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路相逢勇者胜。
刘伯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著名军事理论家。
刘伯承在护国、护法战役中即为川中名将。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四川组织旧部,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任参谋团参谋长。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长征中,他指挥五军团,参加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战斗。抗战期间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创造冀南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获得许多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参加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被誉为常胜将军。
建国后,刘伯承元帅在南京建立陆军学院,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纪念左权同志
左权同志光荣牺牲已经八年了。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一个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时间虽然过去了八年,但他仍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能忘怀。22年前,我们一道在苏联陆军大学学习,1930年一路归国,并先后赴中央苏区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又在一个地区工作,并合译了《苏军战斗条令》。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一生除了在学校(主要的是军事学校)学习外,一直生活在中国革命军事斗争中。早在大革命以前,他与徐向前、陈赓、程启科同志等,同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其后,即参加了东征及回师广州诸战役。1930年从苏联归国后,一直在人民军队中工作,抗战期间,一直站在抗日的前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在敌后坚持八年,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左权同志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敌后抗战,出生入死,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八路军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他一直在前线,以亡我的精神与敌寇斗争,他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模范。左权同志对革命无限地忠诚。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在中央苏区工作,长征到达陕北,一直到抗日中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总是兢兢业业,诚诚恳恳地工作,任劳任怨,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总是负责去作,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左权同志对同志也总是诚诚恳恳的,更多关心同志,更少关心自己。如1930年我们一道从苏联回国到了东北时,在特务警探的追寻下,他时时刻刻关心着别的同志的安危。又如在他最后牺牲前一刻万分危急的时候,他还是只顾招呼自己的部属转移,并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三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就是聂荣臻同志和他指挥的。当时聂荣臻同志是红军第一军团的政委,他是参谋长代理军团长。
左权同志对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只就抗日战争中来说,他对司令部指挥与教育工作的建设,作了重大的贡献。1938年冬,在他的领导下,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起草了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并亲自建立了司令部各部门的机构,确定工作规则,总结经验示范。各军在敌后抗战,主要是靠夺取敌人的武器以武装自己,但为了适应极端缺乏时之急需,左权同志曾艰苦经营太行山制造兵器的设施,起了相当的作用。
他很用功学习研究问题。在莫斯科留学时,他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到部队工作之后,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在抗战期间,他很细心的研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敌人的战略战术,如“扫荡作战”,“治安强化”,“蚕食政策”等等;写作了《扫荡与反扫荡》的著名论文和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他对苏联军事科学也继续钻研,一获有苏联书报,即提出一些学习问题与我通信讨论,并译作教材。
左权同志是诲人不倦的典范,,在他的教诲下,培养了许多干部。他给那些青年的参谋改稿子,就和教师给学生改国文卷子一样。对于战士,也是如此。他的警卫员景百戚同志在回忆中怀念地说到,他最初识的字就是左权同志给他写的“无产阶级战士”几个字。左权同志以他全部心血贡献给革命,但他自己的生活却过得很勤劳很艰苦很朴素。在打日本的时候,他已经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了,根据他警卫员的回忆,“每天晚上熄灯号吹过好久,那样深的夜,不是见他在办公桌上写什么,就是在看书或端着小洋灯在看墙上的地图。”因为过度操劳,损坏了身体,他仍然拒绝给他以特殊的照顾。左权同志的生平事迹,是足以示范后人永垂不朽的。当我们在革命胜利的时节来纪念他的时候,应该更好地学习他的崇高的品质。
二野在解放战争中
关于解放战争,就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我没有专门研究,最近也没有翻看有关文件和资料,只凭个人记忆,谈一谈。
