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人先哲写过不少论述国民劣根性的文章，如鲁迅等。这个“劣根性”表现之一，就是“奴性”。关于“奴性”，我曾作过“发散”的思考。比如，当年日本人为什么敢入侵中国？电视剧《远东阴谋》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那位日本关东军司令在谋划入侵中国时说：中国人只适合当牛做马、做奴才，这从中国的太监制度可以看出……这不能不使我们打个激灵。我们似乎从来都没有去认真思考这个太监制度。是啊！一个民族，几千年来，总有那么一群男人，宁愿割掉自己的“小鸡鸡”去侍候皇帝老儿，这样的民族，别人不把你当猪当狗，还能把你当什么？反省我们自己，当年日本入侵中国，如果我们不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团结，没有汉奸，那么我们就是用人去硬堆，都能把日本人给堆死，给压死……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尽管还存在着少许腐败等问题，但她帮助了这个民族获得了人格和国格。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建国以来尤其是世界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地位显得越来越举足轻重。曾是一盘散沙的民族，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内对外才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
在我的视听世界里，我经常可以看到中国的姑娘被外国的男人和小流氓欺辱调戏，什么“老毛子”、“美国大兵”，“小日本鬼子”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有一天，我竟在由冯巩主演的电影里看见一个中国小流氓去欺辱调戏一个俄罗斯少女。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心里想：前苏联的路走得对吗？最倒霉的要算那位国家宇航员。他完成任务准备返回地球时，地球上的同事却对他说：哥们，你还是先飞着吧！别下来，苏联解体了，还不知我们归谁呢！结果这“哥们”又多飞了好长好长时间。
1999年5月份，北约空袭南联盟，俄罗斯在奔走呼号着，但似乎有点底气不足！
今天虽然没有了“太监”，但“太监心理”还存在于我们一些人的头脑中。
我曾希望人们“打心眼里热爱中国共产党”。那么对中国共产党我们为什么要无条件去热爱呢？此时，我们无需从历史的角度去回答，因为我们通过现实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的确确是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稳定昌盛而奋斗。如果说存在着问题的话，那只是方法的问题。由于某些方法的不妥，而常常出现费力不讨好的事。然而，好的方法不是一下子就有的，这需要时间。另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它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也有人认为：“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党统治必然导致腐败”。而我认为：一党统治与腐败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腐败，那是全球性的问题，并不是共产党国家所独有的。美国有腐败，韩国有腐败，日本更是接连不断，当然它们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看到就连奥委会这个组织还存在着腐败分子。那年我们没有申办上2000年奥运会，跟奥委会官员腐败有没有关系呢？
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一直在高举着“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这一伟大旗帜，同中外反动和敌对势力作最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赢得了今天的成就。就是在今天也在为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而奋斗着，绝不至于怕这个东西。如果不带有任何偏见和短视，就不能不承认这点。
我曾撰文历数“官本位”（以吃上“皇粮”当上官为取得成功的标志）思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危害，但也特别强调指出：“官本位”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是互为因果关系。官本位思想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在国人心中的积淀，即使不是共产党领导，它会长期地存在着，要铲除它那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奋斗宗旨，正是要从根本彻底铲除腐朽没落的封建的“官本位”思想。对此，我们完全可以充满信心。
一段时间以来，姓“资”还是姓“社”，这使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蒙上一层阴影，于是我撰文写道：“总是争论姓‘资’还是姓‘社’，是不是因为心虚呢？发达国家似乎从不争论这个问题，需要国家搞的就让国家搞，需要国家和个人一块搞的就在法律的轨道上一块搞，国家不愿搞的，私人愿意搞，依法搞就是了，费什么劲呢！？当你走在中国的车站码头，看见卖‘天津煎饼果子’的摊上写着‘国营’二字或看见‘国营旅店（小旅馆）’时，你是哭还是笑？中国人的悲剧似乎就在于自己喜欢给自己下套，然后再往里钻！”
后来，我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能使社会生产力大发展，能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其他都是“点子”、“方法”、“方式”、“手段”。
