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西汉文景时期已有了能作为书写材料的纸，那么蔡伦在造纸史上的地位该如何评价呢？蔡伦的贡献在于他扩大了造纸原料的来源，不但用麻、破皮、渔网，而且可用树皮为原料，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引起了造纸技术上的一次飞跃，从而大大降低了造纸的成本，提高了纸的质量。1974年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东汉末年古墓中的木牛车模型车厢两侧发现了三层粘在一起的纸，纸面平整，涂层均匀，纸上有较大的字，用汉隶体写成，字迹明显可辨的有“青贝”等字，旱滩坡纸在制造工艺上较前有很大的改进，它至少要经过浸湿、切碎、洗涤、浸灰水、蒸煮、春捣、二次洗涤、打浆、抄纸、晾干、揭压等工序才能完成，说明在蔡伦以后一套完整的造纸工艺已经形成。从葬式、葬具的形制看，旱滩坡墓主人生前的政治身份不会很高，这一方面说明纸不再是上层社会专用的奢侈品，而且这张用于衬裱木牛车的纸，还不能代表当时的高级书法用纸。东汉末，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在山东东莱已出现造纸名家左伯。人称左伯纸“妍妙生光”，说明这种纸制造精细，平滑洁白。在公元2、3世纪时，“左伯纸”、“红芝笔”与“韦诞墨”齐名，被当时人公推为最佳书写工具。于西汉时发明的造纸术，至东汉末年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造纸技术的改进，推动了纸在书写领域内的广泛使用。目前在考古发掘中，已多次发现东汉末年用于书写的纸，如1901年新疆和甘隶敦煌曾出土汉末带字两片，一为诗抄，一为书信，前者还两面书写。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也发现了东汉的一张字纸，也是一封书信。东汉末年纸已逐步代替了简帛，成为人们日用的书写材料，而且这种质地优良的书写纸，很快就由中原传到我国新疆、内蒙、甘肃等地，可见普及是何等迅速。
刘备墓在哪里
历代帝王的陵墓一直是盗墓者竞相挖掘的对象，当然盗墓者在探险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离奇惊险的事。
这里就有一个关于盗墓者的神奇传说：在唐代有一伙盗墓贼，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来到刘备的墓地，打洞进入墓室内，眼前的情景使他们目瞪口呆：只见墓室内灯火辉煌，刘备正在与关羽下棋，张飞站在一旁观战，10名武士侍立一侧。死于五六百年以前的这三位英雄竟然还在这地下过着神仙般的生活。盗墓贼们吓得魂不附体，纷纷下跪求饶，刘备挥手示意武士赐给这些盗墓贼玉带和琼浆。盗墓贼们喝了琼浆，系上玉带，连滚带爬地出了墓洞，他们身子刚出墓口，回头一看，洞口自然封好，再看自己身上的玉带竟然变成了一条大毒蛇死死地缠住了腰，喝到嘴里的琼浆也变成了胶粘住了嘴，张也张不开。这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敢向刘备墓动手了。这个传说说明刘备墓肯定埋有奇珍异宝，而且有严密的防盗措施。而刘备墓到底在何处呢？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们先来看看文书的记载：刘备攻打吴国失败后，退到了白帝城。
于公元223年4月病逝。5月，诸葛亮扶灵柩回成都。8月下葬。人们根据史料的记载，认为刘备的墓葬就在成都武侯祠。因为上述的史料来源于陈寿的《三国志》，陈寿是蜀汉的观阁令史（从事文献档案管理工作），他必定知道刘备的葬处。刘备死后，尸体由奉节运回成都，后与吴夫人合葬于惠陵（今武侯祠内）。在今天的武侯祠内确实还有刘备墓，墓上种满了小小的翠柏，墓地周围也被青石条围护了1 米多高，显得尊贵，有皇家气派。武侯祠博物馆的人在一次植树时，意外地在刘备墓的封土边缘挖掘的树坑中发现了许多蜀汉时期的砖，这些砖位于刘备墓的封土边缘约30厘米的深处。砖的颜色与泥土近似但质地很坚硬，砖的一侧长边上镂刻着花纹，与成都平原常见的东汉砖非常近似，是当时专为修建墓室烧制的。这些也都从侧面证明了《三国志》等历史文献中关于惠陵与刘备墓在成都的记载的可靠性。
一种说法认为刘备墓在四川彭山的莲花村。持这种观点的人首先驳斥了《三国志》等历史文献关于刘备尸体运回成都的记载。刘备死于农历的四月，对于四川来说，这是烈日炎炎、气温极高的夏天。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从白帝城（今奉节）到成都全是逆行而上的水路和崎岖的山路，仅单行也得需要30多天时间。如果花这么长的时间把刘备的尸体运到成都，按当时的尸体保护技术，要使尸体不腐烂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根本没有很好的尸体保鲜技术。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途中病死，在由山东向关中运送的过程中，仅仅经过十几天，尸体便开始腐烂。为了掩盖尸体散发的臭气，丞相李斯派人买来大量的死鱼放在车上，用腥气和臭气相混，来达到欺骗随行人的目的。中国古代有一种用石灰、泥炭包裹尸体的方法，其作用是吸收尸体内的水分，再用涂料把尸体密封。而科学证明用这种土办法根本不能保证尸体不腐烂。在古埃及，人们在制作木乃伊的时候，会在死者的腹部开一个小口，取出胃、肝、肠等内脏，防止细菌繁殖，以达到尸不腐朽的目的。而在中国古代根本不可能采取这种办法。中国古人认为，皮肤头发都取自于父母，在三国时期，连削发也被视为是刑罚。更何况是作为一代帝王的刘备，人们不可能取出他的内脏。因此专家们一致认为，死在夏天的刘备，他的尸体最多也只能30 天不腐烂，也就是说诸葛亮根本不可能拉着臭气熏天的刘备尸体，经过长途跋涉，把刘备安葬在成都。
