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现代史来看，干部是革命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概念，凡是革命队伍中的大小负责人，有一定级别的人都被称作干部。建国后，干部的涵盖面不仅包括政府机构，也运用到厂矿村庄，大街小巷。革命战争年代参加工作的那一大批人不用说就都成了干部或“革命干部”了，新的干部成员来自转干、招干的是少数，绝大部分是考上了正规的国家承认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分进国营单位，便就有了干部身份。不管当不当官，都是干部，比如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的编辑记者、大中小学校的教师和医生等等，都属于干部行列。也就是说，所有国营企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都是干部。
那么当了干部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大大的有啊！姑娘找对象，“干部”就是一个大法码。只要这个人成了干部，这个人便被划人财政供养的范畴，有了一切生活保障，即工资、住房、医疗、福利、养老退休金等，便有了终身的铁饭碗。国家对此人包到老，包到死。
有这么大的好处，在和平年代，学生的家长、学生本人为什么不去拼命考大学呢？一考上大学，成了干部，很多让父母操心的问题都解决了呀！任你素质教育喊破喉咙、震破嗓子，还是一边去吧！你素质教育解决工资吗？解决住房吗？解决医疗福利吗？解决养老退休金吗？解决终身的铁饭碗吗？解决城市户口吗？……等你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些问题，我再去搞素质教育吧！但是，这种国家大包大揽的做法无异于用纸去包火。
纸是包不住火的。因此，即使单从教育体制改革这块来看，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必须要进行的，因为教育的领地是一个“干部”成堆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我国以干部为中心吃财政饭的有多少呢？一份调查资料显示有3300多万！其中有800多万是各级党和政府机关干部，其他2600多万是各类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及教育医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这些人员都要靠国家财政来发工资。这种状况使国家财政难以重负，对市场经济的实施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按这个数字来计算，12亿中国人每20多人就要养一个干部，也就是吃国家财政饭的。结果有人戏称，中国财政是“吃饭财政”。
也许对于20多人养活一个人，在普通人心中并没有多少明确的尺度，那就让我们来作一个纵的和横的比较吧。先看纵的，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总人口中与财政负担的脱产人员的比例，即供养关系为例：在汉朝时为3000：1，清朝为1000：1，而今天为26．6：1。即使仅按800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也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6．4个官员，20个吃财政饭的人；而清朝时1000个人中只有1个官员；唐朝时只有0．3个，而汉朝时1000个人里平均不足0．13个官员。
再看横的，克林顿总统在90年代初上台时曾指出，美国联邦政府有近300万政府文职人员，占全国劳动力人口的2．8％，而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这个比例只在1．4％，英国1．9％，因此应当大力削减政府人员。而我国目前3300万靠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占全国7亿总劳动力的比例大约为5％，也就是说，我国党政机关和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员与国家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西方发达国家的2到4倍。在美国，每100个人里有近1．25个政府人员，在德国和日本，每100个人平均有0．6个，而在中国，每100个人里有近3个人靠财政养活。
道理很简单，1000个人养活一个官员轻松，还是20几个人供养一个干部轻松呢？从数字上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今天中国国民负担沉重的程度了。
在干部成堆的地方，如国家机关，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和医疗卫生等部门，以干部为核心，聚集了一大批靠国家财政开支的人，勤杂维修和后勤服务人员都成了国家财政拨款发工资的对象。这样一来，干部便成了一个社会阶层、身份或特权的代名词。它反映的仍然是过去革命时期一个政治的概念，而不是现代法治国家依法行政者的概念。因此，今天“干部”一词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应该全部给予缩小——仅仅是指国家公务员，或者看成是将来的国家雇员，而其他的像什么教师、编辑、艺术家、作家、律师、医生，用不着再加上一个干部的身份，他们像工人、农民[基础纳税人（农业税）]、企业家一样，都应该成为纳税人。
让我们再审视一下有着3300多万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
