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青春的哲学观，就是要人对此作正确的理解和回答。因为按照这种哲学观，无论是民族社会还是人生自然，青春与白首之间，新生与衰老之间，都是一个无尽的过程。而且，人们如果能够获得青春之“机轴”，掌握它、利用它，即使是白首的人，白首的民族，又都可以重新获得无尽之青春。所以，李大钊在反对人们讳言中国落后、不敢面对现实的同时，又反对一些人常犯的毛病，即一看中国落后，又灰心丧气，失去信心。对于这种落后状态，李大钊说，青年们“又何作伤”？对于处于衰老状态的民族究竟应该怎么办？李大钊说：“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心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回答是：“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
青年们自觉，就是要认识到一个民族具有青春活力的极端重要性。李大钊说：“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忽能逃者也。”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失败，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素质问题、国力问题？还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李大钊通过历史考察，得出概括的理性结论。青年们认清这一道理，也就理解了中华需要焕发青春和青春必须依靠“再造”的深刻涵义。
青年们自觉，必须立志为青春中国之再生而奋斗。让人们不讳承认中国衰老落后，决不是李大钊的最终目的。他之所以让人们不讳中国是白首的国族，其积极的用意就是要让人们下决心立志改变这种落后。他说：“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中国在当时风雨飘摇之中，人们如果成天只在那里引经据典，龈龈辩证中国之不当死与永远不死，而不是痛下决心去除旧布新，作青春理想之创造，那么，其结果至多是白首中国的“苟延残喘”而已，而决不会有理想的新中华的诞生！
第三，青年们如果愿意担当起创造新中国的重任，那就必须对人生之义有一种彻底的自觉，使自己获得无尽的青春。为此，就必须：
1.必须循今日主义，立即从我做起。在爱国救国问题上，李大钊最反对把个人的责任排除在外，也最反对空叹咨嗟，脱离实践。他指出，凡是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的民族，都“莫不惟青年之是望”。中华民国刚刚建立，“中华”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但是，青年们的“大任”，不仅应为空间上能使“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而且应于时间上也真正体现“中”之本旨。人类历史古往今来在时间上看“变迁何极”！但我们中华青年却应有这样的决心，“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从而，将“中以前之历史”，视为“白首之历史，陈死人之历史”，而“中以后之历史”，则应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李大钊进而大声疾呼：“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职志，而勿逡巡不前。”因循延误，是中国进取之害，也是青年们立志之害。李大钊针对这一积弊，明确指出：“青年安心立命之所，乃在循今日主义以进。”离开“今”的努力与实践，一切未来理想与计划，不管多么美妙宏伟，都只能是空谈空想！
2.必须破除与青春主义不相容的物质与精神之累。
人要立志，要享有无限之青春，必须在物质与精神上彻底破除那些与它根本不相容的东西。这种东西，李大钊主要归结为两方面，一是机械庸俗生活，追求升官发财；二是历史积尘与陈腐观念习惯之束缚。李大钊认为，一个人“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他指出，当时一些人“赴利禄之途也，如蚁之就膻，蛾之投火”，这些人，即使一时得到满意之结果，但“强负黄金与权力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所以，李大钊希望青年：一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二要“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脱衣露身，原意为粗野没有礼貌，此为无牵无挂之意。），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李大钊认为，这才是“人生唯一之蕲（qí）向，青年唯一之责任。”
3.必须从我做起。通过以“青春之我”，来“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青年们也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人生价值和幸福。
李大钊《青春》一文，是他留学回国后贡献于青年的又一重要思想成果。它既是李大钊崇高灵魂和精神品格的光辉体现，同时，又是奋起的中华时代精神的光辉体现。老革命家吴玉章曾为《李大钊选》题词：“青春之气，浩然长存”。——这是非常中肯的。李大钊的一生，就是为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而不忘奋斗的一生。青春的涵义，随着他其后的思想发展虽然在不断丰富发展，但是，从本质上说，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就是青春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反对人成为历史积弊的奴隶，成为陈腐教条的奴隶，成为机械庸俗生活的奴隶，成为黄金权力的奴隶，反对享乐主义，反对悲观厌世思想，主张永葆青春，也就是永葆创造精神与活力，主张“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由此可见李大钊真正彻底革命的精神。他无论在精神、品格、意志以至学识方面都是我国青年当之无愧的导师！
李大钊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是先进的、美好的，但黑暗的现实对于他却是无情的。
他本想在《晨钟报》大干一番，利用这张报纸搞新文化运动和青春中华运动，但1916年9月5日，他即在该报发表启事，声明“以私事萦扰，急思返里，爰请社中另请明达。”今后，“所有编辑部事项，概不负责。”李大钊从受命创办《晨钟报》到声明此后“概不负责”，前后时间大约两个多月。在发表离职声明前天即9月3日，李大钊发表寓意小说《别泪》，将他与梁启超、汤化龙进步派、研究系的一段关系，作了隐喻说明与交代。这一派势力，最大的特点是依傍豪强，卖身投靠一时得势的军阀官僚，也就是与李大钊所说的陈腐白首势力相勾结。在辛亥革命以后，他们曾投靠袁世凯；袁世凯垮台后，它又正在投靠段祺瑞。孙洪伊与这一派势力，过去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在反袁斗争中，孙洪伊已经靠向孙中山革命派一边，成为当时一名很有影响的人物。李大钊在反袁斗争中，也摆脱了北洋势力和梁、汤改良派的某些影响，与孙洪伊关系密切起来，并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以，李大钊脱离《晨钟报》，主要是由于政治倾向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李大钊脱离《晨钟报》以后，与几位友人又办起了《宪法公言》报，因为袁世凯垮台后，中国必须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工作，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该刊章程规定：“本杂志旨在阐明宪法之精微，助长法律之思潮，以荡涤专制之邪秽，而实现一尽善尽美之民国宪法。”李大钊在这个刊物上发表5篇文章，其中有3篇是直接讨论宪法问题的，即《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发表了很有学理价值、很有分量的主张。但是，越是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在当时就越是不能被接受。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是坚决主张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主张地方分权的，而已经获得中央政权的军阀段祺瑞和投靠他们的政客官僚们，则千方百计地企图缩小和限制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并主张加强中央的高度集权。有的人还主张规定以孔教为国教或“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次制宪会议，于1916年9月5日开始，会议当中，段祺瑞操纵的“督军团”干政，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改制宪法。1917年6月13日，国会被迫解散，这次制宪工作也归于流产。李大钊等苦心经营的《宪法公言》因经费问题，在此之前，即1917年1月10日就宣告停刊。
《宪法公言》停刊后，李大钊应《甲寅》日刊的主编章士钊之请，到该刊做编辑工作。他在该刊的5个多月时间里，发表了50多篇文章。1917年6月25日，李大钊在该刊发表最后一篇文章。7月初，张勋拥废帝宣统复辟，北京发生战事。李大钊冒险奔赴上海，寓孙洪伊处，撰写《辟伪调和》、《暴力与政治》等文，对梁启超、段祺瑞与张勋狼狈为奸，破坏中国的民主与法治的阴谋与罪行，进行深刻的批判，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段护法斗争，进行理论阐述，给予坚决有力地支持。
1917年11月11日，李大钊结束了反复辟反段的流亡生活，返回北京。
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李大钊回京后将开始新的征程，继续为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而继续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