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杀父
隋炀帝名叫杨广，是隋文帝的第二子。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帝王选任习惯，本应是不该他来继承皇位的，但杨广却在隋文帝死后，君临天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说是他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毁掉了兄长杨勇，篡权为君的。
杨广少时聪明伶俐，相貌英武。加之他巧于辞令，故而颇受父皇母后的喜爱，在他13岁时，便被委以重任，担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总管，被封为晋王。面对如此殊荣，杨广并不满足。从小在争权夺利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塑造了他十分复杂阴忍的秉性，他深知自己是皇帝的次子，没有继承皇位的可能，他更深知继承皇位一统天下的好处，他怎么甘心居于兄长之下呢？
杨广并没有因为父皇立兄长杨勇为太子而灰心丧气。他有沙场临战的功业和威德，也有缜密、运筹的心机，更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险，在皇位的巨大诱惑面前，杨广是决不会心慈手软的。杨广非常聪明，他知道若想日后登基，要先夺得太子的位置，而要坐上太子位，则需要父皇母后的信赖和亲信党羽的辅佐。杨广在自行制定了争夺皇位的策略后，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了。
杨广的第一步是想尽办法博得父皇母后的欢心。隋文帝和独孤皇后一向倡导勤俭持家，不喜欢奢华，而皇后则更恨用情不专的男人，她常斥责宠爱姬妾之徒。杨广最了解这些，他开始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了。杨广先是褪去了华服，穿上粗衣，接着便把筝弦弄断，制造出一副远离娱乐的假象。杨广本是一位纵情女色的纨绔子弟，在他的私宅中蓄养了无数绝色美女，但为了讨好母后，他明里与妻子同出同入，暗里把与其他女子所生的孩子全都掐死，不留一个活口。当时他屋内没有一件珍宝摆设，地上落满了尘土，堂前的孩子都是杨广正妻所生，侍奉茶水的几个下人也布衣钗裙、面目憨厚，厨房里无山珍海味，隋文帝见之大喜，连声赞扬儿子温良恭俭，独孤皇后也不住地夸奖儿子不近女色，可堪大任。杨广在父皇母后面前树立了正人君子的高大形象后，便又开始诋毁太子杨勇。说起来太子杨勇真不是杨广的对手，太子性格直率粗莽，胸无城府，丝毫不察二弟的险恶用心。每当杨广外任回都时，都要悄悄给太子送去锦衣、美女、珍玩，而太子不仅一概收下，而且毫不遮掩，不仅每日华服出入，而且在府中纵声歌乐，与不同的女人生了十几个孩子。
隋文帝及独孤皇后对此是越发的讨厌了。隋文帝与皇后常常道：“太子品性顽劣，而广儿却仁孝恭俭。”
杨广在父皇母后面前的表演大获成功后，又开始在大臣官吏中行动了。有一回杨广代父视察兵营，恰逢天下暴雨，兵卒们在雨中操练，有下人举起了一把油布伞为杨广遮雨，杨广却一把推开道：“士卒们都在雨中淋着，我怎能自己躲在伞下呢。”这件事在当时被众人传为佳话，不仅隋文帝闻之心喜不已，而众大臣们也都对杨广充满了钦佩与敬重。杨广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他在所有人面前树立了一个磊落、仁孝、贤德的形象，便开始了第二步的行动——广植党羽。杨广的处世手腕极高，对他有用的人，他或以名、或以利相诱，或以正人君子作风的假象迷惑，不多时日，一大批朝臣便汇聚在了他的周围。这些朝臣不仅在隋文帝面前为他歌功颂德，也对太子的不耻行为指手划脚。听得多了，看得多了，隋文帝的心也动了，终于下了决心，废了太子杨勇，新立了杨广为皇太子。
杨广的阴谋得逞了，他终于取得了皇位的继承权了，他接下来就等着父皇驾崩了。可杨广是不会等的，他见须发花白的父亲依旧硬朗，他耐不住性子了，他装假装得太辛苦了。在一次入宫途中，杨广看见前面走过一位佳人，佳人相貌俊美，娇媚无比，杨广知道这是父皇最宠爱的宣华夫人。杨广见宣华夫人进了一座偏殿，他也急步跨了进去。宣华夫人见是太子杨广，也没疑心，粲然一笑，请他入座，宣华夫人的笑一下子撩动了杨广，他毫无顾忌地朝着宣华夫人扑了过去……
当宣华夫人向隋文帝哭诉自己被太子羞辱之事时，隋文帝大怒，他万万没有想到，杨广竟是这般无耻，竟敢染指父皇的爱妃。隋文帝开始对杨广这些年来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他急召大臣草诏，让废太子杨勇前来议事。杨广是何等聪明之人，他之所以敢在宣华夫人面前放肆，是因为他有放肆的资本。这宫里宫外全是他杨广的人，此时纵是皇上，也奈何不了他了。
隋文帝没有机会废掉杨广了，在夜深人静时，一方手帕蒙住了他的口鼻，不多一会儿，大隋朝的开国皇帝便驾鹤西去，命赴黄泉了。
隋炀帝登基后，马上露出了他荒淫奢华、阴狠毒辣的本来面目，不但杀掉了自己所有的胞弟，而且大兴宫殿，把大隋朝糟蹋得千疮百孔，使大隋朝以一个短命王朝的面目载入了史册。
“多行不义必自毙”。骨肉相残、杀父篡位的隋炀帝，自己最终也落了个被人勒死的下场，而且以一个暴君的丑恶嘴脸，令后人唾骂，遗臭万年。
玄武门政变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率尉迟敬德等，伏兵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杀死其长兄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逼高祖立自己为太子，史称“玄武门之变”。围绕这次事变，有几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第一个问题：事变的始作俑者。
