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完颜宗弼，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太困难的问题。女真民族于宋时，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先后臣服宋、辽，一度甚至臣服高丽，幸有阿骨打奋起于白山黑水，征服辽、高丽，疆域之广，超过了当时被尊为正朔的宋王朝，完颜宗弼在征服契丹的战役中，立有大功，在对宋的战争中，完颜宗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他的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女真人的金政权不可能连续战胜当时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赵宋王朝，完颜宗弼为女真民族扩大了生存空间、改善了生存环境。
岳飞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已经毫无疑问，无论是当时作为岳飞对手的女真人，还是后来入主中原的蒙古部族，对岳飞的评价都是没有丝毫动摇的。但是，完颜宗弼的评价，至今为史家讳言。关键点，无外乎宋金的关系。这里，我觉得金人自己的态度最为重要，当其时，无论是契丹、女真，都承认宋的正统地位，因此，赵宋王朝就是当时中国的正统，而女真、契丹与宋王朝的关系，无外乎就是蜀、吴与魏的关系。人类历史上，一国之中存在不同政权的时期比比皆是，不独中国。宋、金战争，就是中华民族的兄弟之争。岳飞是民族英雄，完颜宗弼自然也是民族英雄。没有必要否认岳飞民族英雄的地位，也不能处于狭隘落后的历史观认定完颜宗弼是侵略者。
唐赛儿结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农民革命战争连绵不断，此起彼伏，在众多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中，既有顶天立地的血性男儿，也有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明初山东农民起义军女领袖唐赛儿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唐赛儿，蒲台（今山东滨县南）人。永乐十八年（1420），她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延续时间不长，但影响颇大，就连明成祖朱棣也被震惊。但是起义失败，唐赛儿下落不明，为了寻觅这位女英雄的最后归宿，多少年来，历代史学家，皓首穷经，仍无定论。
据《明史》及清代有关野史杂钞记载，唐赛儿于1420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家乡率众数千人，“以红白旗为号”，揭竿而起，历经三个多月，最终因敌我悬殊，和许多参加起义的农民军领袖一样，舍生取义，壮烈牺牲。
他们叙述道，唐赛儿在家乡高举义旗，赢得了四方群众如董彦皋、刘信、刘俊、丁谷刚、宾鸿、徐光等农民起义军领袖的支援。这些农民起义军领袖，率农民数万人响应唐赛儿的起义，并投入其麾下。
这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一爆发，立即遭到了青州左卫指挥高风的残酷镇压。高风亲率精兵数千与起义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但起义军在唐赛儿的领导下，英勇善战，屡挫高风凶焰，并趁机利用熟识地形的有利条件，把高风所率官兵打得溃不成军，并斩杀了高风。
官兵惨败，高风被杀，唐赛儿取得了胜利，使得山东诸州的大小官吏以及地主绅士慌作一团。消息传到北京城中，朱棣“甚为震惊”。为了迅速扑灭唐赛儿所率农民起义军的烈火，朱棣亲自下谕，命安远侯柳升为总兵官，都指挥企事刘忠为副总兵官，急带护卫北京的“京营”，星夜赶程，奔赴山东，继续进行镇压。行前，朱棣亲自面授机宜，再三叮嘱柳升曰：“前高风轻进致败，不可不戒”。
就在明朝统治集团企图全力镇压唐赛儿农民起义军时，山东境内又连续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如宾鸿率领农民起义军于四月十七日进攻安丘；十九日董彦皋的义军部队，也以“红白旗为号”，于莒州（今山东莒县）正式起义，并攻克即墨县城；寿光、诸城、胶州等县的农民起义军也纷纷出击，屡败官军。见此燎原之势，朱棣不得不再下谕旨，命令柳升分兵应付。山东境内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打乱了明朝统治集团全力镇压唐赛儿的部署使得他们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柳升兵力的分散，使唐赛儿的农民起义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和发展。
四月二十五日，穷凶极恶的柳升为了尽快消灭唐赛儿的农民起义军，以装备精良的“京营”5000人包围了唐赛儿农民起义军的中心驻地卸石棚寨，又派指挥吴亮前往诱降。柳升想用软硬两手来对付唐赛儿。
机警过人的唐赛儿立即识破柳升的阴谋诡计。义军愈加团结，进行顽强的抵抗，一举杀死了敌军副总兵官都指挥刘忠。为了诱惑柳升，唐赛儿还派遣了一些起义军战士到敌营前假装投降，并“告密”说，“寨内缺水，起义军将由东门突围寻水”。柳升信以为真，马上集中兵力阻截东门。见敌中计，唐赛儿率领部队趁机从敌军兵力薄弱、防备松懈之处撤退。第二天天亮，柳升发现中计，气急败坏，挥军尾追，唐赛儿却早已领着寨内义军战士安全转移了。柳升怒，“斩杀百姓无数”。
唐赛儿脱险，这时，营州、即墨的农民起义军部队与围攻安丘的农民起义军合为一股，计众万余人，向安丘发动猛攻，眼看城池将破，却遭到大批明军的围攻，原来在山东半岛防倭的明朝军队奉朱棣之旨，从蓬莱方向赶到安丘包围了农民起义军，在腹背受敌的不利情况下，农民起义军最终惨败，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妖妇唐赛儿也在歼灭之列”。
