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命运击昏了头
史铁生年轻时总梦想自己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最好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并且跑起百米来要超过“九秒九几”。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田径比赛，他甚至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
然而，“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17岁中学未毕业，史铁生就插队去了陕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一次在山沟里放牛突遇大雨，遍身被淋透后开始发高烧，后来双腿不能走路，回北京后被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致使永久高位瘫痪。20岁他便开始了轮椅上的人生，与各种病痛周旋了30多年。
十几年前他肾病加重，转为尿毒症，必须频繁地做肾透析才能维持生命，只有中间不做透析的几天上午可以做一点儿事。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写作。他曾不无幽默地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他把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先是作为“起落架”的两条腿瘫痪了，然后像是“发动机”般的两个肾也“一起失灵”，患上了尿毒症。他不得不每周接受3次透析，全身的血液先被抽出来，再被输回去。
病痛的长期折磨使他的脾气变得阴郁无比且暴怒无常，常常会突然狂暴地捶击自己，喊着：“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母亲就扑过去抓住他的手：“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事实上，这个时候母亲的肝病已相当严重，常疼得整宿整宿睡不了觉，可她将儿子瞒得紧紧的。
那年北海的菊花开了，母亲用央求的口气说想和他一起去看看菊花，他居然很难得地答应了。母亲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然后就出去做准备了。他怎么会想到，母亲这一出去就再也没回家。突然大口吐血的母亲被送进医院，昏迷前的她留恋的不是自己49岁的人生，而是挂心自己的孩子：“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那未成年的女儿……”
母亲的猝然离去，仿佛一记闷棍将史铁生敲醒——在被命运击昏了头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其实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总是要加倍的，他是母亲唯一的儿子，母亲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20岁的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
史铁生这时懂得了母亲临走前未说完的那半句话：“你与妹妹俩人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有一次他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朋友问他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史铁生说为了我的母亲，为了让她骄傲。他对朋友坦率地说：“我那时就是想写出好文章来在报刊上发表，然后让母亲看着我的名字和文章印成铅字，让别人羡慕我的母亲。”当史铁生的头一篇作品发表时，当他的头一篇作品获奖时，他多么希望母亲还活着，看到儿子用纸笔在报刊上撞开了一条小路。当他被生活的荆棘刺得满心疼痛时，他没有沉沦，而是勇敢地抬头，他看到母亲的眼神是荆棘上开出的美丽花朵，在陪伴他一路前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过1000多次针刺的手臂上，肿胀的动脉和静脉就像“3条大蚯蚓”。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甚至就连喝汤时呛了一口，都可能感染肺炎”。就在2010年秋天，他为了和朋友聊上一个小时，甚至不得不提前一天整日卧床、养足精神。
评论人潘采夫曾经去接史铁生参加一个活动，看见他“那么瘦弱”，就提出要把他抱进车里。但这个提议却被拒绝了。直到现在，潘采夫仍然记得这个作家“努力地抓着把手，靠臂力把自己一点点挪进车座”的样子。回程时，史铁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费劲地举着一个小垫子，想挡住西晒的阳光。
“这一趟可能透支他好几天的精力，我看着，揪心极了。”潘采夫说。
可是，在朋友眼里，史铁生乐观得“根本不像一个被重病缠绕的病人”。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人都提到，他很少一脸愁容，恰恰相反，他“太爱笑了”，黑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
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主编的许庆亮还记得，2003年，自己曾去采访史铁生。这个轮椅上的作家从容地谈论着死亡，身体却处在极度虚弱之中。在接受采访一个多小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我累了，觉得喘不过气来。”
许庆亮试探地问，病情是否有好转，有没有哪一天可以摆脱透析。史铁生却回答道：“肯定有这么一天，那一天我就死了嘛。”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并非从一开始，这个病人就能笑着面对他无法摆脱的梦魇。21岁时，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朋友们还记得，那时，如果有人嘲笑他的腿，“他恨不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
当年，史铁生住在一座大杂院的最里面，屋子不到7平方米，“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仅够他的轮椅转个小弯儿”，就连轮椅推出去时，“还擦着门”。
这个年轻的病人最常活动的地方，是离大杂院不远的地坛。每天，他都摇上轮椅，在这座园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作家徐晓也正是在这里认识了史铁生。那时她还只是一个20岁的姑娘，因为住在附近，每天上下班超近道穿过地坛。她注意到，那里总是有个年轻人，“黑黑的皮肤，厚厚的嘴唇，明显残废的双腿，总是捧着本厚厚的英文词典”。