他是一所北京某名牌大学的计算机系的系主任，教授，但他又办了个计算机公司。他既是这个系的系主任，又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原因和理由很中肯——把知识技术变成产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这些是完全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在于这个系主任所在的大学是“国立的”，是“国营的”，该系主任的工资是财政的拨款，该系主任是国家“干部”，其房子、医疗保险全是由“纳税人”提供（在此，我们已不把财政拨款叫“皇粮”，而是叫“税粮”）。可是假如你是“私立的”“非国营的”人也办个计算机公司，假如你的业务与那个系主任的公司业务相竞争，你就会发现这是不公平竞争。因为你得自己给自己开工资，自己租房子，自己买医疗保险，纳税就不算了。再怎么说，你的成本也比系主任的成本高得多，因为系主任不用考虑工资、房租和医疗保险等问题。同样一个东西，系主任的公司卖50元都有钱赚，而你的东西卖80元可能还保不住本。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这个系主任所在的大学是一所反腐倡廉的大学，他们的学生在历次反腐运动中，都站在最前列。后来我与该校的师生交流时问他们，这种现象算不算腐败？他们一时语塞，但聪明的学子很快反应过来却说：“甭老盯着我们，现在军队、武警、公、检、法办的公司企业还少吗？”但是十五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已明确发出通知，军队、武警、公检法所办的企业全部干净、彻底地与主办单位脱钩，军队、武警、公检法一律吃“皇粮”，这个“皇粮”已不是封建传统意义上的皇粮，而是现代意义上的“税粮”。
军队、武警、公检法的企业可以脱钩，而大学办的企业一定要脱钩吗？不一定，因为把知识技术变成产品，走技工贸和产学研的路子是正确发展的路子。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大学不能再吃“皇粮”了。
大学就是大学，不再属于什么行政事业单位，不再有什么行政级别，不再像那个煤炭工业总公司的那位工作人员所再三强调的那样：“我们公司是国家正部级公司，总经理由前煤炭部长于洪恩担任。”（引自王安《干部下岗——也是一种壮士断腕》）系主任就是系主任，教授就是教授，不再是什么国家干部，国家财政拨的“税粮”逐渐减少直到最后不给了——还是可行的。因为现在大学生上学所交的钱已经可以说是自己投资自己了。世界排名前十名的大学，几乎全是“私立大学”，像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等等。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崭新的观念：老师的知识也是商品，学生可以拿钱来买。这个“学生”是广义的，他可以是青年学子，也可能是个老头。同样的：编辑、记者、作家、工程师、律师、医生等等，其知识、思想、智慧、技能和服务都可以是商品，需要的人都应该拿钱去买，这样才能把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推向市场。
前面的文字，可能使我们看到了财政负担的沉重，而现在我们要分析一下，吃财政饭的人太多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以及这种危害对教育体制改革的影响。
在1998年党的十五大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在他所作的机构改革方案说明中指出，重叠庞大的政府机构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必须进行改革。上任财政部长刘仲藜，1998年3月6日，在财政预算报告中披露了去年国家财政赤字数额：560亿元人民币。他说：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过多，已大大超过了财政的负担能力。有资料表明到1996年底，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已达到3673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8成，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1％上长到3％，升幅惊人。财政部长助理刘长琨披露，1993年曾进行过力度较大的机构精简，但就在一片裁员的“雷声”中，5年中全国的机关、事业单位又增加了500多万人。实际上，自1993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每年增加1000亿元，但这1000亿几乎被同期增加的吃“皇粮”的人消耗掉了。中国的财政几乎真的成了“吃饭财政”。有关人士警告说：当前中国的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已经到了如不进行机构改革，中国的财政就有被拖跨的危险。
我国的财政部门一再为各级政府机关沉重的“人、车、会”开支叫苦。一个人口不足3万人的小镇，政府机构人员多达180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已成了我国许多政府部门的通病。为了养活这些多出来的人头，各级政府部门不得不硬性增加财政收入。1995年预算外的收入达到3800亿元。尽管如此，目前全国仍约有一半的县财政困难，像陕西省90多个县市中有60个发不出工资。有的地方乡镇一级政府干部的工资总要拖欠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发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破”事都能发生。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了下面几件事：
一镇政府把临街店铺的门口埋上水泥电线杆子，原因是这些店铺没有交什么“临街位置费”。
张家口一个体商户送了不到2万块钱的礼，就把区基层、中级和省高级法院的几名法官给拖下了水。
长春市边的九台市越过地税局直接向那些家有拖拉机的农民征收“营运税”，尽管这些农民只把拖拉机当成自家的老牛来使。……
