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经到此为止就全部讲完了。大概算起来，天下名山总共有五千三百七十座，分布在东南西北中部各处，并连成一体，绵延六万四千五十六里。
大禹曾经说过：天下名山，我经历过五千三百七十座山，绵延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分布在东南西北中五个部位。说分布五个部位，可能就是天下名山，而其他一些小山太多，实在无法统计。天地间，从东到西有二万八千里，从南到北二万六千里。天下名山中，为河流发源地的山，共有八千里；河流流经的山，也有八千里；蕴藏有铜矿资源的山，共有四百六十七座，蕴藏有铁矿资源的山，共有三千六百九十座。这些山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作为天地分界的树木，也就是各种兵器的原材料被使用、消耗。这些资源，只有勤俭才能有所富余，而奢侈浪费就会最终不够用。再看泰山受封、梁父山受封的，共有七十二家。这七十二家中得失、荣辱、兴衰的规律，其实也正在于勤俭和奢侈不同罢了。
活学活用
《山经》叙述的范围相当广大，除了未提及南海以外，东海、西海、北海、渤海都在尽述之中。那么如此广大的地域，会不会存在多民族的问题？比如解放前的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各种民族语言、方言不计其数，经济状况也不均衡，社会结构也参差不齐。《山经》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描述呢？
很显然，《山经》没有任何民族观念，完全是依据地域来划分的，例如《北山经》记载，神、民生食不火之物，很明显，这描述的是一个野蛮而且落后的地区，非常有可能是一个边远民族。
以水族为例，1956年以来在广西来宾县的麒麟洞、柳江县新兴农场的通天岩发现了“麒麟山人”、“柳江人”的化石。这些化石面部低矮、鼻梁下塌、颧骨较高、下巴微突，与现在壮侗语族的人们基本类似，这些化石都属于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出土的还有大熊猫、箭猪、剑齿象、中国犀等化石，这是关键所在，《山经》所记载的是一个人类与犀象共舞的年代。（不同的是《山经》记载的犀象、兕、牦牛共同出现的地方是在《北山经》、《南山经》，都在北方。而广西是南方）。（摘选自《水族简史》《侗族简史》《壮族简史》）
另外，这些化石都是在山洞中发现的，这是他们的住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穴居”。而《山经》中记载了一个怪物就是西王母，同样是穴居。胡编乱造并不难，难的是编造得合情合理并禁得住推敲。
三个疑点：一、不会使用火；二、与犀象共舞；三、穴居。这只能是原始社会才存在的特征，所以说《山经》的作者要么是真实地记述，要么他对原始社会的理解博大而精深，至少比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我们强得太多，那太不可思议了。
另外我们必须注意这个“穴居”的现象，这是一个孤零零的例子，倘若那个世界的人都是穴居的话，那么没有必要特别的记述“穴居”，或者“穴居”应该更普遍地被记述才对。原因何在？原因就是大部分人已经会“巢居”或者盖房子了，只有少数的边远地区、民族还那么落后，仍然住着山洞里。
如鄂伦春族，《北史》记载有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等五个部落，北室韦居土穴，还是“穴居”；钵室韦则用“桦皮盖屋”，这已经很进步了（摘自《鄂伦春族简史》）。也就是说这种历史演化的痕迹在南北朝时期还存在，发展不均衡、文明与落后共存，才是《山经》的真实面貌，这不可能是狭窄地域或者交通发达地域的特征。
《山经》的社会面貌很复杂，生产方式多种并存，例如狩猎、捕鱼、采集、农耕，在《中山经》（也可能就是中原）的记述中，农耕是相当发达的，对野兽的记述相对较少，而其他经文则非常详尽地记述了禽兽的类别，这对于捕猎是相当有帮助的。
有趣的是，鄂伦春族的猎手特别喜爱地图，他们对山川、河流、猎物、植物了如指掌。他们狩猎经常外出几百里，却绝不迷路，出发前还绘出简单的地图。他们学会满文以后，还在山川上标上名称，这几乎就是《山经》的地区实用版本。
鄂伦春族的经济长期停留在狩猎为主、渔猎采集为辅的阶段，因为狩猎是朝不保夕的。在《山经》中频繁地提到“食之”，这就是狩猎经济的明证，同时植物采集也很重要。对于农作物的描述，《中山经》更丰富一些，其他地区相对薄弱，这是一个漫长的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时期。
祭祀是一个最能体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活动。祭祀讲究的是尽其所能，他有馒头不会用窝头，有精米不会用粗粮，例如纳西族的东巴祭祀，祭品很丰富，有五谷、酥油、家畜，他们祭祀是量力而行，有能力的多供一点，没能力的只需烧香就行。这种祭祀是以村寨为单位的，那么《山经》的祭祀活动以什么为单位呢？大约是以山脉来划分，每次《山经》都有特定的祭祀方法，特殊的山还要特殊的祭。
