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说了。
格罗夫斯将军是美国原子弹计划的总负责人。1913年入华盛顿大学，1914年转入马萨诸塞州工学院，两年以后由总统选送入西点军校。
他先后在美国国内，夏威夷和欧洲担任各种工作。1939年，他参加陆军建筑计划军需部长的特别助理。
1942年，他担任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1947年，原子能事务移交给新成立的文职的原子能委员会。在这段时间中，他负责这个计划的所有方面，包括科学的、技术的和制造过程的研究工作、生产，保安和敌人活动的军事情报，以及使用原子弹的计划，1942年为准将，1944年升为少将，1948年升为中将。
格罗夫斯负责的这项工作，给20世纪人类的战争带来的新的武器：原子弹。在他的指挥下，原子弹被实际地投放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长崎》选自他的著作《现在可以说了》。
长崎
在整个七月份和八月初，直到把第一颗原子弹投到日本，我们深切关注的中心自然是提尼安。但同时，我们在洛斯一阿拉莫斯的第二颗内爆式原子弹的试验工作一直在加速地进行着。主要的问题在于承制“胖子”原子弹内非原子装置的某些重要零件的公司不能按时交货．因而对该项装置可能进行的试验次数就减少了。它也妨碍了有效的总试验，使许多试验只能做两次，一次是除缺少的零件外装有全部零件的试验。然后在最紧迫的日期进行另一次除核部件以外的全部装置的试验。事实上，缺少的零件的第一次宴际试验仅在原子弹实际落到长崎的几天以前才进行的。
在洛斯一阿拉莫断把“胖子”所用的钚最后处置完毕并做成精确的形状以后，就由c一54型专机运到提尼安。另外两个“胖子”所需要的—些其它重要零件，则由两架B一29型飞机运送，这两架飞机是第509大队专为此项用途而保留在阿耳伯克尔基的。在所有的情况下，钚的运输都由特派人员押送，以防意外，而且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来保证万一有一架装有任何数量钚的飞机失事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它坠落的地点。
同“小男孩”一样，当我们一有足够的裂变材料以后，就立刻把第一颗“胖子”用于战斗中。接近7月末，“胖子”的投掷日期改为8月11日，这就比原订的8月20日提前了。到8月7日那天。情况E．经很清楚，我们还可以从预定的时间表里减少一天。
我和海军少将珀内耳经常谈论到在第一颗原子弹扔下去以后紧接着扔第二颗的重要意义，这样，就使日本人来不及扭转惊慌失措的局面。珀内耳第一个提出了这样的信念，即两颗原子弹就可以结束战争。因此，我相信，有他和法雷耳在提尼安岛上，对于利用我们第一次的成功，是不会有什么不必要的拖延的。
根据预报，九日将是好天气，而九日以后的五天，将是坏天气。这就使得情况更加紧迫，而且还要把第一颗“胖子”提前一天全部准备好。决定这样做以后，工程技术人员明白表示，按他们的意见，如果把日期提前整整两天，即从11日提前到9日，则很不可靠：但是，我仍决定我们应冒险去做，幸而所有的装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在八月八日晚上原子弹就已装上飞机，并经过全面的检查。
六架装载“南瓜”的飞机在八日那天就被指定飞往日本的各个目标，但由于天气关系，只有两架到达主要的目标，三架到达了次要的目标，另有一架未能完成任务而返回提尼安。在战区发布的第二次原子弹轰炸任务的命令中，并没有说明原子弹所特有的那种性质，然而，任何人读到这个命令，都会意识到这决不是一次平常的任务。
这次只指定了两个目标：主要是小仓，其次是长崎。新并没有被指定为第三个目标，因为它距离其他两个城市太远。为了增加利用第一个目标的可能性，规定不管天气预报如何，轰炸机必须尽量靠近该目标飞过，以便在肯定没有进行目视轰炸的可能以后，再飞往第二个目标。为了避免摄影飞机到得太早，他们被要求在飞过硫黄岛以前必须与硫黄岛和提尼安两地核对情况，如果由于情报不充分而产生怀疑，他们就必须l把两个目标都拍摄下来。