我的这一论调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但是我特别强调：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因为历史、现实、国人的素质一而再、再二而三地正告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稳定的“擎天柱”、“定海神针”。稳定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不是在唱高调，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最吃苦受难的还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一个不稳定的国家，学子们还会喊出：“华北之大，竟不能安放下一张书桌！”如果我们再喊出来，那就不能再是“悲壮”了，而只能是“苍凉”！
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永远去追寻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如果我们能选择一条代价最小的最好的路径，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获得这种自信：让我们去“和平演变”资本主义……
随着民众素质的提高，法治的完善，尤其是以高科技手段而组成的社会监督体系的应用，相信未来会朝向我们理想的王国迈进的！对此，我们可以充满信心。
如果说这节说得太过抽象的话，下一节的很多内容可能会具体地来帮助我们理解。
■文化积淀：为什么不能开个“青楼饭店”
毫无疑问，现在大中学生毕业后的工作不像从前那样容易找了。我们说毕业即失业并不可怕，但是怎样才能“不可怕”呢？如果我们没有真才实学，没有创新才能，依然是等、靠、要，依然坚持认为只有吃上“皇粮”才叫工作的话，那么这才是可怕的。这个可怕不是来自有没有工作，而是来自那些可怕的观念本身。如果固守这些观念，即使有一份工作也是可怕的。
话虽如此，可现实又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我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我的存在，究竟对中国当代的大中专学生有什么意义？我去大中专学校演讲难道仅仅是为了多卖几本书吗？有人说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有人把我叫成中国当代的“文人”。作为“文人”，我能解决什么问题？我能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研究生毕业的杨本轮分到国家人事部工作，但不久他主动辞职回到自己那个偏远的山区农村当村长。
但杨没能成功，之后去了深圳。原因在哪儿？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来找原因，而不能动不动就去指责谁谁的领导。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因素和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文化积淀。
什么是封建传统的“文化积淀”呢？我们可以举例来形象地加以说明。我住过的一个城市里有一个饭店叫“红楼饭店”，生意不错。紧接着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能不能开个“黄楼饭店”？能不能开个“蓝楼饭店”？能不能开个“紫楼饭店”？回答说：怎么不可以？可我们接着问：“开个‘青楼饭店’行不行呢？”这个时候你的“文化积淀”就开始“作怪”了。你可能回答说：“不行！”“为什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青楼代表妓院。”但谁把这个“青楼”赋予了“妓院”的含义呢？我们无从考证，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如果你真的开了“青楼饭店”，工商局还真的没有什么法律依据去查封你，这与以“皇帝”、“太子”、“二奶”等命名的不良文化现象又不一样。如果有谁来指责你，你还可以拿出鲁迅的文章来反驳他说——“你是不是鲁迅笔下的那种人：见了女人的手就想起胸部，见了女人的腿就想起生殖器，就想到了性。”
可不管怎么说，就是没有“青楼饭店”。这就是文化积淀。这是一种不良的“文化积淀”。几千年来，这种不良“文化积淀”不知留下了多少，它们严重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想象，使人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当然也有好和优良的，优良的东西被我称为“文化底蕴”。而作者又把这种不良的“文化积淀”看成是“文化沼泽”。而这种“文化沼泽”不知淹没了多少“文人雅士”。
我曾一时生气撰文把陶渊明和屈原给“臭”骂了一顿：
写给中国的“雅人”
……文冲所有的文字都或许是诗文，但文冲却十分厌恶那个名叫陶渊明的大诗人，还有屈原，而他却十分崇尚毛泽东和陈毅。为什么呢？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于是跑到“南山”去。你陶大爷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可中国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却大有人在，为五斗米折腰后再去盘剥百姓。而若是你陶大爷坐在那个位子上，也许老百姓的日子会好过些。你陶大爷不敢面对社会现实，也不敢直面人生，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找块破石头又刻起酸诗骚文来，刻来刻去又让后人当成古董琢磨半天。琢磨来琢磨去，无非是表达或发泄您陶大爷的一些心情，那种心情现代人多了去了！你只顾个人意念上的舒服，却不顾及百姓于水火之中，却还说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真的“悠然”吗？狗屁！其实你土里刨食，生活水平低下极了，你以为你意念上的超脱就舒服了，其实你那不叫“意念”，用一句流行于大中专学校里的话来说：其实叫“意淫”！叫“自娱”！精神上的“阳痿分子”；用王朔的话来说是“手淫犯”。还有屈原，他“长叹兮，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你光“哀”有什么用呢？他又“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他却投水自杀了，你自杀了还怎么“求索”呢？
