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仅班里的同学嘲讽我，我的父母知道后也是对我大发脾气，说我不务正业，看些没用的书，影响了成绩（我现在在班里的78位同学中已排到了第40位），说往后不准再看那些书啦等等。我知道父母也是对我好，怕我考不上大学，没出息。但我又不想放弃这方面的一些能力，真是进退两难。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做？如果应该坚持下去，您能为我再推荐几本书吗？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九七级（2）李志强
1998年12月27日
这封信我读了很多遍，感慨良多。后来我提笔认真地给他回了一封信：
志强同学您好！
从信上看，知道你是一位很有创造潜质的同学。这很好！往往这种同学将来都能有真正的出息。这个出息不能以能否考上大学为评判的依据。
但就目前你的情况来看，我想仍以考大学为主。因为考大学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创新的过程。或者是为将来创新创造准备材料的过程，考上大学，也许就能准备更多的材料，使创造创新的技术含量加大，你说呢？
另外，应该处理好与父母、同学、老师的关系。应该告诉他们，你所看的书并不是一本没用的书。据说，这本书一些领导同志和美国白宫的记者都看。你能喜欢看，说明你有一定的眼光（但最好保持沉默）。
但我们不要被深远的眼光挡住眼前的努力。既然你已看了《点子思维》，就应将书中的各种方法应用到学习上，点子思维就是创造思维，比如发散思维、联想思维，逆向思维等。对学习数学、英语、写作文都有帮助。一道数理化的习题能有多种解法，其实就是发散思维，而联想思维就能帮助我们记忆外语、历史、语文上的东西。逆向思维可以帮助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样，就可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彻底弄清楚书上的知识，而不是死记硬背，这对考大学是有很大帮助的。高考越来越重视能力的考察。当然，该记住的东西，也要记住！
不要被何阳烧掉大学文凭所迷惑，何阳烧掉文凭是出自对当时的体制（大锅饭）不满。而不是对知识的拒绝。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学习知识将是终身需要投资的一件大事，而考上大学无疑是最适合青年选择的一条学习之路，如果不走此路，别的路不是不可走，但可能要走很多弯路而付出更多的代价。
希望能在大学校园里见到你。切记：上大学与创造并不矛盾。
顺祝
冬安
文冲
1999／1／8
不知这封回信能否令人满意，有时我不能完全回复中学生的来信，这封信就算给所有来信的全国中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吧。
事实上，高考本身也还反映出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以1998年为例。全国统一高考的理工科考试总分为700多分，考390多分在北京能上大学（含大专），在分数线中等的河南考390多分能干什么呢？那将是“小秃子烂下身——是一头没一头”。若考530分呢？在北京可能上名牌大学，而在我的家乡河南某县，这个分数只是补习班的分数线。要是只考529分想上补习班怎么办呢？那就得拿好几千块钱来买这一分，湖北、湖南和江浙一带的分数线就更高了。这不能不让人质问：为什么同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同样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呢？
然而差那一两百分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是一所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学生宿舍，屋里住着七个小哥们，北京来的学生分数低很多。但四年一过，面目全非，北京的学生以优异成绩被保送研究生，后去美国，而那些高分的外地学生，有的没能读完，有的甚至连学位也没拿到（有去学比尔·盖茨的）。这似乎说明了分数的高低并没有多大意义。而高考又必须以分数来决定，这就要求对高考本身进行改革。最近的“3+X”考试试点，各省独立命题，大学自己命题，教材改革等都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根本的更完善的出路还要探索下去。还是如前文所说的要“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评估体系”。
这个价值评估体系应该是全面而中肯并可以实际操作的。我的朋友、《学习的革命》一书的翻译顾瑞荣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人的智力至少应该包括七种：一、语言的智力；二、逻辑的数学的智力；三、视觉空间的智力；四、音乐的智力；五、身体动觉的智力；六、人际交往或社会的智力；七、进入内心即识自智力。为了考试，为了升学率，我们的中学只重视了前两种的智力开发，而忽略了后面几种的智力开发，大批具有3—7种智力的学生被视为“笨蛋”或被迫忍痛割爱，转而加入应试教育行列。毋庸讳言，在应试教育中，大家都以考上清华、北大为荣，这并不错，但至少是有局限的。如果你有突出的视觉空间的智力，你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画家呢？像徐悲鸿、张大千、黄胄或我的朋友画家张继山；如果你有突出的音乐智力，你为什么不能成为音乐家、歌手呢？李谷一、韦唯、王菲、那英这不都是很“吃香”的人吗；如果你有突出的身体动觉的智力，你为什么不能成为优秀运动员、演员或舞蹈家呢，像李宁、邓亚萍、黄宏、赵本山、杨丽萍等一样，那你的父母高兴都来不及呢；如果你有突出的人际交往或社会的智力，如果你有突出的进入内心即识自智力，那你就可能成为一个更有作为的人。当然，以上所举的名人显然是少数，但如果我们的教育能重视起来，那么我们的整体素质就提高了。