机构不精简，工资发不出来，就迫使某些手中有权的部门滥用职权，向社会敲诈勒索，乱收费已司空见惯，贪污受贿已不可避免，由此导致社会整体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已谈不上去搞什么教育体制改革，素质教育只能流于形式。
除了算经济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臃肿的机构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产生着不良影响。这些领域里的一个最大现象是空话连篇、废话连篇。河北某文联一朋友气愤地说：“整天扯淡，制造的全是文字垃圾！”他似乎有点偏激，但由于空泛虚假之风盛行，一句话就可以表达清楚的文件要罗嗦上二三页纸；几分钟就可以讨论清楚的事，要开几天会。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完全滋生于机构臃肿这种弊病。换句话说，机构臃肿是腐败和一切不良现象得以滋生的温床。那些一定要发表论文的要求也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当纳税人的钱越来越多地拿去养活那些臃肿机构的时候，自然就没有钱拿去办教育，不要说开办新的大学和中小学，不拖欠教师的工资就已不错。这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大学生在校率低的原因之一。
但是，是不是办教育都是财政拨款的事呢？回答是否定的。这里我们有很多观念要彻底改变。
精简机构和人员不仅仅是简单的机关人员增减，这种“量”的改变确切地说还谈不上政治意义上的改革，这也是建国以来历次机构改革不理想的一个大原因。那条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子是不能再走了！我们必须从“质”的方面来把握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真的是一场革命。有人曾提出：机构改革重要的是要法制化，应当制订编制法，坚持党政分开，党群编制与政府编制应该彻底分开。
这种观点所要表达的意义应该说被新一任的人事部长宋德福给予具体化了。宋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要树立两个观念：一是成本观念，公务员一定要讲成本，机关不讲成本是一弊端；二是要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我们公务员花的钱，包括工资在内，是谁的钱？是纳税人的钱，是人民的钱，是国家的钱，因此公务员应该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
说“人民的钱”，“国家的钱”还有些抽象，具体一点：应该是“纳税人的钱”，再具体一点：是农民、工人、厂长、经理、老板们的钱，是承担税负的企事业单位的钱。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九亿农民的钱，因为他们交的是农业税，农业税当然也是税，因此九亿农民是纳税人，是基础纳税人，而那些事业单位的人，这3300万人，算什么人呢？有时想想，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会发现，如果他们不能尽快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就会显得不伦不类。《中国保险报》记者王安在其《干部下岗：也是一种壮士断腕》一文中这样写道：
都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也对，但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利益也是力量，因此，以3300万吃皇粮者（更有国家保皇粮，自己挣外快的好事）和12亿人口之比达到1：36，或可有一比的是日本，官民之比为1：236。
王记者用括号里的“更有国家保皇粮，自己挣外块的好事”，表达了对那些不伦不类的人的态度。进一步深入思考下去，我们会伤心的发现，社会上好多好多现象都在糟蹋纳税人的钱啊！
中国文学出版社的一名文学翻译兼编辑告诉我，他们收到很多外国作家的电子邮件信，信里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的一个被多次提出的问题是：“你们中国的作家怎么还有工资可领？”（指专业作家）他们实在迷惑不解。编辑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又怎么回答呢？那就用这本书来回答吧！也许答非所问，也许驴唇不对马嘴。
作家和教授不能搞终身制了！但作家、教授的终身制是干部终身制的延续，当“干部”真的没有终身制时，其他一切终身制都失去了依托。……
这种一边吃着“皇粮”一边挣着外快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十五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已替老百姓说“不”，对此，我们可以充满信心。
现在的问题是，假设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了，我们有了很多的财政收入。朱总理曾特别强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科教兴国”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怎样“科教兴国”，是把精简机构省下的钱全部投入办教育吗？显然这里面讲究的东西应该很多。
仍以前文提到的那所北京的名牌大学为例，他的系主任办公司，学生上学也交了足够的钱，学生等于自己投资自己，应该说大学已经能自给自足了，难道还要给大学增加财政拨款吗？
增加财政拨款一旦使用不好，就会造成很多不良的后果，如失去创新动力，失去面向市场的活力，仍然搞职称的终身制，因为他们仍然有“皇粮”可吃。几十年来，我们没有靠“皇粮”养出一所世界级的名牌大学，而世界上真正一流的名牌大学却全是私立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