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楠，中国电影预告片制作第一人。2010年成立中国首家专业电影预告片制作公司——北京简单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电影和广告融为一体，成功制作《三枪拍案惊奇》《金陵十三钗》《画皮II》《敢死队2》《饥饿游戏》等多部商业电影的预告片。
保密是做电影宣传的职业道德，哪怕片方不提、不签任何协议，我们也必须保密。即使作为一个普通的制作人员，也必须要有这样的职业道德。
我觉得剪接的理念就是，只要观众不觉得烦、不觉得很难看，用任何违规的方法都是对的。当然也要配好的音乐、好的特效字幕。这就是电影预告片的剪法，当然这些东西光说也没有用，必须得去实践。
做预告片最重要的是个人素质和社会阅历。你必须要了解观众喜欢什么，而不是了解导演喜欢什么，因为电影正片要在电影院传达给观众，这是导演的任务，电影预告片是电影的广告，这不是导演的任务，是我们广告人的任务。
命运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以前，电影预告片是很容易被观众忽略的。因为它是电影背后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其实很有学问。魏楠就是一个电影预告片制作人，而他最早的时候却是一个面对镜头的演员。
我从小就做演员，6岁开始就在电影圈子里面摸爬滚打。16岁的时候，我发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没文化，未来走进社会，肯定不能立足；第二个是没有自由的生活，永远都是被剧组牵着鼻子走。我觉得特别没有意思，不想再做这个行业了。
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还得做这个，因为我没有别的经验。但是我没再选择演员这个职业，而是选择了幕后工作，感觉幕后有意思，而且很自由。就这样，在2000年时，我选择了剪辑师这个职业——因为我会音乐，我有拍前期的经验。从此，我转行了。
制作公司的经营模式跟木匠和裁缝是一个道理，都是从学徒开始，学徒的任务就是伺候师傅、伺候客户。我刚开始在那个公司，每个月挣800元钱。大概做了两年的时间，老板对我要求很严格，在那里我也练就了很多技能。
刚到公司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大家就像朋友一样。但公司要求很严格，我在机房工作的时候，每天第一项工作就是把机房擦得很干净，设备上不能有任何尘土。有一次，老板在机房发现了头发，直接扣我500元钱。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懈怠了，所以很多事必须要严格要求才能完成。后来我去另外一家公司，那家公司的老板称我为模范。
有一次，剪辑师好像是生病了，恰好来了客户。我对老板说：“让我来试试，我不会得罪客户的，您放心。”其实当时我也是胡乱剪，但是剪完之后，客户觉得很满意，说：“这个小伙子节奏感真强。”老板一看，说：“魏楠，你明天不要打杂工了，你升剪辑师了。”做剪辑师后，我一个月挣2000元钱。
当梦想照进现实
魏楠并没有创业的野心，可他又不满足自己低水平的状况。所以，当他闯荡完香港之后确立了自己的创业愿望。也正是因为创业，他有点稀里糊涂地从广告行业转到自己的老本行——电影，虽然从事的已经是幕后工作。
我在香港一个非常顶级的广告后期制作公司学到了一些很新的剪辑理念。香港的市场分工很明确，剪辑就是剪辑、特效就是特效、音乐就是音乐、导演就是导演、摄影就是摄影，不是一个人全干。所以，我回到北京以后，也把剪辑部分的工作分得很细。
在香港学习一段时间后，我在2006年回到北京开了自己的小工作室。回来以后，我觉得不能打工了，应该自己创业。当时借了27万元，再加上自己的积蓄，一共用30多万元买了一台小设备，开了一个大概六七十平方米的工作室。
我刚成立公司时，主要的业务都来自以前的客户。因为经济危机，生意越做越差，每个片子的费用都在降低。以前做30秒是8000元，后来因为市场不好，降到6000元，最后变成5000元。而且，我越剪越觉得没意思，永远都是大同小异的东西，没有太大的成就感。但是我必须要生活，我得挣钱，所以还是必须面对现实。
到2008年的时候，我觉得做广告剪辑师是没有前途的，我要转做电影。但是，我在电影圈没有资源、没有朋友，如果做电影不成功，我就得离开这个行业。那个时候我正好认识一个广告导演，他要拍一部叫《倔强的萝卜》的电影，然后，我开始剪辑《倔强的萝卜》。