小仓兵工厂是日本最大的兵工厂之一。它生产各种各样的武器和军事设备，该厂占地约200亩，并得到大批机器厂、零件制造厂、发电厂和各种普通的公用事业的支持。
长崎是日本最大的船舶制造和修配中心之一。同时，也由于生产海军设备而显得重要。它是一个重要的军港。这次轰炸目标是在城内港口的东面。
轰炸机和两架观察机在九日破晓之前就起飞了。查理士·w·斯威内少校是轰炸机的驾驶员；克米特·K·比汉上尉是轰炸员；阿希沃思海军中校是军械师；菲利普·巴恩斯中尉是电子测试军官。
象“小男孩”一样，在起飞以前不完全安装好，对“胖子”来说，也是不安全的。在技术人员当中，对下列问题有不少的议论：如果飞机在起飞的时候失事，可能起火，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认为这将引起一个严重危险，即只要有一点小的爆炸把钚扩散开来，就会使提尼安岛的广大地区受到污染；有些人认为，甚至还有完全核爆炸的危险，这会给整个岛上的设施带来严重损失。当然，对于这些问题，在我们作出初步计划的时候就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而且根据我个人和奥本海默以及我的其他高级顾问的意见，认为这种危险是微不足道的，我就决定冒此危险。
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有各种各样的人经常过问他们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在本计划的整个活动中，重要的决定，都是经过最仔细的考虑，并且同我所认为能够提供正确建议的人们讨论过以后才作出的。关于这件事，一般地我都同奥本海默、诺伊曼、彭内、帕桑斯以及兰塞商讨，此外，我还同洛斯一阿拉莫斯高级人员组成的各种小组相当仔细地研究过这些问题，还同康南特、托耳曼、珀内耳以及法雷耳作了全面的讨论，同布希研究的次数较少。尽管如此，在提尼安还是有些人在最后时刻又一次提出有关飞机起飞的安全问题。他们这种恐惧心理影响到了一位高级空军军官，他要求写一个保证载运全部装好的原子弹的飞机起飞时绝对安全的书面报告。尽管帕桑斯和兰塞多少带点畏惧心理，但还是签署了这样的文件，可能他们认为，假如他们被证明是错了的话，他们也不会再在那里来答辩了。兰塞于是立即把为保证未来的原子弹的确实安全而必须作的各种设计修改通知奥本海默。
在起飞之前，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使得法雷耳处于很困难的境地，这是因为时间不允许他作细致的考虑或同别人商量，就必须马上作出非常重要的决定。尽管已对每架飞机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但在最后时刻，还是发现轰炸机的一个燃料泵有毛病，使得大约800加仑汽油不能从炸弹舱的油箱里打到发动机里去。这意味着，不仅飞机不得不在缺乏燃料供应的情况下起飞，而它还必须在从提尼安到日本的全部往返航程中负担额外的800加仑汽油的重量。天气又不好，实在令人很不满意；但李梅却认为天气还不错，而且鉴于必须尽可能快地投掷第二颗原子弹的重要性，并根据预报，天气还要变的更坏，于是法雷耳决定，飞行不应停止。在就要起飞之前，珀内耳对斯威内说：‘年青人，你可知道这颗炸弹花了多少钱吗？”斯威内回答说：“大约2500万美元。”于是珀内耳告戒说：“请注意！让我们的钱花得有价值。”
由于天气关系，飞机没有编队飞行而是单独飞行。为了节省汽油，他们没有飞经硫黄岛而直接飞往日本海岸。他们计划在横岛上空会合，但这计划并没有实现。飞机在海面上飞行时，彼此都看不见，只有一架观察机到达会合地点。这架失去联系的观察机显然是绕着全岛飞行了一圈，而不是按着斯威内所计划的那样飞抵岛的一端。虽然斯威内曾验明有一架观察机确实飞到了，但他没有告诉阿希沃思。不幸，由于那架飞机靠得不够近，阿希沃思不能肯定它是对完成全部任务起着重要作用的携带仪器的那架观察机，还是另一架重要性不大的观察机。斯威内的命令是，在作15分钟的短暂逗留以后就继续往前飞行，但在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后，他仍然希望等到那架飞机。结果延迟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才决定无论如何得向小仓前进。