解放战争的胜利,第一是靠党的领导。整个战争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是很明确的,我们只是认真执行和反复实践。第二是靠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如果不是人民战争,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第三是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讲的就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实际斗争与作战中的许多问题处理得好或不好,从根本上说,也是思想方法问题。我们在实际中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去指挥作战,取得了胜利。
解放战争,是1946年从第二野战军打上党、平汉战役开始的,到1949年解放西南基本结束,后来进军西藏也是二野部队。解放战争从战略转变上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敌人全面进攻,我们集中兵力大踏步进退,消灭敌有生力量。时间是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第二阶段,敌人全面进攻转变为重点进攻,我们在重点方向上放弃城市,大踏步进退消灭敌人,准备中间突破。时间是1947年2月到6月。第三阶段,我们开始反攻,敌人变成重点防御。时间是1947年6月到1948年中原会战。第四阶’段,进行战略决战,结束敌人重点防御是在淮海战役。
党的“七大”提出了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成立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时,也进行了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再挑动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在争取和平民主的阶段里,我们党紧紧抓住了和平的旗帜。我们要和平,但蒋介石不允许,他要打仗,不是我们党要打仗。和平民主阶段,我们是有和平民主这个打算的。当时,我们党的方针政策都要求我们要讲团结,讲合作。从那时敌我力量对比来看,军事斗争形势于我不利,我们也不愿意打仗。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坚持斗争,争取和平。正如小平同志在邯郸作报告时说:“能争取和平民主很好。”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下飞机第一句话就是:“和为贵”。而后在谈判中又提出了民主的问题,建议组织政治协商会。我党始终抓住和平这个旗帜,国民党丢了这个旗帜。我们要和平,蒋介石不要和平,我们要民主,蒋介石不要民主,不要政协。从1945年8月,蒋介石始终没停止挑衅。开始是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当时蒋介石进攻部队从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我晋东南的襄垣、屯留、潞城等地区。从新乡、石家庄沿平汉路进逼我磁县、邯郸地区。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了。这可以看出是谁背信弃义。毛泽东同志赴重庆时指示:蒋介石要进攻,你们拚命打!主动权在我们手上。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奋起自卫。在上党战役中,阎锡山的13个师共3.5万多人被全部消灭。在平汉战役中,打得敌新八军和一个纵队一万多人起义,两个军在溃退中被围歼。这两仗给敌人的教训很大。敌人硬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是咎由自取,理在我方。我们通过斗争,争取了多数,孤立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比如,当时小资产阶级对我们经济纲领就赞成,对政治纲领不大赞成,但我们能争取它。对和平民主是否这样看:我们要和平民主。敌人不要,问题不决定于我们。我要和平,你不要和平,我以战争方法争取和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全国人民面前,没有输理。后来和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搞什么“调解国共军事冲突”,成立什么“三人小组”,都是骗人的,都是为蒋介石打内战争取时间。所以郭沫若说“骗”字从马。这话讲得好。最骗人的是那个停战令,要我们从铁路后退60里,实际上是保护敌人。这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嘴脸,他们是站在反动派一边的。
关于上党、平汉战役。上面已谈到了,上党战役开始时,敌正沿同蒲路与平汉路推进,但我们背后正背着上党这个很重的包袱,力量不好抽,而且部队子弹也少。这时,我军在东北也尚未进入阵地,如果不阻平汉之敌,则不能掩护东北我军进入阵地;当时,对长治是打得下与打不下,都要很快转入平汉。打长治时遇到雨,太原方向又来了几个师的敌人援兵,我们随即组织部队到老爷岭歼灭了援兵,才保证了上党战役的胜利。这个胜利,使我们背后有了靠头,又有了子弹,为很快转入平汉线作战创造条件。两个战役对蒋介石震动不小,连美国都不满意,责问蒋介石:“兵力还没有调齐,怎么能打?!”上党、平汉战役的胜利,把球门守住了。随后,战争就开始停下来了,搞和平民主,没有这一仗就不会有这个局面。
平汉战役后,开了峰峰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和布置我区工作。主要研究了发动群众,严阵以待,以应付敌人进攻的问题。还决定把晋冀鲁豫和山东连接起来,扩大后方,便于我军活动。此外,还确定整编部队,以适应运动战需要。
平汉战役后,敌人步步紧逼。我们进行整军、练武,不这样不行。在邯郸,从高级干部起,人人打靶,学战术技术,就是要整军练武。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的李先念部,继而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并扬言6月30日将有惊人的胜利。当时山东也很吃紧。后来中央命令来了,军队出动到南线作战。三出陇海,切断陇海路,意义很大。把敌人在中原的整编第三师、四十七师、,四十一师,在华东的五军、整编十一师、八十八师等都吸引过来了,虽然我们的包袱重了,中原和华东的包袱却轻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很重要。我们打陇海路,给他们两方面以有力支援,就体现了这个思想。那时敌人兵力还是强的。因此,毛泽东同志指示要一“团”一“团”地吃,规定备战略区歼敌数字,各个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削弱敌人,争取由不平衡到平衡。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几次出击陇海线都是打的运动战,找弱点,各个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争取敌我力量的平衡。当时具体采取了外线打与内线打相结合的打法,敌人吃亏不小。内线作战,全国一年消灭敌人一百个旅。由内线转入外线是个大转变,是战略问题。内线我们有长处,有群众支持和配合,但对解放区消耗太大。转入外线,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石林会议后,准备出击到外线,到大别山。打出去前,还准备打几仗,多消灭点敌人,出去包袱轻点,也减轻点根据地的负担。如打了汤阴,打了安阳等,这些都做了,这才过黄河南下。
