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专权的需要。慈禧太后自酝酿政变夺权之始，就离不开心腹太监与有关人员的秘密联络。譬如，她在热河召见恭亲王奕訢，即由“太监数辈传旨出宫”。至于政变成功后，对于亲信太监的非分利用和放纵，更是明目张胆。并且，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干预，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分化繁杂，使得朝政空前复杂化。慈禧太后为了对付政敌，维护和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千方百计地广置耳目，豢养爪牙，网罗党羽，培植亲信。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伴随她的太监便大有用场可派。事实上，权监成为后党势力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
第二，后宫私生活的需要。在以声色犬马为常乐的宫闱环境中寡居，对于女主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难言的悲苦，其所喜爱的太监伴玩，便成为其日常不可缺少的一种微妙排遣。据晚清宫廷的知情太监忆述，慈禧太后与总管太监李莲英的关系即非同一般，每日三餐，早起晚居，他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问候，慈禧太后常邀李莲英与她一道“遛弯儿”，或是把李莲英招到她的寝宫，两人常常谈到深夜。李莲英则不择手段地垄断专宠。亦据在清宫的知情太监说，慈禧太后曾宠爱上一个叫姚宝生的御医，经常传他进宫诊脉，同他聊天，李莲英怕这个御医占了上风，便设计挑唆恭亲王奕訢，逼这个御医自杀了。
因为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晚清权监势力的生发即不足为怪了。当然，所谓“权监”人物在太监群只占少数。有清一代太监较之明朝一直少得多。然权监少则少矣，但又毕竟形成了一股群体势力。慈禧为利用他们，自然也得保护他们，有时甚至还替他们遮瞒。于是，权监们倚仗女主的宠爱，无所不为，使晚清已经败坏的政治雪上加霜。表现在：
第一，媚主邀宠，寄生累国。晚清太监最有权势者为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小德张）三人。三人能在众多的太监当中“脱颖而出”，出人头地，全赖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不择手段地媚主邀宠。安德海即“以柔媚得西太后欢”。李莲英更为典型，他“本一无赖子”，入宫由梳头太监爬到总管的地位，被封二品，靠的就是善投慈禧太后所好，哄得主子欢心。
譬如他那梳头“绝活”，就是专为邀宠于慈禧而学就的。平时总是挖空心思地对慈禧太后百般谄谀。李莲英自己就曾公开标榜“不会做人，要学做狗”。张兰德则同样用“奴狗”献媚的方式换取晋身之阶，他曾有这样的现身说法：“侍候人的人，应当比被侍候的多三招，如随太后出宫，得要先看天气预测冷暖，好带衣服，不能忘记携带她日常用的东西，察言观色，一呼即到，一要就有。”“奴狗”们的这种卑鄙心术和行径，势必更助长主子恶听逆耳忠言，而生活上愈发荒唐的劣性，从而直接间接地害及朝政。
权监们又是寄生为害的大蛆虫。其食俸待遇按定制虽然已比一般太监所享高若干倍，但这对权监们的实际消费和收入来说不啻九牛一毛。从日常生活看，总管和首领太监都有专人厨房，有的和主子吃一个厨灶。权监们积累的财产之巨更是惊人的。如李莲英在家乡大城县有地36顷，浮财难知其数。张兰德的财产，据估计，约有2000万两。他们的惊人消费和积累，无疑成为国之大害。
第二，贪赃纳贿，败坏朝风。权监们巨额财产的积累，主要靠贪赃纳贿，巧取豪夺。因为他们是主子身边的亲信，可以障蔽官府，淆乱朝廷，并且自身也窃得很大权势，大臣们要向上邀宠，不得不先走通他们的门路，甚至正常公务方面的必须请示，有时也得买通他们的关节，故大臣伺机向权监送礼行贿直成趋之若鹜之事。李莲英过40岁生日，“内自军机，外自督抚，无不有庆祝之礼，赃私之积以千万计”。荣禄、袁世凯都曾向李莲英行贿。至于张兰德，袁世凯为了窃权逼清帝逊位，大肆贿赂张兰德。除了受贿之外，权监们还利用在宫内的方便条件大肆盗窃和侵夺珍宝器物，像张兰德建造的私宅，室内装饰陈设之物大量的是宫中珍品。若辈所获不义之财难以有精确统计。如果说，是当时腐败的朝风给权监们的贪赃纳贿提供了可能而合适的条件，那么，他们这种恶举，无疑又反过来促使了朝风的进一步败坏，朝纲的进一步紊乱。