在飞抵小仓的时候，他们发现目视轰炸是不可能的，虽然观测天气的飞机已经报告说，目视轰炸是可以进行的。这种意外情况，究竟是由于时间的前后不同，还是由于观察机是垂直地往下看目标而轰炸机却从倾斜方向看目标的差别所造成的，一直没有肯定下来。
飞越该城市的上空至少有三次，花去了约45分钟，最后他们就朝着第二个目标长崎飞去。在途中他们非常谨慎地计算着汽油量。阿希沃思同意了斯威内的这样一个判断：如果他们要飞到冲绳岛的预备机场着陆的话，那么，在长崎上空就只能作一次轰炸飞行。如果必须作多于一次的轰炸飞行，他们将被迫降落到海上——他们希望降落到离救援潜水艇较近的地方。
飞到长崎的时候，云雾很重，最初看来其目视轰炸条件并不比小仓好。阿希沃思和斯威内考虑到能见度很差，而汽油量又不足，于是就决定采取雷达轰炸，此外别无它法，尽管这样做同他们应确实遵守的命令正好相反。在整个的轰炸飞行过程中几乎都是用雷达操纵的；在最后时刻，云雾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窟窿，使得目视轰炸成为可能。轰炸员比汉就瞄准了山谷中的一条跑道投下r原子弹。但是，炸弹没有投到原定的目标点，而是投在该目标以北一哩半的地方，即浦上河流域，落在两家大的三菱兵工厂之间，把这两家生产军事物资的工厂炸个粉碎。
在飞往冲绳岛的途中，发出了强迫降落的命令，但飞机终于飞到了冲绳岛，降落时汽油几乎用尽了。斯威内报告说，连滑行离开跑道的汽油也不够了。轰炸长崎的原子弹是从二万九千尺的高度投下的，由于爆炸点下面的地面四周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谷，机上人员感觉到有五次明显的冲击波。
那架失去了联系的观察机，幸而是一架没有装载仪器的飞机。它在大约100里外的地方看到了烟柱，爆炸后，它就飞到可以进行观察的距离以内。由于目标上空的气候条件不好，差不多在一个星期以后，我们才拍到了一些好的观察照片。这些照片表明，该城市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地区被炸毁。长崎的爆炸结果之所以不同于广岛，其原因在于长崎的地形不好。长崎山谷纵横，这使得遭受最严重破坏的地区被限制在南北长2．3里、东西宽1．9里的范围以内。事后，美国战略轰炸统计局估计，约有三万五千人死亡，六万人受伤。
虽然爆炸所产生的强大气流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火灾使长崎及其居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如果炸中了原定目标，则所受的破坏将要严重得多。当我接到关于轰炸的情况报告，得知死伤人数比我们原先预计的要少的时候，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到这时我可以肯定，日本已经完蛋了，过不了几天战争就会结束。
为了利用原子弹对日本人所造成的心理作用，我们曾经为时颇晚地安排在日本散发传单，宣传我们新武器的威力，并警告他们说，继续顽抗是没有用的。第一次散发传单是在9日，即轰炸长崎的那天。第二天，法雷耳将军就取消了散发传单，鉴于当时日本人正表示要投降，继续那样做看来有些愚蠢了。
在广岛被炸后的整整一个星期内，我们在处理太平洋战区的新闻报道问题上，曾同一种严重的胡言乱语的现象进行着斗争。人们会想起斯帕兹曾受命不要发表有关我们这次任务的任何公报。禁止发表这种公报以及有关的新闻报道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减轻原子弹对日本人的心理作用。在没弄清日本人民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政府那里知道多少东西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不要削弱白宫声明的力量。当时也有这样的可能：不完全了解幕后事实就贸然发表公告，可能在日本引起一种希望，认为不会再有原子弹扔下来了。我们太平洋战区的指挥官们，对事实并不清楚。而且，据我所知，除了提尼安岛上的记者劳伦斯以外，太平洋战区没有一个记者掌握有关原子能方面的内幕。