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生有四子，三子李元霸早死；长子李建成通常留居长安，协助高祖处理军国大事；次子秦王李世民领兵出征，统一全国。随着李世民在征战中屡建功勋，威望日增，李世民与李建成兄弟二人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明朗化。在这场斗争中，四子齐王李元吉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
一种意见认为，玄武门之变虽然是李世民策动的，但它却是由李建成酿制，最后自食其果；而李世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对策。据《资治通鉴》载：“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李建成害怕声望日盛的李世民威胁自己的太子地位，多次欲置其于死地。武德七年夏季，当李渊去宜君县仁智宫避暑，李建成乘机私下令庆州都督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企图用武力除掉李世民；同年七月，李渊“校猎城南”，命三子同往，李建成故事意拿“喜蹶”的胡马，让李世民骑。
为此，李世民曾言：“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李建成还无中生有地通过妃嫔向高祖报告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想以谋反罪置李世民于死地；据《资治通鉴》载，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前几天，李建成乘北征突厥的机会，图谋将秦王府的精兵和骁将移至自己手中，然后杀掉李世民，只是这一密谋被泄露，才未得逞。
另一种意见认为，玄武门之变作为争夺皇位的同室操戈，相互残杀，其始作俑者，乃秦王李世民。据《旧唐书》记载，武德四年，在平定王世充期间，李世民与当时泰王府记室房玄龄，拜访了一位远知道士。他对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李听后很得意，取代李建成当太子的念头越来越浓。大臣封德彝亦认为，“秦王恃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认为，“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著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这话还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问题：唐高祖的倾向性。
在李建成、李世民兄弟长期明争暗斗过程中，高祖李渊倾向于哪一方呢？有人觉得，李渊处处偏袒李世民，放手让其与长兄李建成争个高低，以取而代之。据不少史籍记载，太原起兵以后，李渊就曾对李世民许诺过：“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当有的大臣眼看着李世民的权力日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时，建议趁早将他打发出去。李渊不仅没有采纳，反而给予李世民更大的权力，特擢其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还增邑二万户，准许他“开馆于官西，延四方文学之士”，促成其积聚起更强的势力；当事变发生时，李渊正在“泛舟海地”，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他，并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太子），委之国事，无复事矣！”李渊当即回答：“善，此吾之夙心也。”可见他倾向性是何等明显。
也有人觉得，确有许多史籍作了李渊倾向于李世民的记载，但大多出于贞观史臣们的虚构。李世民是成功者，由他当政时期编写的史籍，当然会进行种种有利于他的修饰。其实李渊一直是站在长子李建成的一边的。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帝王，“立嫡以长”的观念在他身上并没有动摇过。如在早年安排职务时，李渊就让李建成统率左三军，而让李世民统率右三军；李渊进封唐王后，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则为秦公；及至李唐王朝创立，李渊还是毫不犹豫地立李建成为太子；后来，当李渊发现李世民有专制行为和夺嫡图谋时，对其流露过强烈的不满：“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还有人觉得，鉴于隋王朝废立太子而引起骨肉相残的教训，李渊面对儿子们争权夺利的斗争，往往采取不偏不倚、摆摆平的做法。例如，武德七年，杨文干兵叛一事连及李建成，李渊一边许诺李世民为太子，一边要封李建成为蜀王，不得诛杀骨肉。最后，还把兄弟不能相容的罪责归咎于东宫与天策府官属；当夺嫡斗争愈演愈烈时，李渊就打算将李世民封往富庶的洛阳，但遭到李建成、李元吉反对。又只好作罢。
第三个问题：李渊让位之谜。
玄武门之变的刀光剑影刚刚散去，唐高祖李渊就戏剧性地将帝位让给了李世民，此举在封建时代是罕见的。对于李渊让位的原因，有人认为，这时他已年届六十，原来那种进兵长安的锐气早已衰退。当上皇帝后，生活日渐腐化，本人不愿再勤于政事，更不想亲自出征打仗，经受风霜之苦，于是产生了高升太上皇之位坐享清福的想法，主动把皇帝之位让给了跃跃欲试的儿子。