大学还是要上的，像李宁、邓亚萍等现在都在清华北大读书。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考上大学就成了人才了呢？我在电台里就这个问题作了认真回答。我对节目主持人和那晚的全国听众说：“假如我有一个小孩，你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一考上大学了，一般认为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没想到主持人插话说：“尤其考上了清华北大就更觉得……”而我认为，还不能算是人才。在我的文章里，把大中专学生概括为“待岗职工”，剩下的就只有靠自己努力了，努力得好就“上岗”，努力得不好就“下岗”。“考上大学就是人才”其实是我们认识上的误区，而要走出这个误区，整个中国需要50年。
主持人的插话，可能会使清华北大的学生感到尴尬，其实我并非要贬低清华、北大。说“学不到”正是说明了他们的“牛”啊！说“哈佛学不到”。正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哈佛。只是清华和北大两校时有不服，大家可能都知道两校有个著名的对话：“你清华有未名湖吗？”清华学子则反唇相讥：“未名湖又怎么样？除了淹死几个诗人还有什么用？”这像两个小孩在“逗闷子”。也好，这促使两校竞争。但倘若要寻找对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窃以为：北大是不可替代的，虽然我在清华修过课。但这并不影响清华后来居上。
获得首届“五·四”奖章的科技工作者青海石油管理局的秦文贵，在接受中央台的记者采访时说：“什么叫知识分子？不是说你大学毕业就是知识分子了，你得把学习的知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才能叫知识分子”。我们说，这是正确的，没有什么可“叫板”的。但也要关注那些还没有取得的成功“准”知识分子，或许他们终身都不能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成功，但他们是铺路石、连接点，也应该是“知识分子”。但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四章，我们一直在淡化这个“知识分子”的称法。
第三位是武汉市的一位大三的学生，他利用暑假特意跑到北京来，几经周折，在我的书房我们见了面。他说：大学不想上了，太没意思，想退学，想像比尔·盖茨那样去创业，他的家长不同意。家长不同意是个小事，可关键创业于什么？他说的几个方案，我提出疑问，他自己却不能自圆其说。
我想到了比尔·盖茨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时的情景。暴风雨般的掌声过后，清华学子问盖茨：“你创造了一个神话，又打破了一个神话，你没读完大学，就退学创业，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的读完大学呢？”盖茨没有简单的回答“是”还是“不是”，他说：“那时候我是赶上机会了，等我毕业可能机会就没了。微软也是需要大量学有所成的人才……”究竟什么样的人算学有所成的人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成功了，怎么都好说，如果不成功，就可能碰上：“我说吧，当初让你……不听我的话，现在……”这太庸俗了，但现实就这么市侩，这么俗气。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保留学籍，随时可以来学。比尔·盖茨说：他一直想再回大学，只是没有时间。
我建议那位武汉的学生，边学习边寻求机会，如今他正准备考研。这下他的父母便“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好孩子，真乖！”
第四个是我碰到的一位西北大学的学生，他在来信中告诉我：他听过何阳的报告后，也热血沸腾，随即也把四年来辛辛苦苦挣来的大学文凭给烧了，之后去深圳打工。我告诉他：这大可不必，何阳烧掉了大学文凭，并不是说明知识不重要，而是对当时那个脑体倒挂的旧体制的一种不满、一种蔑视、一种发泄罢了！而现在应该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时代了！那张纸做的文凭并不碍多大事。
有位化学博士，却十分有趣地说：“混了十多年了，论文写了一大堆，还弄了几项专利，可如今啥也没有，银行存款是负数……”博士如今在忙着想法出国。
我总在想没有真正的创新，或者不能把自己的创新成果产业化，到国外又能怎样呢？我的一些在国外的同学和亲友也正决定回国来发展事业呢。我也的确碰到两位大学生对我心酸诉说。一位某大学的哲学系的学生和一某矿业大学选矿专业的学生，他们都辞职下了海，但几经折腾，如今已年过而立，还没收获，专业用不上，“感到读四年大学真丢人”，平时与人交往找工作时都说自己是中学生，这或许是“应试教育”结出的苦果。但作者似乎也看出他们将是大器晚成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教育体制改革是多么迫切和艰巨。还是像前文所说的那样要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评估体系。尽管我们说教育体制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但这不等于说一定要等到政治体制改好了，才去改革教育体制，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决定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反过来，教育体制改革又反作用于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求和提供相关的必要的人才。