我们打算一旦时局明朗，就撤消对新闻的禁令。在轰炸以前，我们曾经向我们的人员发出了明确的指令，要他们向海外指挥官们作简要的说明，一旦检查新闻的责任归于战区时，在批准新闻报道方面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保密问题。
坦率地说，我们并没有充分地预见到制定这些限制所引起的一些困难。在我的办公室里所设立的公众关系组是能够处理预计到的大量新闻资料的。上述困难是由下述三个原因引起的：第一，在关岛有无数的随军记者；第二，每个记者要发出字数非常多的报告；第三，传递消息的途径之狭窄是完全没有预计到的，这本来是我们应该事先知道的，但却不曾知道。由于发出的各种消息在到达华盛顿的时候还要通过新闻检查，它们不能通过正常通讯途径发出，而必须通过单一的保密途径。这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里，能发出一条消息。
在白宫声明发表后的24小时以内，所有报馆都要求解除限制，这使陆军情报局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每一个有关人员都清楚地感到，局势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根据已接到的报告看来，我确实觉得没有必要再保持这么严格的控制了。在那天晚上，我们以前所规定的限制就取消了，同时新闻检查的权利也由华盛顿转到了关岛。
法雷耳的新闻助理，约翰·F·莫尼汉少校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特别是在早先我们处理新闻报道的方法存在着严重缺点的那些不安的日子里，要不是他在那里，我们不会在那时就把新闻检查权由华盛顿转移到战区。
8月11日以后，所有的消息都归战区各部队处理了。
虽然我们在处理新闻报道的工作上肯定有些估计错误，但我们至少在另一个不同的有关方面是完全有准备的；同时我在一个长时期内每天都要感谢《史密斯报告》。早在1944年，康南特和我就讨论了关于写一个曼工区的工作和科学研究发展局所完成的准备工作的报告的必要性。这个报告将是我们一切活动、特别是有关科学技术和行政组织工作的一个正式记录，对于应记功劳的地方就记上一功，而且我们希望它将会满足各方面对情报的大量需要。我们相信，一旦原子弹得到成功，这些要求就会象潮水一样地向我们涌来。我们也需要有个文件作为参加本计划的人员在同外人谈论时的指南，以帮助他们避免在无意中泄密。
经军事政策委员会同意，我们于1944年4月请普林斯顿大学的享利·D·史密斯博士编写这个报告。史密斯与曼工区、科学研究发展局和本计划均有着长期的和密切的关系。他从1941年夏季就开始在铀委员会工作，而且他是厄内斯特·劳伦斯所提出的关于有可能大规模地进行电磁过程的建议的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从1943年的秋冬两季至1944年年初，他在芝加哥实验室工作，起初担任实验室的副主任，后来担任顾问。我们认为他最有资格来承担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
史密斯可以不受一切可能妨害他工作的一般协议所规定的规则的约束，他访问了曼工区的每个部门，同主要人物谈了话并搜集了各种资料。当报告初稿拟出后，他曾同康南特与我一起仔细检查过。他的草稿中的每一部分的内容都经直接负责该项活动的人员审核过。在一年时间内，拟定编写的13章中已有12章完成了初稿。从头到尾审完史密斯报告的初稿以后，康南特和我都一致同意应把它公开发表，并且订于6月30日全部完稿。我们请托耳曼帮助史密斯把初稿整理成定稿，以便印发。
同时，史密斯的托耳曼应我的要求拟出了一些条例，用以决定哪些材料应该包括在要发表的报告中。这些条例，在与康南特商议并稍加修改后。都被同意了。根据条例的规定，托耳曼被指为原稿的主要校阅者，保罗·c·费恩博士与作为主要编辑的w·S·歇克和足协助校阅。