当时敌人的战略,开始是企图用优势兵力全面进攻,打了一下不行,停下来,一面利用“三人小组”捣鬼,搞什么“谈判”,一面集中兵力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敌人的打算是:黄河归故,正面防御,两翼包围。即:中间以黄河为防线,说什么抵得上“40万大军”。左翼集中31个旅共20万人包围陕北;右翼集中56个旅共40万人包围山东。并企图把华北我军聚歼于华北平原。敌人摆的阵势是两头粗,中间细,象一只哑铃。
我们反攻的战略是: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三军配合是:由二野实施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由陈毅等同志率领的三野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等同志率领的二野的两个纵队和38军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掎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东边以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把敌引向渤海,西边一野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毛泽东同志说,他无论如何在陕北不走,这不但吸引了敌人,而且在政治上也有重要意义。
遵照中央的部署,我们二野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敌人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防线,被我们一举攻破了.敌河防部队全线崩溃。过黄河,目的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使跃进的包袱轻点。当时,美国人搞鬼,说不让在黄河边上打仗,要保护新修复的黄河河堤不受破坏。我们没管它。1947年6月30日过黄河,过黄河后,新华社发表了揭开大反攻序幕的报道消息。毛泽东同志批评说消息发早了,指出锅盖揭得早了米不熟,一切决定于仗打好,事成了再公布。过河后,出其不意,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很快,毛泽东同志的命令又来了,指示要跳出去。这时,华东来了几个纵队,但部队都很疲劳,子弹也消耗不少,再扣‘就走不了了。我们决定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打了,准备向大别山跃进。
原定8月15日走,但敌人有搞黄河决堤的可能,威胁很火。我们知道这种事蒋介石是做得出来的,所以还是早走为好,免为水淹。同时,山东与西边敌人都来了,再打也打不好。因此。提前南下。
我们要走,华东西进兵团领导问他们怎么办。我电话告诉他,把部队在陇海路北摆一个“和”牌。就是“牌九”中一边是一点,一边是三点,四川人叫“幺三”的那张牌。即用四分之一的兵力钳制、迷惑敌人,用四分之三的兵力寻机集中歼灭敌人,以此掩护大部队南进。
当时的反攻是在消灭敌人预定数量后,针对敌中间防御薄弱的弱点,从中问突破。鲁西南一仗,又消灭敌九个半旅,而后才直插敌人的心脏——大别山,给他心脏一刀。大别山是向南突出的一个“肚兜”,东可威胁南京,西可威胁武汉,这个战略地点选得好。反攻又是三支大军“品”字形南下,军事形势也好。这时政治上是我党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组织广泛的反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在后方也积极准备力量进行土地改革,开展生产竞赛和支前运动。各方面的形势是很好的。
我挺进大别山,从中央突破后,敌人的哑铃把子断了,两头的敌人被拉回来了,我们背起40多个旅。这个胜利,不但使军事上起了变化,而且使政治上也起了变化。内线作战时,我们是全民以赴,全力以赴,解放区经济被破坏了,不反攻到外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行的。转到外线作战,兵源、粮源、饷源皆取之于敌区,敌粮源、饷源在中原主要是取之于蚌埠与淮河流域。我到中原,敌之粮源为我利用,饷源也为我利用,即吃穿用皆取之于敌。兵源我们搞瓦解敌军,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逃跑回家,投诚过来没事。从而敌人丧失了在中原的粮源、饷源、兵源。战争是人力、财力、物力的较量,我们出击到外线,就是破坏敌人的人力、财力、物力,保护解放区。
到大别山与中原后,三路大军协同作战,运用集中对分散与分散对集中,歼敌有生力量。并且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阵势很大,有较好的效果。比如,吸引来了敌人44个旅,都被我们搞垮了,桐柏、江汉地区,我们也占领了,所以程潜说:“我们集中打你们,你们分遣建立政权;我们分遣,你们便集结,各个歼灭我们。”我们就是采取这种战略,大大削弱了敌人。就是这样由敌我力量的不平衡到平衡,又到新的不平衡,我军力量不断壮大,敌军力量不断缩小,最后是进行淮海决战。这里再说一句,整个解放战争全国是一盘棋,一野、四野等部队和二野、三野是配合作战的。
决战后,是渡江问题。原来准备过江只三野去,后又决定二、三野一齐去。以后四野也来了,成为右梯队。二、三野是第一线。这样就形成了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局面。最后是进军西南。这里有一点要讲明白,没有中央的统一领导,没有全国的胜利与各个部队的配合,进军西南是不会那样顺利的。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宝库的重要贡献,就是依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争发展的客观实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军事路线。
一九五九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