有些人认为，唐赛儿在这次战斗中并没有牺牲，而是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逃出敌军重围，“隐逸后”复出，继续进行秘密活动，与明王朝对抗。他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
其一，当地百姓对明王朝的痛恨和对唐赛儿的爱戴。唐赛儿发动这次农民起义，主要原因是，明成祖朱棣迁都，不顾人民群众的生计，征发大量农民赴北京修城造殿，强派大量民工从各地运送材料。为了供养京城内大批官吏和军队，兴师动众，滥征民工把南方大米运往北京。朱棣屡征农民开凿疏浚运河，总计十多年间，迁都耗费了大量民工和财力，使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沉重的劳役灾难。特别是山东农民，处在运河开凿地区，劳役最重。1441年，山东仅一次就征发“丁夫十六万五千”。“中原无辜赤子，困于转输，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唐赛儿以当时该地民间宗教“白莲教”来团结人民，聚众起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人们尊称她为“佛母”。基于此，她脱险后，很有可能被当地百姓所掩护，逃脱了明王朝追捕的魔爪。
其二，唐赛儿起义失败后，朱棣因“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处混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道站，逮之京诘之”。（《明史纪事本末》“平山东盗”）同年七月二日又命段明为山东左参政，继续搜索唐赛儿，段明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不仅把山东、北京的尼姑全部捕捉，逐一搜查，甚至还逮拿了除这两地之外的数万出家妇女，仍无所获。
由此可见，唐赛儿“确有可能还活在人间”。
明末三大案
明朝万历末期至天启初年，发生著名的三大案，按发生时间先后，分别为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与皇帝后宫有关。万历帝于十岁时即位，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去世，在位四十九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三案肇因于万历即位初期。当时，朝廷内部主要大臣之间发生争夺权势和地位的斗争，内阁次辅张居正联合宫内最有权力的大太监冯保，赶走了内阁首辅即内阁排名第一的辅臣高拱，开始长达十年的首辅生涯，直到病故，他都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兼最有权势的大臣，国内大小事务，张居正一言九鼎，变相剥夺了皇帝的权力。在宫内，小皇帝任何一点胡闹，冯保都会跑去报告太后，让他受一顿责罚。万历皇帝虽不开心，一则惧怕母后，二则慑于张居正的威势，只能忍受。由于张居正的努力，明王朝重现国泰民安的短暂中兴局面，财政、军事各方面都整顿得井井有条。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因病突然去世。万历皇帝亲政以后，怨恨张居正、冯保当年的“欺君之罪”，抄了两人的家。但他的勤奋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从万历中期开始，朝政日益懈怠，大臣的奏疏常被“留中”，即搁在宫中不加处理，三十多年不上朝听取大臣意见，缺了官也不补，中央行政机构六部的长官尚书、侍郎只剩下四五个，等待补缺的官员齐集京城，丧失经济来源，连正常的饮食都接济不上。同时，万历皇帝贪财的毛病越来越厉害，派了太监到全国各地收税开矿，四处骚扰，国家无法维持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万历帝非常宠爱郑贵妃，爱屋及乌，也特别宠爱郑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本来这是个人私事，但皇帝的偏爱则发展成为令朝廷上下不安的大问题，即所谓的“国本”之争。因为郑贵妃之子不是长子，按照传统儒家伦理规范，册立太子应遵循立长或立嫡的原则，也就是说长子或正妻所生之子才有资格被立为太子。
神宗没有嫡子，他的长子朱常洛为恭妃王氏所生，一直受冷遇。万历皇帝采取拖延的方法，迟迟不册立太子，他表示要把三个儿子同日封王，以示自己一视同仁。由于廷臣的一再抗议，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朱常洛才得以正式册立为太子，朱常洵同日封为福王。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发生梃击案，梃击的目标直接对准太子。
梃击案的经过并不复杂，一个名叫张差的大汉，拿着枣木棍，闯进太子住地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在大殿廊檐下被捕。对于审讯结果，大臣的意见各不相同。巡按皇城御史刘廷元、首辅方从哲等人认为张差无人指使，属于精神不正常。提牢主事通过私下探听，断定这是谋害太子的阴谋。经过三法司前后仔细调查审问，最终查出果然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张差所为，庞保、刘成还对张差许诺，只要打杀了人，他们将保他安然无事，他自己一辈子也就不愁吃穿了。