用我们的保密标准去衡量原稿，有许多地方必须修改。涉及本计划各部门工作的原稿剐本，曾经由各部门的科学家就实际内容和保密要求进行了最后的审阅。为了加速这项工作的进程，副本是由急差军官送交的，而且一般都是当场守候审阅完毕的。我们要求每个审稿人写出书面意见，说明他们审阅的材料是否可以通过，是否同意，并提出他认为应该修改的建议。我们特别希望每个人都得到他所应得的表扬。这样，我觉得可以减少他们将来泄密的可能。我们讣划中唯一的障碍出现在洛斯一阿拉莫斯，因为奥本海默腾不出时间来全面审阅同他的实验室有关的那一部分。但是我们决定，与其停止印发报告，不如照写成的原稿印发，因为原稿已考虑到了洛斯一阿拉莫斯对早期草稿的意见。
此报告于7月28日完成，但不是在我们把曼工区的打字员（这些打字员是经过了仔细审查的）从橡树岭用飞机运送到华盛顿以前完成的。作为最后校阅工作的一部分，托耳曼非常仔细地再一次阅读了报告的每一个字，并做了一些注解，即把所有可能涉及保密问题的材料标记出来，摘引出允许发表这些特殊章节所根据的条例。最后他和史密斯一同审阅了这些注解，并拟好了一份备忘录，说明报告的内容没有违反所规定的条例。
8月2日，在准备把《史密斯报告》提出付印时，在史汀生先生办公室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陆军部长、哈维·邦迪、康南特、托耳曼、乔治哈里逊、詹姆斯·恰德威克、罗哲·梅金斯（在华盛顿的一位英国大臣，当时代表他的政府处理原子能事务）、部长的副官凯耳上校和我自己。史汀生一开会就说，他觉得公布这份报告的事最好等总统从国外回来以后再决定，他认为，在总统作出决定以前，总统和他本人将要发表的两个声明，就可以满足各方面对情报的一切需求。康南特劝史汀生先公布这个报告，在他谈到的若干事情中特别提到，“这个报告的公布，将有助于我们应付要求公布更多的有关本计划情报的不可避免的呼声。”面对着这种叫嚷，我们几乎肯定会发生严重的泄密事件。康南特和我都强调指出，这个报告对任何有能力仿制原子弹的国家所提供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
会议结束以后，恰德威克仔细地阅读了这个报告，并对报告的内容很不放心。但是，在与托耳曼和我的一次会谈中，他的顾虑被打消了。两天以后，他非常正确地概括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我现在深信，由本计划及其组织的性质所决定的非常特殊的情况，要求我们作出特殊的处理，为了保守本计划的真正重要事实的秘密，这样一个报告是很需要的。要判断在满足公众对情报的渴望和那些了解事情内容的人们急于把这种内容传出去的热望方面应该做到什么程度，而同时又能对一些重要问题保守秘密，这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就我的职权而言，我完全同意我的美国同事们的意见。”
恰德威克博士接着承认，报告中所发表的情报对外国政府以及其他对原子能发展感兴趣的人们来说，可能是有益的，“但并不是因为其中某项情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是由于对本计划许多方面的发展所作的结构严密、条理分明和文笔流畅的陈述而产生的启发作用。”他接着说：“同时，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它对于可能的竞争者的帮助，并不象有的人初看起来所认为的那么大；的确，它是实在的东西少，表面的文章多。
“我曾试图估计这个报告对于一个在发展……计划方面要作一个严肃尝试的竞争者能够节省多少时间。我认为，能够节省几个月的时间，譬如说，三个月。再多是不大可能的。”
还在轰炸广岛之前，就利用五角大楼复制绝密文件的设备复制了1000份《史密斯报告》。这些文件都安全地锁在我的办公室里。
在总统核准后，这个报告很快就在1945年8月12日星期天的晨报上发表了，而各广播电台在8月11日东部夏令时间晚上九．时以后就广播了。这个报告是通过陆军部公众关系局新闻科发表的，同时还附有下述声明：