春节过完，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只有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再刨去刷牙、洗脸、洗澡等，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8月份。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每天一个人这么生活，老婆直接把吃的送到公司。有两次早上4点多我开着车在北太平庄路段等红绿灯时，就停在那里睡着了，一睁眼已经5点多了。第一次后面没车，因为别人一看，停在这可能有什么事，就绕过去了。第二次是后面的车喇叭把我吵醒了……
有时候，我开车出去买吃的，回来就忘记开车回来。那个时候一直都是这样，超级疲惫，走路超过5分钟，就非常累，而且那时记性还特别差，已经是50多岁人的身体状态了。
从1月份跟组，直到10月份电影上映，《倔强的萝卜》让我赚了4万元。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有3个助手，后来走了两个，只剩下一个了。我开始还有以前攒的钱，到最后3个月就全花光了。因为这部电影的成本很低，导演最后也没有钱了，还往里面垫了一百多万元，导演跟我关系很不错，在电影没有收回成本之前，我也不能找他要钱。所以，我曾对自己的职业非常失望。
那时我没有经验剪得也不好，但是学到了很多电影的工艺流程和方法，为以后奠定了特别好的基础。那时的我也不能选择其他职业，因为我没有经验，所以就一直在做电影，我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全投在这里面。做完《倔强的萝卜》的预告片之后，中国的预告片市场开始发展起来。
做《倔强的萝卜》虽然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觉得剪辑的水平和整个感觉还不是很成功。在《倔强的萝卜》结束时，我已经想回家了，我还跟老婆说不做这个了，实在太辛苦了。因为做电影没有经验，而且预告片费用很低，公司最后只剩下我跟另外一个人，而且我开公司投资的钱，到那会儿还没还上。
一加一等于三
电影预告片让魏楠把广告和电影结合起来，这样一种奇怪的结合反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魏楠给《三枪拍案惊奇》做的电影预告片一下就成功了。
突然有一个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有一个新电影，让我剪辑一个预告片。他说这个电影是张艺谋拍的，我当时就没有兴趣了，因为我对自己没信心，已经不指望能做成了。后来，这个制片人和《三枪拍案惊奇》的制片主任到公司跟我谈了一下，给了一个很高的价钱，我没想到他们竟然给这么高的报酬。
过了大概3天，我去导演工作室见到张艺谋。张艺谋非常随和，站起来跟我握手，并跟我说他拍了一个新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接着让我把这个电影看了一遍。然后，他说他认识我，知道我以前在做广告，我也知道他找我是想把电影片花变成电影预告片。
张艺谋对我说：“你有做电影的经验，而且你还有长时间做广告的经验，你试试把这两个结合一下，看看会成什么样子？”我当时没太往心里去，但是觉得能见到张艺谋已经很荣幸了。我觉得帮张艺谋导演做这个片子可能会是一个机会，我一定要做下去。我把以前的经验和一些广告理念，还有自己最擅长的音乐都融合在电影里，用不规则的剪法剪辑。电影都是有规则的，而我就要打破这种规则，比如闫妮在剧情里对小沈阳说的话，我可以变成她对孙红雷说；其实孙红雷（饰演的角色）没有杀闫妮（饰演的角色），我可以让他把她杀了。
在中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剪法，但是海外的预告片有这样做的。我可以把一个镜头剪辑成三个镜头，包括放大、缩小、跳剪。其实跳剪在电影里是不允许的，但这些都可以放到预告片里面。我觉得剪辑的理念就是，只要观众不觉得烦、不觉得很难看，用任何违规的方法都是对的。当然也要配合好的音乐、好的特效字幕。这就是电影预告片的剪法，当然这些东西光说也没有用，必须得去实践。
回去以后，我把所有学到的广告概念融合到电影里，剪辑了《三枪拍案惊奇》的第一款预告片。剪完以后，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还挺新鲜，把电影能剪成这样也挺奇怪的。但是我很没自信，不知道行不行。后来张艺谋看完后说不错，很出乎我的意料。
当时我对张艺谋说：“我们是不是还得有另外一个版本？因为广告都会有A版、B版、C版、D版。”后来我又剪了另一个风格的版本，又做成30秒和15秒两个版本。预告片投放以后，得到了大部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这是中国第一部能够带动电影票房的预告片，它已经不是片花了。
没想到“三枪”过后，所有电影的预告片都来找我做，我就随便定了一个价，没想到客户都接受，因为他们觉得预告片的价值就是这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