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嘴部咀嚼动作和跃马将欲起立的全身动作，都表现得真实生动，而整个造型能看出所雕对象的体魄特点：虎的圆浑、马的劲健，等等。其他一些形象，特别是食羊怪兽的那种夸张的凶猛神气表现得很充分。总之，每一种石雕都具有鲜明的、统一的、完整的内在特性，在这一点上，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达到了纪念碑雕刻的效果。
霍去病墓前石雕和河南中岳庙及山东曲阜的石人一样，在制作上都是利用了原来石料的形态，把原料的物质形态统一在艺术的造型设计之中。在造型上利用大体大面，有明显的体积感，并且圆雕、浮雕与线雕的手法相结合（卧虎身上斑纹是线雕，跃马的侧影是浮雕），这都是造型技术的运用服从主题和创作意图的大胆创造。
高颐墓及武氏祠的石狮子，都是昂首、张口、吐舌的姿态，夸张的表情，是汉至六朝这一流行题材的早期代表作，这一动物形象又名“天禄”及“辟邪”。河南南阳宗资墓的一对石狮子，各在肩上刻出了名字，早在宋代就已引起了考古学者的注意。
汉代雕塑品中丰富地表现了当时现实生活的是陶俑等各种殉葬用的明器。除了建筑物（多层的楼、单层的瓦屋、仓、厕、猪羊圈等）、井、灶、磨、碓及日常用器（杯、盘、案等）的模型外，有大量的动物和各种男女劳动者的单纯而生动的形象。在小件泥塑中，尤其是一些陶俑的面部，呈现人的善良可爱的神情，在人物内心情感的刻划上，比汉代绘画艺术中表现得更具体。泥条捏成的杂技人物，也看出对于动态结构的熟悉。动物中如马的头部的形态起伏的细致变化，被简要地塑造出来，表现了马的健劲有力和具有装饰风，发展了装饰和表现相结合的古代雕塑的艺术传统。而有一部分动物形象，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引起后人注意。汉代的动物俑中，马、狗、猪都有一些很成功的作品。例如四川出土的昂头、举足、摇尾的活泼的马驹、河南辉县出土的陶犬等，都是在千百件出土物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汉代陶马的头部，其形体起伏的细致变化都加以规范化，是一种独具风格的处理方式，一向为美术界所瞩目。
汉代铜铸鎏金的小熊，在汉代雕塑艺术中，也有独特的地位。汉代铜器中做动物形的，如羊形灯、虎形铜镇等也都有助于了解汉代的雕塑艺术。
汉代的男女侍从陶俑，早期的身体扁平，拱手直立，下部裙裾做喇叭状，眉宇之间看出善良温和的神情。汉俑的生动的面部表情，是古代雕塑艺术的一种可贵创造，在陶俑的制作中成为稳固的传统。汉代后期的陶俑，在制作上，由模制发展为捏塑；在造型上由简单的扁平的身躯，发展为较自然合理的体态，可以用双脚直立，可以四面围观；面部表情与全身的姿态、动作配合非常巧妙。陶俑中除侍立的姿态以外，也有拿着农具或洒扫用具的劳动姿态，也有做舞蹈、奏乐姿态的。
四川的汉墓中发现的陶俑，特别是歌舞俑，如那鼓瑟高歌、表情快乐的人，最能收到纯朴自然和真实的效果。四川发现的一些尺寸较大的陶俑，戴着奇异的头饰和耳饰，嘴角、眼角泛着轻微的笑容，在处理内心活动上获得极大的成功。河南洛阳出土的一些杂技陶俑，形体很小，长只寸余，而动作活泼有力，古代艺术家掌握人体在运动中的规律是很成功的。
从汉代的雕塑作品可以看出，古代雕塑艺术的传统，从许多方面来看，而且无论是大件或是小件的雕塑作品，其特点主要表现事物的内在精神，而不是停留在外形的摹拟上。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识到，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其独特的鲜明的艺术风格，标志着艺术创造力的提高。汉代美术创作的重点在于题材意义，注重思想的表现。题材表现的范围相当宽阔。作为艺术的内容则是汉代阶级社会向上发展时期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些较积极的成分，有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所以汉代美术不仅在美术传统的形成上，也在古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生活的不断发展中，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汉赋有何特色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3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鹏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司马相如抚琴图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做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
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
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代史学有何成就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
两汉时期，封建统治者继承了前代由国家修史的传统，在中央设史官，编修历史。其中最有名的史书是《史记》和《汉书》。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65万字。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武帝时为太史令，学识渊博。原拟撰写一部史书，未及撰述，就因病去世。司马迁幼时聪慧，10岁开始诵习古文。20岁时，周游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山东、河南的许多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了解了各地的一些风尚习俗和民间传说，接触过社会各个方面的人物。后为郎中，奉使到今四川、云南等地，对当地少数民族等有所了解。继父任太史令后，又得博览史官所藏图书。他的学术根基深厚，经历丰富，这是后来他撰写《史记》的极有利的条件。
《史记》的撰述，开始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约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撰成。上起黄帝，下迄“当代”（武帝时），以人物传记为主，辅之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体例严整，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此后2000年间的正史编纂创立规范。
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官，原来写作目的是为了宣扬“明圣盛德”，“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先人所言”，以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服务。可是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处腐刑（宫刑），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思想上起了某些变化。他说：“诟莫大于宫刑。”他当时极度悲愤，曾想到死；可是为了完成《史记》一书的写作，还是坚持活下来。他以屈原放逐等古人古事来自勉，借撰述以抒发郁结，申述己志。他对西汉统治者极不满，对皇帝、宗室贵族、外戚和官僚在政治方面的残暴行为，生活方面的奢侈腐朽有所揭露。他对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领袖则给予同情。他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因而为陈胜、吴广做“世家”，同五霸、七雄等诸侯并列，评价很高。除此以外，还为古代、当代的著名学者、医者、商贾以及其他各行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立传，又对天文、历法、礼乐、水利、经济、少数民族，以专章论述，比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正在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的面貌。
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唯改“书”为“纪”，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
《春秋繁露》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