这一结果令朝野震动，朝臣强烈要求提审庞、刘二人，从而使案情大白于天下。但神宗见此事涉及郑贵妃，不愿事态扩大化，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坚持只处理到庞保、刘成为止。而朝臣们偏偏又是不依不饶，眼见着又一场君臣交锋要起。最后，皇太子朱常洛为了息事宁人，出面劝道：“庞保、刘成是张差疯口乱诬陷的，只将张差治罪便罢了，不要株连他人。”他请求众大臣不要再追究了。这时，神宗也拉着太子的手，做出与太子非常亲密的形象，共同召见大臣，并对大臣们说：“朕想皇太子是国家根本，今年已三十四岁，素来孝顺有礼，朕很器重他。众卿家何必疑心我有他意呢？若要换太子，早就换了。何况福王已移居外地，没有圣旨，他是不能回来的。”众臣无奈，只好将此案草草了结，张差被判死刑。据说张差临刑前，以头抢地，大呼冤枉，并喊道：“同谋做事，失败了就全推到我身上，为什么众多的朝官竟然无人过问？”但此时已经无人再去理会他的呼救了。后来，张差供词中提到的马三道、李守才、孔道充军边地，庞保和张成两人在宫中被秘密处死。
这就是名震一时的“梃击案”。对于梃击案的真相，后来史书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件事是由宫中拥戴福王的势力策划的，与郑贵妃脱不了干系。以张差一介平民百姓，从没进过皇宫，能在宫中千室万殿的情况下，手持棍棒，一路毫无阻拦，毫无偏斜，直奔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这不可能是偶然的，若不是有人暗中指点及至保护，这是做不到的。
梃击案后，太子朱常洛的地位总算是确立了。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病逝。八月，朱常洛登基，是为光宗。岂料光宗在位仅短短的二十九天，便随父归西。光宗生活没有节制，身体十分虚弱，即位没几天就开始生病，病情越来越严重。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自制红丸，朝臣虽不同意，而内监已直接通报给皇上，光宗马上要求服用。服用之后，光宗稍感舒适，连称李可灼是“忠臣”。一觉醒来，又服用一颗，半夜去世。这下掀起轩然大波，首辅方从哲因为没有阻止李可灼进献红丸遭到严厉批评，他原想赏给李可灼五十两银子，被迫改为将李可灼免官。这就是红丸案的经过。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舆论哗然。人们在感到惊愕的同时，联想到新皇帝登极一个月来的遭遇，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怀疑的目光转到了郑贵妃身上。应该说，郑贵妃给太子进美女，指使崔文升进春药，确定无疑，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则查无实据。实际上，光宗当时已病情严重，难以治愈，只是因为吃了江湖怪药，事情就复杂化了。最后，不但追查到郑贵妃，方从哲也被迫辞职，李可灼被充军，崔文升被贬放南京。
在明朝历史上，神宗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可他的儿子光宗，在位时间却是最短的，只有二十九天，连年号都没来得及改。人们似乎感到命运造化对人的捉弄，郑贵妃利用神宗对她的宠爱，令常洛几经波折才成为皇太子；而在神宗死后，她还操纵着即位仅一个月的光宗皇帝的命运。常洛虽然登极成了皇帝，却始终未能摆脱笼罩自己几十年的厄运。
光宗死后，他的妃子又上演了一出闹剧。光宗宠爱两个妃子，习惯上称东李、西李，西李最受宠爱。郑贵妃决定与西李联合起来掌握后宫，两人一拍即合，郑贵妃建议立西李为皇后，而西李投桃报李，建议封郑贵妃为皇太后。谁知这些建议还未变成现实，光宗便撒手归西。按常规，西李应该搬出居住的乾清宫，让位于继任皇帝。但西李坚决不同意，不仅如此，她让太监把大臣的奏疏送到乾清宫由她审阅，颇有“垂帘听政”的架势。那时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熹宗年纪尚小，无计可施，只有继续住在慈庆宫。这时外廷有一帮忠烈的大臣，以杨涟、左光斗为首，向熹宗上疏批判西李的不合理做法，从西李和太监有手中“抢”出小皇帝，接受朝臣的跪拜大礼。熹宗与他们里应外合，先是迫使西李搬移到仁寿殿，九月初六正式登基后，下旨历数西李的罪状，把西李赶到宫女养老的宫殿。
天启中太监魏忠贤职掌大权后，与强迫西李移宫的大臣成为政治上的对立派，有意颠倒是非，打击政治对手。以后魏忠贤颁布《三朝要典》，为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翻案，原本清楚的案件因此变得扑朔迷离。两派的斗争延续到南明小朝廷。
神宗死后的一个多月中，宫闱风云变幻，疑案迭起，皇位两次更替，闹剧不断。梃击案和红丸案中留下了许多不解隐秘，如今早已无从知晓，它们和移宫案一起，并称为明末三大案。
荥阳大会开过吗
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有一次著名的大会，被称为战争的转折点。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各支重要武装全部齐集河南荥阳，与会者有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历史学家高度评价这次会议，认为通过这次会议，农民军统一了各支武装的步伐，由分散行动变为有组织地行动，李自成开始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农民军的领袖。
虽然史家言之凿凿，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荥阳大会的真实性受到怀疑。荥阳大会的唯一根据是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崇祯八年正月）贼侦知，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官军。老回回欲渡河入晋境，张献忠以为怯，面哂之。老回回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