以《南山经》的南山首经为例：“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
简单地解释一下，毛指毛物，就是长毛的动物，猪犬牛羊皆可。瘗指埋。一璋玉，是个祭祀用的玉质容器。糈是精米，稌米指糯米。白菅是一种植物，茅草类。翻译过来就是“用璋装着毛物埋了，精米选用糯米，席子用茅草”（已经会编织了，可能很粗糙）。这段话很简单，却藏着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
众所周知，《山经》里记载了大量的铜铁，那时候铁器没有多少应用的可能，但是青铜器的历史有几千年了啊，为什么不用青铜器做礼（容）器？而用璋、璧做礼（容）器？
再看《西山经》的西山首经：“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璧。其余十七山之属，皆毛栓用一羊祠之。烛者，百草之未灰，白下蓆采等纯之。”
太牢就是猪牛羊全备。瑜指美玉，婴也是一种专门的祭祀用礼器称号。那么，百瑜、百珪、百璧仍然都是玉器，丝毫没有青铜器的影子，这是怎么回事？
20世纪80年代初，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古墓中出土了红铜铃铛，用C14测定，约在公元前2085年。90年代初，平陆县坡底乡商代的早期祭祀遗址出土了一批二里岗时期的铜器，有大方鼎、圆鼎、爵、觚和铜斧。这说明商周时期祭祀普遍使用的是青铜器，而《山经》的祭祀却确确实实地停留在“以玉为兵”的石器时代。
《山经》知道铁，却不会用铁；现在该知道，《山经》同样知道铜，却仍然不会用铜。否则青铜容器的优点会大量淘汰脆弱的玉质容器，这是毋庸多言的。
以环太湖的良渚文化为例，良渚文化遗址很多，断代在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出土的绝大部分是玉器或石器，根本没有青铜器，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山经》为什么没有青铜礼器。因为《山经》的年代远早于良渚文化，它不可能出现青铜器。值得一提的是，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早期的遗址马家浜文化，距今有7000年的历史，那里的草鞋山发现一处水稻田遗址，而且用稻壳做掺和料制陶器，另外有小型三角石犁，说明当时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一个农业如此发达的地区，很显然狩猎是很不经济的，而且定居的生活也不再适合终日奔波于山林之中，也就是说初民已经从狩猎为主、农耕为辅发展到马家浜文化这种农耕为主的时代了。
马家浜文化中出土了很多鼎、豆、壶和石钺，这些都不如良渚文化出土的物器精致，这显示了一种历史演变的顺序，而《山经》中根本没有鼎豆壶的概念。另外良渚文化中比较吸引人的就是纺织品出现了，在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丝麻制品，经鉴定属家蚕织物，纺织水准相当高，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以上良渚文化资料来自杨楠《良渚文化兴衰原因初探》。）
《山经》中没提到蚕这回事，但是《皇图要览》中记载：“伏羲化蚕，西陵氏始蚕。”西陵氏之女就是黄帝之妻嫘祖，是养蚕治丝方法的创造者。真伪虽然无法考证，不过良渚文化有如此高的纺织水准，肯定是要经过漫长的发展。
有人说这是传说不可信，那么葛洪《神仙传·麻姑》记载：“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可信不可信呢？东海变桑田绝对可信！这也是传说。（当然麻姑说自己看到的，那不可信，除非她是神仙。）
很显然，《山经》描述的生产力相当低下，《周礼·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祭祀规则严格得多，而《山经》中根本没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们不知道“簠簋”是什么，也没有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这样复杂的分类，他们停留在简单的规则上面。
但是，《山经》记述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他们开始提出“郡、县、邑、国、天下”的概念。也就是说，某些发达地区虽然还没有城市，但是交通已经相当发达了，能接触外界了，并且社会财富也增加了，剩余物品越来越多，氏族内的贫富分化也开始出现了，那些发达地区的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正在走向解体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