基于上述分析，有的专家认为地处牧马山、彭山脚下的莲花村才是刘备的葬身之地，而成都的武侯祠只是刘备的“衣冠冢”。牧马山、彭山依山傍水，是古人墓葬的最佳选择之地，这里有5000多座汉代崖墓。尽管如此，这些墓葬的地理位置也不能与莲花村的皇坟相比。牧马乡的莲花村自古就有皇坟的传说，这里的皇坟有100多亩，附近的农民说，他们村里有80％的人家都姓刘，且一代传一代，都说皇坟里躺着的是刘备。皇坟被周围9座小山丘环抱着，这9座小山丘被当地人称为莲花的9片花瓣，而皇坟正处在中心，被称为“莲心”，站在皇坟顶端，9座间距不远的小山丘尽收眼底。古代风水先生还把这一带叫做“九龙回头望”。如此好的风水宝地除莲花村以外，在我国还有北京的十三陵，这种“九龙回头望”只有封建时期的帝王才能享用。而且牧马山又是刘备的养马场，刘备手下的文武百官中有四名心腹都是彭山人。现在的皇坟上，长满了各类杂草和茶树，被村民挖出来的墓砖四处散落，随处可见。墓顶侧，有几个六七米的盗洞，这些可能都是盗墓贼“光顾”后的痕迹。沿着洞口往下观察，全是一层三合土一层黄泥土夯筑起来的，靠近皇坟的地方还曾发现一块数十吨重的灌县石。这座皇坟总面积达100多亩，全是由石灰、黄泥和这种灌县石等混合物夯筑而成，由于墓建筑中混合着石灰，所以在皇坟的半山腰以上，无蚂蚁蚊虫之类的东西。刘备虽然自称为中山靖王之后，皇室后裔，但他出身贫寒，父亲早亡，靠卖鞋为生。尽管如此，刘备还是不能摆脱两汉时期厚葬之风的影响。按制度规定，天子即位一年，就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用于修筑帝王的陵墓。刘备在位3年，尽管与魏、吴两国战争不断，但仍有足够的时间去修建坟墓。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哪来那么多本地没有的黄泥？那么巨大的石头又是怎样从数百里之外的地方运到莲花村的？
因为没有很好的尸体保护技术，刘备的尸体不能运到成都安葬，而彭山牧马乡莲花村离成都骑马也就半天的时间，难道刘备的尸体运到莲花村就不会腐烂吗？这个无法解答的疑问又使人们想到了传说中刘备埋葬奉节的说法。刘备是一个乱世之君，为了防止盗墓，刘备出殡时是四路同时进行，目的是迷惑那些企图盗墓的人。
刘备到底身葬何处，至今无人知晓，人们只有通过考古发掘才能逐步证实。
木牛流马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被后人视为“神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机妙算，智慧超人。他未出茅庐便预知“三分天下”，辅佐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他巧“借”东风，火烧赤壁，大败曹军；他摆下“八阵图”，用一堆乱石吓退了东吴的追兵……更为神奇的是，他在“六出祁山”北伐曹魏时，由于路途坎坷，大军粮草供应困难，车辆人马都难解燃眉之急，于是诸葛亮指挥众军士用木料制成各种零件，组装成“木牛”、“流马”。上千匹的木牛流马像活牛活马一样，跋涉在崇山峻岭，急流险滩之间，顺利完成10万大军的粮草运送难题，简直是军中奇迹。
《三国演义》中还由此引发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据说，魏军统帅司马懿得知诸葛亮造出木牛流马之事后，便派人偷袭蜀军中的运粮队伍，并抢得几匹木牛流马。司马懿派人将这些木制的牛马拆卸开来，描图画形加以仿造，不到半月，竟也造出了2000余匹，一经使用，也与蜀军所造效果一样，奔走进退如活的一般，于是，魏军也用它们去陕西搬运粮草，自以为得计。岂不知，这恰恰中了诸葛亮之计。原来，表面上看，魏军造的木牛流马与蜀军所造几无二致，但在这些牛马的口舌之内却有诀窍机关。当诸葛亮发现魏军开始用他们仿造的木牛流马搬运粮草时，不由得心中一阵暗喜，便派大将王平带领1000 名军兵，假扮魏人，袭击魏军的运粮队伍，驱散魏军押送粮草的兵士，将魏军的木牛流马赶回营。当魏军为夺粮草追过来时，王平则命蜀兵扭转这些木牛流马的舌头，然后统统弃置于路上，假装不敌，且战且走。魏军重新夺回了木牛流马，可是怎么驱赶，这些家伙竟纹丝不动。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蜀军在其中做了手脚。正当魏军无可奈何之际，四周杀声四起，魏延、姜维带了两路蜀军杀来，与此同时，王平又杀了个回马枪，三路夹击，魏军大败，魏军不但丢了大批粮草，还为蜀军造了2000 多匹“牛”“马”。
据说，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有详细的说明书：“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直可大用，不可小使；