有时，他也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少人的角落，“偷偷地写”。如果有人无意中闯进这个空间，他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
最终，这个古园里诞生了一篇1.5万字的《我与地坛》。这部探讨生与死、荒废与生长、绝望与希望的长篇散文，打动了无数读者，以至于作家韩少功评价道：“《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作为写作者，史铁生获得了盛名，但作为一个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的病人，他却开始失去宝贵的时间。
成名初期，他曾经这样告诉徐晓，“听见敲门就害怕，看见来人就想哭”。有一年冬天，记者们围堵到他家，他不得不受着寒冷，“全副武装，到地坛去逃难”。
徐晓能够理解他的恐惧，“陌生人总要无端夺走他写作的时间”，更何况，“他又不能像个健康人那样一走了之，他无处逃避，因此也无法选择来访者”。
因此，他自制了一张“来客须知”贴在房门上，“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
就在几年前，当这个作家被问及理想的生活状态时，他笑着回答：“我希望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透析中心就在我家旁边。”那时，他每次都要为了透析花掉4个半小时的时间，前提还是“路上不能堵车”。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史铁生每天几乎只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写作时，这个病人总是躺在床上，在胸前斜支起一块木板，费劲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
20万字的《病隙碎笔》，史铁生整整写了4年。算起来，他一天平均只写了136个字。而这样的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写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根据不完全统计，这种艰难的写作之后，中国文坛留下了属于史铁生的100多万字作品，也鼓励了无数读者。
在2002年华语传媒大奖上，这位一辈子囿于轮椅的作家，被评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授奖词对这个作家作出了最恰如其分的评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对他来说，死亡从不是个遥远的话题。甚至早在20世纪末，他就对身后事做出了安排，“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如今，在北京城东四环一个小区里，他的家门口没有摆放花圈或挽联。家人用一种宁静、镇定的声音婉拒前来采访的记者。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那个摇着轮椅的、虚弱的病人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院子里了。
但还是有人会想起他那永远不曾实现过的梦想。几年前的一个春天，史铁生最喜欢的美国短跑名将刘易斯来到北京，特意赠送给这个“一辈子都梦想着成为田径高手”的病人一双定制跑鞋。这个体育迷担心场面尴尬，就先乐呵呵地对着偶像说：“我1997年去洛杉矶，特意去加州大学体育场（第二十三届奥运会的主会场），摇着轮椅转了几圈。”
生前，他曾经说过：“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也许，在这个节日里，这个病人的魂灵已经告别轮椅，微笑地飞翔着，进入了天国。
不要忽略大脑这个大药房
文/纳兰泽芸
世上最珍贵的药，世上最神奇的药，不是那冰原上的雪莲，也不是那绝壁上的灵芝，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
这个药一旦发挥作用，会挽狂澜于既倒，救膏肓返平安。
她是一位普通的法国姑娘，正当她与所有的女孩儿一样憧憬着未来与希望时，爱情来了，她与一位英俊的小伙子相爱了。
谁能想到，命运偏偏捉弄于她，就在她与小伙子准备携手一生的时候，却突然被查出患了子宫癌，且已晚期。这样一个晴天霹雳击得她手无足措。
为了保命，她立刻接受了手术，切除了子宫。然而，癌魔又阴森森地狞笑着向她的其他器官发起了进攻，不久，癌细胞又转移至一个卵巢，切除。又转移至另一个卵巢，切除。再转移至结肠，切除……
癌细胞疯了一样在她的身体里肆意转移，每三个月她就要被拉开肚子做一次手术。3年里她整整做了12次大手术。因为麻醉打得太多，医生说她的身体已经不能再耐受麻醉剂，到最后只好在不施麻醉的情况下施行手术。
此种折磨，生已不如死。
她的一头秀发已被化疗折磨得一根不剩，望着镜子里鬼一样的自己，她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为了不拖累男友，她与男友分了手。爱情没了，身体没了，生活毁了，她想，一切该结束了。
正当她想着该以何种方式来了结自己的时候，一个极亲密的朋友对她说：想想曾经还有什么让你开心的事吗，那现在就去做吧。
她想起自己曾经在大海里玩滑板的日子，湛蓝的天上飘着朵朵白云，海风带着一丝好闻的咸腥之气拂在面颊上，洁白的海鸥伴着她的滑板翩翩飞舞！
那样美好的感觉，永生难忘。
我要去滑水！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让我留下一点念想吧。
在海边她刚踏上滑板就扑通倒了下去，她太虚弱了，没有一丝力气来操控滑板。
此后，她强迫自己多吃东西，好让自己有力气。慢慢的，她能走路了，一个月后，她能慢跑了，两个月后，她能勉强操控滑板了。
这时，一个同样热爱滑水的小伙子了解了她的情况，非常感动，给予她无私的帮助和鼓励。慢慢地，两颗心灵走近，他们相爱了。
医院的复查通知书塞满了她的信箱，她毫不理会，她对自己说：我宁愿死，也不要去医院再受那样的罪。
她依然每天与深爱的小伙子，在波峰浪谷间像两只快乐的鸥鸟一样，驰骋纵横，踏浪飞歌。她感到无比愉快，神采飞扬，浑身没有一丝不适。
4年之后的2001年，她依然安然无恙，小伙子说，过去这么久了，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她没有再违拗。
检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她的身体指标，一切正常！
2002年，她参加世界女子滑水比赛，一举夺冠！
当她登上冠军领奖台，将熠熠闪光的金牌挥舞过头顶，雀跃欢呼时，人们不会想到，眼前这位活力四射的姑娘，5年之前，她与生命终点仅一步之遥！
她就是的弗洛朗斯，世界女子滑水冠军。
那么，治愈弗洛朗斯的神奇之药是什么呢？
是的，是两味药，一味叫“信念”，一味叫“好心态”。
这两味药，也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