第三，为虎作伥，戕害异己。主子脚下的“奴狗”，其另一面又是恶犬。对于主子的政敌和所憎恶的人物，他们阴毒凶狠，非常人所能为。若辈既然能“恃太后之宠幸，凌蔑皇上”，既然不惜对落难的珍妃投井下石，那么对主子所恶的臣工们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消说对于手下敢于拂意逆行的一般太监了。他们不光是充当主子的打手，为了自己的争宠竞势，也很惯于拉帮结伙，互相利用，勾心斗角，戕害异己。他们之所以能够爬升成为权监，这方面的心术和本事不可或缺。安德海、李莲英是这样，张兰德在这方面更典型。他靠倾轧别人爬上大总管的职位后，为了防止别人对此位侵夺的可能，又搞垮了杜兰德、李兰芳、颜海潮、陈瑞峰、万宝斋、狄八等号称“三十六友”的联合势力。他还用拜把子、收徒弟等方式来网罗和扩充亲己势力，将他们安置于各个管事的职位。宫廷内部的派系斗争，是牵连朝政大局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权监势力的介入，不但直接作为后党的帮凶，而且使派系争斗更为复杂化，更加重了朝政的混乱。
第四，仗势恃强，公然干政。严禁太监与外官交结及干预朝政，乃是清一代的一条重要“家法”、“祖制”。顺治帝时特立的铁牌犹在，但晚清权监们已视若废器矣。交结外官、干预政事对于若辈来说已成为明目张胆、司空见惯之事。自慈禧太后在热河酝酿发动政变之时，与恭亲王密谋，安得海即参与联络，成为得宠的一大事功。其后遂愈发“干预政事，纳贿招权，肆无忌惮”。他在出宫南下途中，尚“一路招摇”，“干预地方公事’。李莲英的气焰更不得了。据在军机处供职的官员忆述，李莲英与大臣们在一起时，竟至“宰相、尚书、侍郎、京卿围绕屈膝折腰’，而李氏“昂然竦立于中”。在帝后两党的政争中，李莲英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日进谗言于西后，言皇上有怨望之心”，促使“西后废立之谋日蓄于胸中”。
张兰德在这方面亦不落后。据在他手下当差的太监忆述，张与许多大员勾结，他在隆裕太后垂帘时，竟至“随口称奉懿旨，虽对摄政王（载沣）亦有之，以故宫中无敢与抗颜行者”。
从由上论列的几个方面，已可见权监影响朝政之彰著，危害朝政之恶劣。但也应该注意到，晚清权监势力也不是到了可以完全为所欲为、泛滥无度的地步。譬如说，从其活动范围看，主要是限于宫中，而不像明代那样权监的足迹遍布朝野四面八方，其黑手伸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无所不监”、“无监不乱”的恶局。从其干预朝政的机制看，主要还是紧紧依附和借助于专权的主子，到头来还是狐假虎威，并不像有的朝代那样，权监公然凌驾于名义上的主子之上，自行揽权施政，甚至达到在主子面前指鹿为马的横暴地步。即使清朝灭亡前夕张兰德的骄横，也主要是表现在日常生活上，而远不能一手操政。从祖遗严限太监的法度看，其余威在晚清也还没有消弭净尽，仍然有一定约束力，即使慈禧太后有时也不能全无顾忌。
清王朝迅速覆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2月，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短短的3个月时间中，一个拥有260多年历史、有过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就这样寿终正寝了。其覆亡速度之快，中国历史少有。这个用14年时间，打败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其后期又曾出现过“同光中兴”的清王朝，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就被革命推翻了？撇开其他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来看，它的灭亡，一定程度上也是亡在因皇室亲贵的争权夺利而导致的内耗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清王朝的覆灭，是亡在一班“小少爷”身上。
经过1907年的丁未政潮后，以奕劻、袁世凯集团大获全胜，打破了派系平衡，权势盛极一时。
