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我正在一所重点中学读书。那时恰逢澳门回归，学校为示隆重，假日比校历上预定的增加了一天，大部分同学背起行囊回家了，我们几个家远的，则依旧滞留在校。
我们和校工说好了，二十目的时候给我们放电视，好让我们可以一睹回归的盛况。
后来校工很沮丧地跑来告诉我们，学校教务处姓张的副主任关照了，假期晚上一律不准放电视。校工流露出惋惜的神情，很委婉地说他也实在没办法。我们把那个姓张的老头的祖宗十八代统统诅咒了一遍，最后谢过校工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离开。
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了学校对面的那家小录像厅。
“第一次来？”老板笑着问我们，“很面生的啊！”
我们点头，然后付钱，老板从中找出3块又还给我们：“给你们优惠啊！”
里面挤满了人，大多数是外来民工。我们各自找定座位，然后就掏出刚买的香烟分发，一点好，接着是异口同声地咳出声来。正在放映的是一部港产新片，可我们的兴趣并不在此。
正经人想堕落一回，潇潇洒洒堕落一回。我们的目光一致瞄准了这家小录像厅，早就知道这里了，从别人隐隐约约的私语里，我们早就清楚老板善于经营的秘密，虽然这不是我们应该光顾的地方。
天越来越冷，临午夜的钟声越来越近。城市里想必也四处亮着守望的灯，多少人等在电视机前迎接那神圣一刻的到来。我们惴惴不安：又充满好奇，不是为了神圣，却是为了堕落。陆续走了些人，老板开始进来收钱：“再交5块。”我们心慌慌地捏着钱等老板来收。前排到后排，老板看我们的眼神显然有些惊讶，他笑着问：“怎么，你们还没走？”我们摇摇头。“你们是对面省中的学生吧？午夜场的录像，可不是你们小毛孩子看的哦！”
我们忙着否认，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们，好久才说：“别瞒我，我开了这么多年的店，有什么瞧不出的。”
我们一个个沉默着不说话，他只好叹口气：“别荒废了学业，有些事情你们将来会后悔的。”
见我们没有动静，他又说：“我跟你们校长认识。”
我们静静站起来鱼贯走出去，我们谁也不说话，围在一起不知该往哪里走。忽然听见他在后面叫我们：“好好跟门卫说，他会放你们进去的。这么晚了，别再瞎逛了！”他一直看我们穿过马路，到了校门口才返回去。
门卫的灯还亮着，淡淡的光线透出来，平添了许多幽幽的气息。国歌声从里面传出来，清晰得很，那样雄浑庄重，交接仪式已经在门卫那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里进行。就在我们轻轻商议到底是敲门还是翻墙时，门卫的门突然开了。受了惊吓的我们纷纷往后逃，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回来，回来！”灯光拖得老长，把我们统统笼罩在里边，我们回过头，看到的竟是那个校工。“果然是你们。”他一边给我们开门，一边说：“我和门卫说好了，今天我帮他值班。但有个条件，电视机得归我控制。我一晚上在找你们，你们跑哪儿去了？”
我们愕然，感动，全身颤抖。
他像是什么都明白似的：“以后可别这么晚回来，要学坏的。”
我们走进那间温暖的小屋，脸上都火辣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