这个报告的任何内容并未泄露有关制造或生产这种武器所必需的军事秘密。它只提供了一些众所周知的科学事实的梗概，并报告了这项工作的经过情况以及各个科学机关和工业企业在它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美国的最高利益要求所有有关人员同政府保持最大合作，对本报告或陆军部所发表的其他官方公报所没有提到的所有科学和技术情报，在现在及将来永远地保守秘密。
《史密斯报告》的第12章第18节应作如下的补充：“陆
军部授权再作如下的声明，即在战争中使用的原子弹是在这样的高空爆炸的，它使建筑物受到最大的气流冲击，并把放射性产物扩散成为云雾。由于在这样的高空进行爆炸，实际上所有的放射性产物都被上升的热空气柱带往高空，并无危害地扩散到广大的区域。即使在新墨西哥的试验中，虽然爆炸的高度必须很低，但仍只有很少一部分放射性物质直接落在炸弹下面的地区。”
果然不出所料，随着报告的公布，本计划的若干科学家就提出了许多异议。史密斯仔细地研究了每个不同的意见，对于一些正确的意见，准备在以后出版时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补充。有些没有给予考虑的意见，只不过是各人的不同看法而已。总的说来，考虑到这个报告的编写条件是相当困难的，《史密斯报告》对于公平地和精确地分授荣誉所作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要发表这样一个叙述曼哈顿工程管区工作的文件，使它能够合乎每个读者的口味，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实是，所有熟悉这个主题的人，几乎一致赞同照它的最后写成的手稿出版。毫无疑问，这个报告将给全世界，特别是给长崎被炸后的早期遭受新闻饥荒的美国，提供一个无比珍贵的正确情报的主要来源。
长崎被炸后，我就立即去见马歇尔将军，讨论我们对付日本的下一步行动。到那时，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已深信，日本能投降，战争也将随之结束。鉴于史汀生先生在从轰炸目标名单中删去京都时所制定的政策，我不想提供后人议论的任何根据，说我们在战争已经明显地结束了的时候，还鲁莽地扔下了第三颗原子弹。但我们的生产设备却还在那样加速地生产裂变材料，使下一颗原子弹在顷刻间就预备好运到战场。马歇尔将军完全同意我对局势的估计，于是我们决定在13日以前应该停止装运一切可裂变材料，如果到此日日本还不投降，就恢复装运。
当规定日期到来的时候，不巧，不但找不到马歇尔将军，就是史汀生先生也找不到了，因为他们正忙于停战谈判。然而，据我看，在这种情况下还把一颗原子弹的各种部件运往海外，我们就将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
我同汉迪讨论了当时的情况。他说，这天我要见陆军部长或者见参谋长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说，既然如此，那我就把一切可裂变材料继续留在美国，如果他能尽早地在他方便的时候把这件事通知，把汀生先和和马歇尔将军的话，我将甚为感激。几天以后，马歇尔将军评论说，他对我已采取的行动感到很高兴。
在停战谈判的整性个时期中，我们在洛斯一阿拉莫斯和提尼安的全部机构保持着充分的戒备状态，以便一旦和平谈判破裂时能准备好更多的原子弹。在此期间，七架载有“南瓜”的飞机曾飞往日本，准备在有必要时再进行原子弹袭击。
当和平到来的时候，我们尽快地结束了在提尼安的一切活动。文职科学家于9月l7日离开了该岛。克帕特里克和阿希沃思留下来处理本计划的财产。任何可能泄漏原子弹秘密的东西，或是在严格的保密监督下运回洛斯一阿拉莫斯，或者运到海上投入深水之中。这项规定，一般均能遵守，虽然在第一次原子弹轰炸以后，在一般保密要求上，立刻出现了松弛现象，而且原子弹的某些外表部分曾被外人看到。然而．被看到的大部分东西，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只是“南瓜”炸弹的部件，因此，主要的保密措施并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