奕—袁集团的权势趋于鼎盛，对惯用平衡术维系清王朝统治而此时又处于垂暮之年的慈禧太后来说，不得不深以为患。于是，丁未政潮后，慈禧太后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奕—袁集团势力再度膨胀的措施，其中之一便是调载沣入军机处以分奕劻的权力。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载沣之子三岁的溥仪继光绪帝之后而为皇帝，乃父载沣便当然地被封为监国摄政王，独揽大权。为了对付权势显赫的奕—袁集团，载沣自代宣统皇帝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任其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紧紧抓住军权；同时，调整各部院大臣，多以皇族亲贵充任。这样，在与袁世凯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以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集团。
然而，这个皇族亲贵集团，并不能力挽清末危局。由于载沣摄政伊始，即大力加紧中央集权，排除异己，任用亲贵，集权皇族，不仅激化了与奕劻、袁世凯之间的矛盾，也导致了地方督抚的不满。而皇族亲贵们的无能及彼此的争权夺利，又使清廷无法调和这些矛盾和不满，终致清王朝分崩离析。对载沣而言，袁世凯是非去不可的，他曾打算杀掉袁世凯，但由于自己生性懦弱无能，犹豫不决，商之于朝廷大臣后，一经反对便作罢，最后以“足疾”令袁世凯“回籍养疴”草草了事。袁世凯被驱除出朝后，他又将矛头对准有袁世凯后台老板之称的庆亲王奕劻。但对付奕劻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最后又以将有“奕劻心腹”之称的陆军部尚书铁良放为江宁将军作罢。奕劻仍然把持首席军机大臣职位丝毫不动摇，致使袁世凯能够于辞去军机大臣返回河南之后，仍在暗中操纵一切，以及日后能乘机而轻易东山再起。
皇亲贵族们虽集结在载沣周围，但由于载沣个人庸碌无能，并不能像慈禧太后那样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因而难以控制皇族亲贵，以至于形成所谓“政出多门”的局面。胡思敬《国闻备乘》这样描述皇亲贵族们的争权夺利：“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定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
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海军本肃王建议，载洵等出而攘之，故用载洵为海军大臣，派毓朗专司训练禁军大臣……载涛见载洵等已握兵权，恐遂失势，争于摄政王前，几有不顾而唾之势。王大窘，次日，复加派涛管理军路谘府，唯溥伟以倔强与诸王不合，只派禁烟大臣，权力在诸王下。”由上可见，皇族亲贵们在权力分配上进行了激烈的争斗。
宣统时期，地方督抚中未有显赫人物，不能形成与朝廷相抗衡的地方势力。由于载沣等皇亲显贵们的无知，把清末新政以来的“预备立宪”作为一种幌子来欺骗民众，自然遭到以各省谘议局为中心的立宪派的反对。地方督抚对皇族的集权行为亦多不满，于是一般督抚遂支持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地方督抚与立宪派在立宪运动中合流，与朝廷关系日益紧张，然而，昧于时局的清廷却于1911年5月，不合时宜地推出了“皇族内阁”。此举“足令全国谘议局之议员人人丧气而绝望。谘议局议员绝望之日，即清朝基础动摇之时，至是内外人心皆去。”清廷政治已不可为，其与立宪派的矛盾更是不可调和。此后，立宪派转向革命，地方督抚亦不愿效忠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以载沣为首的满族王公亲贵终于束手无策，只得再度起用袁世凯，载沣“以醇亲王归藩，不预政事。”一批皇族亲贵如良弼、铁良、溥伟、善耆、载洵、载泽等集结为宗社党，企图挽救垂死的清王朝。然而，袁世凯的心狠手辣，却是这批亲贵们所无可比拟的。宗社党一表明反对与革命党合作态度后，袁世凯立即与革命党人合作，炸死了良弼。在“铁血”面前，宗社党很快败下阵来。良弼被炸而亡，“亲贵丧胆，逊位议定。”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
载沣摄政期间，加强皇族集权，尤其是少壮亲贵们充斥朝廷，他们个个碌碌无为，而都占据显要权位，并且不断地明争暗斗，太多的精力就这样内耗了，以至于政治上无所为。本来，武昌起义或许并不足以威胁清王朝260余年的统治。据时人记载；“鄂垣兵变，仅一小部分，……
彼系乌合之众，人心未定，收复不难。”然而，满族王公亲贵早已自坏长城，不得不听任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正所谓“革命之事，乃诸王之自革而已。”“清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这些话从一个侧面来看还是有些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