特行者数十里，辞行者二十里也。每牛载十人所食一月之粮，人不大劳，牛不饮食。”“流马”的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并对木牛流马各部分零件的具体尺寸，都有详细记载。从史书上所载的有关资料来看，木牛流马应该确有其物，但从三国至今，并没任何实物或图形流传下来，后人无法复制，也就更无法了解其中的奥妙和机窍了。
后世的研究者认为，木牛流马就是现在四川地区的四轮车与独轮车。
他们认为，所谓的“木牛”，就是四轮车；所谓的“流马”，就是独轮车。
虽然它们尺寸与古代的木牛流马不相同，但工作原理差不多：木牛的载重量比较大，行进缓慢，比较适宜在平缓的道路上运行；流马则是专门用于山地运输的工具。并推测，当年诸葛亮北伐曹魏，所需从遥远的川西平原运到秦陇地区，沿途既有平原也有山地。尤其是出川的“蜀道”，艰险崎岖，沿江的许多栈道是在峭壁上开凿的，又窄又险，有的只有一米多宽，也只能容纳“流马”这种独轮车通过。
也有人认为，木牛流马都是独轮车。这两种独轮车都很独特，其车形似牛似马，具有独特的运输功能。木牛有前辕，行进时人或畜在前面拉，人在后面推。而流马则和木牛大致相似只是没有前辕，行进时不用拉，仅靠人推。值得一提的是，三国时期，蜀汉偏处西南一隅，马匹有限，多被用于骑兵作战。运粮运草主要靠人力，这样，以人工为主的木牛流马便应运而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有人对此颇有微辞，认为四轮车与独轮车的机械原理十分简单，无须大书特书，诸葛亮的本领也不至于如此平庸。有人还认为，木牛、流马是新款的自动机械。《南齐中·祖冲之传》说：“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巧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这里指祖冲之在木牛流马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绝不是独轮车之类，而是祖冲之感兴趣的，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
“木牛流马”一直困扰着现代的人们。究竟何种说法是最符合木牛流马的原貌，仍难评说。
王莽其人
对于王莽的评价，以往人们较多地受东汉官方钦定的《汉书》的影响。《汉书》中王莽完全被扭曲了，他被描写成一个复古倒退、僭越篡位的乱臣贼子。理由是：王莽的升迁既不是靠军功，也不是靠察举，更不是靠政绩，而是凭着外戚的裙带关系，靠大后的势力击败众多的政敌，才得以进入上层统治集团。即使他在篡位前、特别是摄政时期做了一些好事，也是虚伪做作，是为了收买人心，并不能掩盖其作为一个篡位的野心家的真正面目。
反对这一说法的人认为，王莽的当政，不全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更不能完全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王莽的当政，也是一定的政治历史条件的产物。因为西汉末年，刘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日趋腐化，贵族官僚依靠政治特权，贪污成风，并且大量兼并土地，强占奴婢，整个社会民怨沸腾，矛盾激化。而王莽却清醒地看到了这些弊端，他自己不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下属和贫民，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夫人打扮穿着也像个仆人。他还在长安城内建立赈救灾疫的常满仓、废皇室游玩之地、派使者去灾区捕蝗、安置流民等。他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为了表示法不阿贵，他竟勒令自己的儿子自杀。王莽的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当时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也为他本人赢得了个人声誉。当时的一些人把王莽看成是圣人、周公及至救世主，虽有吹捧奉承的意味，但也不排除内有相当部分是真心诚意的。正因为此，有学者感慨：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
对于王莽的新政，也存在着是复古倒退还是改革图新的争论。认为是复古倒退者指出，作为改制第一项内容的废除土地私有、禁止土地自由买卖的“王田”政策，就是典型的复古倒退。实行土地王有，这是根据《周礼》制订出来的，不过是奴隶社会时代井田制的翻版。如果按照井田制重新分配土地，全国的耕地远远不够分配，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符合历史前进的趋势。这种倒退的主张本身就注定了它是没有出路的。王莽不得不在王田颁布的第三年再次颁布诏令，宣告“王田”可以买卖，不再依法处理，实际上是承认土地国有化改革的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