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金顿为了恢复视力，在一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他知道这都是自己必须去做的事情，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逃避，所以唯一能减轻他痛苦的办法就是爽爽快快地去接受它。他拒绝在医院里用私人病房，而和其他病人一起住进大病房。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手术时，他还试着使大家开心——而且他很清楚在他眼睛里动了些什么手术——他只是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幸运。“多么好啊，”他说，“多么妙啊，现代科学发展得如此之快，能够在人的眼睛这么纤细的部位动手术。”一般人如果要忍受12次以上的手术，过着那种不见天日的生活，恐怕都会变成神经病了。可是塔金顿说：“我可不愿意把这次经验拿去换一些更开心的事情。”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件事使他了解到，生命所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力所不及、不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了约翰·弥尔顿所说的：“瞎眼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瞎眼。”
要是我们遇到一些不可改变的事实时就因此而退缩，或是加以反抗，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这些事实，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有一次我拒绝接受我所碰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去反抗它，结果使我失眠好几夜，并且痛苦不堪。我让自己想起所有不愿意想的事情，经过了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我早就知道的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我应该在好几年前，就会吟诵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噢，要像树木和动物一样，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与牛打了12年的交道，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哪一条母牛因为草地缺水干枯，天气太冷，或是哪条公牛追上了别的母牛而大为恼火。动物都能很平静地面对夜晚、暴风雨和饥饿。所以它们从来不会精神崩溃或者是得胃溃疡，它们也从来不会发疯。我是不是说，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呢？不是，那样就成为宿命论者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机会，我们就要奋斗。可是当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时——为了保持我们的理智，让我们不要“左顾右盼，无事自忧”。
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迪安·霍克斯告诉我，他曾经作过一首打油诗当作他的座右铭：“天下疾病多，数也数不了，有的可以医，有的治不好。如果还有医，就该把药找，要是没法治，干脆就忘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好几位在美国很有名的生意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这样的话，就会被过大的压力而压垮。
下面是几个很好的例子：
创设了遍及全国的彭尼连锁店的彭尼告诉我：“哪怕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我看不出忧虑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我尽己所能地把工作做好，至于结果就要听天由命了。”亨利·福特也告诉我一句类似的话：“碰到我没办法处理的事情，我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当我问克莱斯勒公司的总裁K·J·凯勒先生，他如何避免忧虑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碰到很棘手的情况，我只要想得出办法解决，我就会去做。要是做不成，我就干脆把它忘了。我从来不为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能说出这些影响从何而来，所以何必为它们担心呢？”
如果你说凯勒是个哲学家，他一定会觉得非常困窘，他只是一位很好的生意人。可是他的意思，正和19世纪以前罗马的大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理论差不多。爱比克泰德告诉罗马人：“快乐之道不是别的，就是不去为力所不及的事情忧虑。”
50年来，莎拉·伯恩哈特一直是四大洲剧院里独一无二的皇后——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后来，她在71岁那年破产了——所有的钱都损失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兹教授告知她必须把腿锯掉。事情是这样的：
她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碰到了暴风雨，摔倒在甲板上，她的腿伤得很重，她还染上了静脉炎，腿痉挛，剧烈的痛苦使医生诊断她的腿一定要锯掉。这位医生有点怕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脾气很坏的莎拉。他相信，这个可怕的消息一定会使莎拉大为恼火。可是他错了，莎拉看了他一阵子，然后很平静地说：“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那就只好这样了。”这就是命运！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伤心地哭。她朝他挥了挥手，高高兴兴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回来。”在去手术室的路上，她一直背诵着她演过的一出戏里的几句台词。有人问她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提起自己的精神，她说：“不，是要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他们受的压力可大得很呢。”当手术完成、恢复健康之后，莎拉还依然继续环游世界，使她的观众又为她疯迷了7年。
没有人能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既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又能利用这些情感和精力去创造新的生活。你只能在这两者中间选择其一，你可以生活在那些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而弯下自己的身子，你也可以抗拒它们而被摧折。
我在密苏里州的农场上就见过这样的事情。我在农场上种了几十棵树，它们长得非常快，后来下了一阵冰雹，每根细小的树枝上都堆满了一层厚厚的冰。这些树枝在重压之下并没有顺从地弯下来，而是骄傲地反抗着，终于因承受不了而折断。这些树可不像北方的树木那样聪明，我曾经在加拿大看过长达好几百里的常青树林，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柏树或是松树被冰雪或冰雹压垮，因为这些常青树知道怎么去顺从重压，知道怎样弯垂枝条，怎么适应不可避免的情况。日本的柔道大师教他们的学生“要像杨柳一样柔顺，不要像橡树一样挺拔。”
