佛教传播呢？佛教图像为何会飞越西域、河西走廊和中原，首先在大陆最东部的天涯海角显现法身？为什么恰恰是孔望山？人们重新翻阅历史，发现；孔望山所在的汉代朐县是当时的一个国际港口。从孔望山沿着东南沿海航行，进入印度洋，这是一条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佛，就是这样凌波踏浪，一路慈航，在海风的吹动下，终于比穿越流沙，程程东进的陆上传播者提前登上中国内地。
在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西北和东南时，有学者同样在中国的西南境内发现了佛教初传入时留下的蛛丝马迹，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看法——早期的佛教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四川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崖墓是四川地区特有的一种墓葬形式，在崖墓中出土了许多反映佛教内容的画像。如四川乐山城郊的麻濠东汉大型崖墓中，在中间一个后室的门额位置上，用浅浮雕的技法刻出一尊坐佛像。佛像高37厘米，头带项光，结跏趺坐，手作施无畏印。此像高居门上，接近于房顶，正处在受供奉的位置，其形态是模仿着外来的佛教造像作风。摇钱树也是汉代四川崖墓特有的一种随葬物品，有学者认为它是社树，社神就是土地神的象征，用摇钱树随葬，表明墓主像拥有私有财物那样控制社神。有学者认为，摇钱树在汉代是财富与道教崇拜有关的特殊器物，将佛像铸于摇钱树，有以财富娱佛的含义，这一做法至今还流行于云南一带的寺庙佛事活动。虽然众说纷纭，但汉代摇钱树及陶座本身是象征一人受礼拜、供奉的神物的观点是一致的。随佛教从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摇钱树上常出现了佛教图像，表示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佛作为供奉的对象。
佛教东来，到底是穿越流沙，还是乘着海风，还是翻山越岭到达中国境内，至今还是一个困扰中国史学界的问题，相信随着更多史料的解读，更多史迹的发现，最终会有一个满意的结论。
观音是男是女
观音在我国内地向来是端庄美丽的女相，然而在印度和我国西藏地区，它则是男相，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异化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