现在，我不知能否回答我的读者提问：我为什么要用“清华北大学不到”作我的那本书的副标题了——我不是在找什么“噱头”，我是想借此来谈教育问题！记得我在那次图书定货会上，我的眼前突然来了一个人，一看外表，就知道是一个很有风度的高级知识分子，五十岁上下。但见他惊喜地拉着我的手说：“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了，终于有这本书了，好！好！学不到！学不到！学不到啊！”我一点也不认识他，只是在现场宣传我的书。他接着说：“这些年来，究竟培养出什么人才了？”他像是问我，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我说培养出来了，很多跑到国外了。他说：“那不叫人才！”他给我留下了一张名片，原来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位外语系的教授。后来我发现有不少老教授买我的书看。看来教育的问题的确很多很多，下面的章节依然谈不完。
历史给了中国每所大学甚至大专学校成为中国第一学府的一个“天赐”良机，因为我们还没有哪一所大学获得诺贝尔奖。谁率先获得，人们的目光就会投向谁。如果我们的清华、北大不能率先获得，那就有可能成为今天的“永久”、“飞鸽”或“凤凰”牌自行车了。
其实，无论是谁率先获得诺贝尔奖并不重要，只要是大陆的人，那都是中国人的骄傲。关键是如何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以便出现更多的创新的东西或将创新成果给产业化。当我们确立一切以创新或创新成果产业化为取得成功和获得奖励的标准（这也应该成为前文所说的价值评估体系中的关键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首先，文凭、学历和职称显然不是最重要的了（此时考查的文凭、学历和职称是在不决定户口、身份的情况下）。其次，“自学成才奖”应该被放进博物馆了。从前到现在，各省、市和大型国营单位都设有“自学成才奖”。这种奖常奖励给那些没有大学学历，但取得一定成就并获得一定奖励的人。而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如果他取得一定的成就或获得一定的奖励，那是永远不可能获得“自学成才奖”的，如果要奖的话，那只能是别的奖，比如五·一劳动奖、五·四奖章等。仿佛大学毕业就必须的必然的或应该的成了人才一样。
青海油田的秦文贵取得重大成就后，获得很多大奖，但获得不了“自学成才奖”。原因是他大学毕业，而河南平顶山田庄矿的“专家级的工人”张玮，除了可获得秦文贵所获得奖项以外，他还可以获得“自学成才奖”，原因是他只是初中毕业。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一个有大学文凭的人所取得的成就不是靠自学得来的吗？难道在课堂里就能培养出五·一劳模？五·四劳模？诺贝尔奖获得者吗？这样一反问，很多问题就清楚了。可以这样说，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都是靠自学得来的，无论他拥有什么样的文凭：博士、硕士，还是什么职称如工程师、教授等等，他不可能在课堂上得到。如果能的话，这说明他的老师太“牛”了，那他的老师肯定不会去教学生了，转而自己去挣诺贝尔奖了（体育等吃青春体力饭的除外），就像我们在学校里，我们可以学会写作文，但不能学成为一个作家（有时，作者认为上“作家班”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我们可以学会编一些小程序，但不能立即学会编出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系统软件或应用软件。因此还可以说：所有获得其它奖的人也都是靠自学得来的。显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奖，奖励当事人的应该是创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并将创新成果产业化——这才是实质的根本的东西，这样才算奖励到“点子”上。而创新显然是要靠自身努力和自学的，在创造创新面前是没有老师一说的，因此，创新与文凭和学历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文凭、学历顶多在创新途中帮助当事人少走点弯路罢了。
如果说秦文贵大学毕业后搞的是本专业的话，而像叶永烈、王小波等一些工科大学毕业的学生却在文学领域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只能来自他们的自学并创新。而秦文贵的大学同班同学并没有取得秦所取得的成就，因此秦的成就也只能来自秦的自学并创新。一些国营大单位仅因为青工获得大学文凭并没有结合本职工作创新，便被授予了“自学成才奖”，结果使青工们都忙着去弄文凭而耽误了生产，这就得不偿失了。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颁发“自学成才奖”了，只需颁发“创新成就奖”或其它奖就行了。如果一定要颁发“自学成才奖”的话，那就不必再考虑学历和文凭了。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中，“终身自学”与“终身学习”是一致的。大学毕业与人才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就画上等号。而按秦文贵的说法：大学毕业还不能算知识分子。这在前文已经阐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