而毛泽东和陈毅就不同了，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一边写着“酸诗骚文”，甚至一边也不忘儿女情长，可他们一边还“掂”着枪跟日本鬼子、蒋介石大干一场，这才是汉子！这才是男人啊1
1998／6／17
气是出了，可我扪心自问：我又能怎么样呢？我怎样才能成为一条“汉子”呢？一个真正的“男人”呢？
我想起了南京大屠杀，30多万人楞让几万“小日本”给杀光了。让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假如我们这30多万人。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每人扔出去一块石头，也许都能把“小日本”给砸趴下。何以一盘散沙呢？
我想起了北大教授季羡林，他写了《牛棚杂忆》一书。让我感到难过的是：他不能原谅他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在文革中“批斗”过他、“揭发”过他，季在书上讽刺他说：可他却去了国外。季大师啊！你是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可你怎么能知道：去了国外的那个批斗揭发过你的学生，他的心里不在流泪、不在滴血呢？
而今天我却原谅了那个曾经在文革中批斗过我父亲的那个学生。那个学生是怎样折磨我父亲的呢？被批斗后的父亲拖着残弱的病身去食堂买饭，饭买回来还没吃，却被这个学生倒上了洗碗水……我曾经带着刀子在那个学生家的房前屋后转了三天。为此就像前文所说的那样，还练了一段“少林功夫”。
我想起了代理何阳与武汉的《长江日报》打官司的情景。对方的一位高级老律师说何阳是骗子的依据是“《中国青年报》说了，这是权威，所以……”而我则认为：那位老律师和我的父亲都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唯上、唯书”因此是“奴性”的体现，是悲哀。那位老律师、我的父亲还有季教授是不是“文革”温床上的一分子呢？
我想起了家乡的人们盖房子，竞因为右边的房子比左边的房子高几层砖就打得不可开交，甚至还出了人命。
我想起了同学的一个二舅和三舅，他们都在农村。文革时就分属两个派别，斗得你死我活。如今他们还在“斗”！为了宅基地？为了遗产？似乎不是。二舅扬言：“要弄死”三舅家的闺女，也就是他的亲侄女……
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素质不高？还是我们都是阿Q？我们这个民族似乎缺乏包容的心理，似乎一直处在一个“你死我活”的状态，不知为什么？鲁迅曾经告诉我们：封建的伦理道德不仅作为一套规范束缚着人们的言行，而且已沉积为人们的无意识心理状态，造成了中国人民灵魂中精神奴役的内伤，使人们失掉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由此形成国民性中的一系列弱点。鲁迅把它分成四种：一、精神上的奴性。鲁迅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数见不鲜”；二、不敢正视现实的“瞒”和“骗”。鲁迅指出，旧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瞒”和“骗”的大泽。这种传统渗透了上下“国民”之中，上面瞒下面，是为了统治，叫愚民政策，下面骗上面，是为了生存，叫愚君政策，中间骗两面，上愚君，下愚民则是为了坐稳自己的官；三、感情上迟钝、麻木、冷酷。感情的压抑对内导致自我意识的丧失，自身痛苦的麻木，对外导致缺少相互间感情交流而无法感知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表现得极为冷酷；四、中庸、守旧、反对革命。一方面对旧事物因循，另一方面对新事物挑剔。盲目自大，闭关自守。
关于“奴性”，我在《点子思维》一书也进行过重点的讨论。那主要是指在学术创新上的“奴性”，这种“奴性”表现在对权威的迷信上。我之所以不看古代戏，包括京剧，是因为里面的“大人”、“小人”、“主子”、“奴才”的台词太多，动不动人就下跪，看着让人实在难受。台湾的作家柏杨对中国人的奴性也有深刻的阐述，如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三个人就变成一条虫了。而梁启超更是指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源，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而如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是立于“世界万国之间”了吗？这是一个事实呀！
有人说我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想说这话的人放在今天来看，本身就是封建意识浓厚。试问：“谁是皇帝？”政府官员是国家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
如果有皇帝，谁能说我不去反呢？可能也轮不到我去反。今天的中国，尽管还有旧时的烙印，但比起从前，不知进步了多少倍，我们一些人为什么不能去历史地比较一下呢？清朝末年的溥仪还是个“小孩”时，居然就成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连孙中山也要求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而中国共产党没有这样，尽管后来出现了个人崇拜，但毕竟改正了过来。今天我能写出“激扬”的文字，并能公开发表，不也能说明社会进步了吗？我的一位长辈曾对我说，放在文革，肯定要被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分子”。记得“点子大王”何阳跟《中国青年报》打官司时，从文革过来的何阳的母亲对我说：“现在多好，见好就得了，我们那年代敢跟《中国青年报》打官司，早把你们打成反革命了。”而现在“反革命罪”也从宪法和刑法中删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