阿耳伯塔小殂的目的是，在必需的可裂变材料可以利用之后，保证尽早地把原于弹成功地用于战争。在“三一”试验后17天内，用来攻击敌八的第一颗原子弹就准备好了，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这17天的大部分时间是用于积累、准备和装填“小男孩”炸弹所需要的追加的放射性物质。实际上，阿耳伯塔小组的工作是这样卓有成效，因而他们能够事先把要在7月31日投挪的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好，如果天气有利于投弹的话，最后一放射性物质将在7月31日的前两天内运到。第二颗原子弹仅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三天就被用于战斗中，尽管其类型与第一颗完全不同，而且装配起来也颇为困难。
虽然我们在对日作战中面临着无数捉摸不定的问题，但当我们知道第509大队愿意而且能够执行人类所能完成的任何任务时，我们总是感到很愉快。但是，这个大队也有它的困难。战后，有人问提贝次，第509大队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他说，最大的困难是捉摸不定；他从来不知道，到了第二天，第一天的计划是否仍然有效。尽管如此，他的队员们在面临着军事机关所从未遇到过的那么多不可预料的问题时，仍能沉着地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而且完成了任务。
仅仅在第一颗原子弹扔下去后的第四天，日本人就开始了投降谈判。在“三一”试验成功以后，随之而来的松弛现象在本计划的整个组织中变得日益严重了。在战争刚结束或将近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许多人员就开始讨论我们的工作对将来的影响。他们所发表的看法，虽说并不特别新奇，但直到那时以前，难得有时间来谈论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从1939年以来，他们一直都很忙。现在，他们都第一次意识到原子能已不只是理论，而且已成为事实，他们还意识到，在地球上发生的核战争不能不给人类带来灾难。这一点，每个亲眼看到“三一”试验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了。
对日胜利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促成了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对于进行过如此艰苦而又如此漫长的劳动的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既严肃而又值得深思的日子。我们解决了结束战争这样一个急迫的问题，但我们却因此而引起了许多推测不到的问题。当我在1945年10月16日把一张陆军部长颁发的奖状授给洛斯一阿拉莫斯实验室时，奥本海默曾以动人的词句概括了我们当时的思想感情，他说：
我以崇敬和感激的心情，从您这儿接受这张赠给洛斯一阿拉莫斯实验室和那些以自己的劳动和忠诚而取得这个荣誉的男人和妇女们的奖状。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们可以骄傲地看看这张奖状和它所象征的一切。
今天这种骄傲的心情同深切的担心交织在一起。如果原子弹被作为新武器装进战争世界的武库，或装进扩军备战的国家的武库，那么，将来总有一天，人类要诅咒洛斯一阿拉莫斯和广岛这两个名字。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必须团结起来，不然他们就会遭到毁灭。这次如此残酷地蹂躏全球的战争已经写下了这些词句。原子弹已经说出了这些词句，并使所有的人去理解它的含义。有一些人曾经在过去的各个时期，对其他的战争和其他的武器，说过这些话。然而这些话在当时并没有使人信服。今天，谁认为这些话说服不了他们，谁就是犯了误解人类历史的错误。我们相信这些话是能够说服人的。
在这个共同的危机面前，我们以我们的工作努力使世界在法制和道义上团结起来。
（钟毅等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