也有人认为，经历了玄武门之变后，唐王朝的军政大权实际上开始落到李世民手中。在事变过程中，李世民既然下得了毒手杀害兄弟及其诸子，难保日后就不会向父亲开刀。据《二十二史札记》记述，当李渊“坐视其孙子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心有余悸的李渊，为了避免落得隋文帝一样的下场，于是采取了主动行动。还有的论者认为，李世民暗中或许还对其父进行过威逼，令其交出权力。不管怎么说，既然李世民掌握皇权已成定局，李渊让位实属不得已的做法。
乾陵石像
乾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北80公里处、乾县城西北的梁山上，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统治中国达53年之久的这两位皇帝已经在这里沉睡了1300多年了。
乾陵，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唐陵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陵园原筑的宫殿、城墙今已不存，但从地面遗迹看，内城的轮廓还在。从北面的玄武门到南面的朱雀门，直线距离1600 余米，由东面的青龙门到西面的白虎门，约1200米。四门的石狮至今仍挺胸昂首，雄踞于门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朱雀门外的东西两侧，有两组石人群像，西侧32尊，东侧29尊，这61尊与真人一样大小的石人，有袍服束腰的，有翻领紧袖的，也有披发左衽的，发式、衣着和脸型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双足并立，两手前拱，整齐恭敬地排列于陵前，而他们的头大多已不知去向。谜，就在这里。
这些石像的原型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这些石像是按照参加高宗葬礼的外国首领或客使形象制作的。近年来，有人经过考证之后认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这种推测不符合当年立这批石像的历史背景和石像自身的文字记载。这些石像大约建成于武则天去世前后，初建时，每个石像背部都镌刻有姓氏、职衔、族别和属国国别等文字，表明他们是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区的“藩臣”。
但这些文字经过1000 多年的风雨侵蚀，大都漫灭不清了，只有七尊石像上有残存文字，还可以识读。宋朝时，有一位陕西地方官叫游师雄，他曾考察过这些石像背部的文字，并作了记录。经鉴别，如今有35尊石像的衔名大体可以弄清，按他们所属的国别和来自地区，有人将其分为六类，其中包括来自唐安北（燕然）都护府属下的回纥诸部都督；来自安西都护府属下葱岭以东的各族首领、都督；来自唐北庭大都都护府属下的西突厥地区的都护和诸都督和吐谷浑族的首领等。从这已知的35人的衔名里，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真正的客使和侨居长安的外宾不过五六人，绝大多数是唐王朝属下的各族官员或质宿京师的诸属国国王、王子，其中有很多是唐朝廷的大将军，十二位将军同时受命兼任唐边疆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从品位上看，这些人官职一般都在三品以上，有的甚至官居一品。从边境各族首领接受唐中央王朝的敕封、任命，得到唐朝廷如此高的官爵俸禄来看，他们是唐朝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通过这些石像原型身份的查明，不仅仅破译了一个千古疑谜，而且还说明了唐王朝统治阶级具有多民族成分的特点，说明了唐王朝的辖地在北面到达了叶尼塞河流域，在西北面不仅有新疆地区，而且北至巴尔喀什湖与额尔齐斯湖流域，西到碎叶河以西的千泉、俱兰、康、石诸国。这些石像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历史见证。
那么，这些石像的头都到哪里去了呢？关于这一问题说法是很多的，据考证，这些石像在营建陵墓的当初是完整无缺的，从石像的脖子上可以看出头被砸掉的痕迹。但直到现在也无人能说清是什么人在什么年代又为什么将石像的头颅砸掉。关于这个问题的传闻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说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见唐陵前立有外国使臣，感到有辱洋人的脸面，所以把石人的头全部砍掉了。但据史载八国联军侵华时其足迹并未到过陵地，看来此说不确。
另一说在明朝末年，瘟疫袭击乾县，当时病死的臣民百姓不计其数。百姓认为瘟疫的来源可能是乾陵中的这些少数民族首领和洋人的作祟，因而群起将这些石像的头都搬了家。明朝人李梦阳在写乾陵的一首诗中也曾写到：陵旁的石人在日落西山后变成妖怪出外作祟，路上行人断绝，妖怪践踏田禾、害人、吃牛又吃猪，惹得老百姓用强弓、镢头、锄头砸这些石人，使之碎的碎，伤的伤，身首分家。由此看来石人断首至少在明代或明代以前。这种说法倒有一定的可信性。
至于有人说石人的头毁于“文革”期间的造反派之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早在“文革”之前的许多年，石人的头就已经消失，况且，明、清都有“石人无首”的记载。
中国科举制度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