你知道汽车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跑那么久，能忍受那么多的颠簸吗？起初，制造轮胎的人想要制造一种轮胎，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结果轮胎不久就被切成了碎条。然后他们又做出一种轮胎来，吸收路上所碰到的各种压力，这样的轮胎可以“接受一切”。在曲折的人生旅途上，如果我们也能够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颠簸，我们就能够活得更加长久，我们的人生之旅就会更加顺畅！
所以，要改掉你忧虑的习惯，请记住第4个方法——对不可避免的事情，轻松地接受它。
5.学会让忧虑“到此为止”
卡耐基人性智慧金典：我开始在财务以外的忧虑问题上，给自己也订下‘到此为止’的界限，我在每一种烦恼和不快的事情上，都加了一个‘到此为止’的限制，结果真是太妙了。
诸位都想知道如何在华尔街股市上赚钱吧，成千上万的人都想知道其中的秘诀。如果我能知道其中的一二，那么这本书就应该定价1万美元。事实上，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成功的操盘手常用的有效的方法，下面这个故事就与之有关。投资顾问查尔斯·罗伯茨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刚从得克萨斯州来到纽约的时候，身上只有20000美元，是我朋友托付我到股票市场上投资用的。我原以为，我对股票市场懂得很多，可是后来我赔得分文不剩。没错！在某些生意上我赚了几笔，可结果全部都赔光。如果我只把自己的钱都赔光了，我倒不怎么在乎。可是我认为把我朋友们的钱赔光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虽然他们都有足够的钱。在我们的投资出现这种不幸的结果之后，我实在是很害怕再见到他们，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对这件事情不仅看得很开，而且还乐观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我开始仔细研究我所犯过的错误。我下定决心，在我再度进入股票市场以前，一定要先弄明白股票市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找到一位最成功的预测专家波顿·卡瑟斯，和他交上了朋友。我相信我从他那里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多年以来一直是个非常成功的人，我知道能做出这样一番事业的人，不可能全靠机遇和运气。他先问了我几个问题，问我以前是怎么做的。然后告诉我一个股票交易中最重要的原则。他说：‘我在市场上所买的每一宗股票，都有一个到此为止、不能再赔的最低标准。比方说，我买的是每股50美元的股票，我马上规定不能再赔的最低标准是45美元。’这也就是说，万一股票跌价，跌到比买进价低5美元的时候，就立刻卖出去。这样就可以把损失只限定在5美元。卡瑟斯继续说道：‘如果你当初买得很聪明的话，你的赚头可能平均在10美元、25美元，甚至于50美元。因此，在把你的损失限定在5美元以后，即使你半数以上的判断出现错误，也能让你赚很多的钱。’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一办法，从此便一直使用，这个办法替我的顾客和我挽回了不知几千几万块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所谓‘到此为止’的底限原则，也可以用于股票市场之外的地方。我开始在财务以外的忧虑问题上，给自己也订下‘到此为止’的界限，我在每一种烦恼和不快的事情上，都加了一个‘到此为止’的限制，结果真是太妙了。比如，我经常和一个很不守时的朋友共进午餐。他以前总是在我的午餐时间过去大半后才赶来。而现在我告诉他说：以后等你‘到此为止’的限制是10分钟，要是你在10分钟以后才赶到，那我们的午餐就算告吹——你来也找不到我了。
天哪，我真希望我能早几年就有这样的观念，锻炼我的耐性和性情，为我的急躁脾气、我的懊悔以及所有情绪压力定一个‘到此为止’。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到呢？为什么不会对自己说：‘这件事情只值得担这么一点点心——没必要去操更多的心……’”
不过，回想起来，我至少觉得自己在一件事上做得还不差，而且那是一次很严重的情况——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危机——当时我几乎眼看着我的梦想、我对未来的计划，以及多年来的工作付诸东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我30岁刚出头的时候，我决定终生以写小说为职业，想做个弗兰克·瑞斯洛、杰克·伦敦或哈代第二。当时我充满了信心，在欧洲住了两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用美元在欧洲生活，开销算是很小的。我在那儿过了两年，从事我的创作。我把那本书题名为《大风雪》，这个题目取得实在太好了，因为所有出版家对它的态度都冷得像呼啸而过的大风雪一样。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这部作品不值一文，说我没有写小说的天分和才能的时候，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我茫然失措地离开他的办公室，哪怕他当时用棍子当头敲我，也不会让我更感到吃惊，我简直是呆住了。我发现自己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必须作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往哪一个方向转呢？几星期以后，我才从茫然中醒来。在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过“给你的忧虑订下‘到此为止’的限制”的说法，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所做的正是这件事。我把费尽心血写那部小说的两年时间看作是一次可贵的经历，然后从那里继续前进。我回到组织和教授成人教育班的老本行，有空的时候写一些传记和非小说类的书。
你是否想知道，我是不是很高兴自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现在每当我想起那件事情，我就得意地想在街上跳舞。我可以很坦诚地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哪一天或哪一个小时后悔我没有成为哈代第二。
在100年前的一个夜晚，当一只鸟在华登湖畔的树林里鸣叫的时候，梭罗用鹅毛笔蘸着自制墨水，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件事物的代价，也就是我称之为生活的总值，需要当场交换，或在最后付出。”换个方式来说：如果我们以生活的一部分来付出代价，而且付得太多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傻子。这也正是吉尔伯和苏里文的悲哀：他们知道如何创作出快乐的歌词和曲子，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他们写过许多世人非常喜欢的轻歌剧，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他们有一次竟然为了一块地毯的价钱而争吵了好多年：苏里文为他们剧院买了一块新地毯，可是当吉尔伯看到账单时，非常恼火。这件事后来甚至闹上公堂，从此两个人到死都没有再交谈过。
苏里文为新歌剧写完曲子之后，就把它寄给吉尔伯；而吉尔伯填上歌词之后，再把它寄回给苏里文。有一次，他们不得不同时上台谢幕，于是，他们站在舞台的两边，分别面朝着不同的方向鞠躬，这样才不至于看见对方。他们不懂得在出现矛盾和不快的时候，订下一个“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却做到了这一点。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次，林肯的几位朋友攻击他的一些敌人，林肯说：“你们对私人恩怨的感受比我更多，也许我这种感觉太少吧。可是我向来以为这样很不值得。一个人实在没有必要把时间花在争吵上。要是那个人不再攻击我，我也不会再记他的仇。”我真希望我的伊迪丝姑妈也能有林肯这样宽以待人的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