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感觉，这种强烈的感觉跟人们掏钱购买或拒绝购买是那样的密不可分，于是我们得出一个“公众感觉指数”（The public feeling index），为叙述方便，我们简称为文氏指数（wI），这个文氏指数试图将这种感觉加以定量分析（这种定量分析，在法律上和传感技术上都有着重大意义）。如果给“公众感觉指数”下个定义的话，那应该是：公众购买某种商品时所对应的其心理感觉程度值，也就是说：当公众的心理感觉达到某个程度时，他才能决定买还是不买某种商品。感觉比判定并不一定要高一层，它不是围棋高手全凭感觉下棋的感觉，也不是那种“跟着感觉走”的感觉，而是从不同侧面来对事情加以描述。判定之后。能否有需要的感觉？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如何？这些都是文氏指数要探讨的问题。把感觉与理性结合起来，让感觉带来理性，让理性来规范感觉。显然“公众感觉指数”的“感觉”是一个综合的东西，下文的阐述也许会挂一漏万，但也许我的这个挂一漏万又会给我的后来者留下一个探索的空间。事情应该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应该能换旧人。而作者的努力与创新。目的只有一个——使自己成为旧人的时间再来得晚一些。
当然，我们首先要了解文氏指数。如果用一个坐标轴来表示何氏指数的话，那么这个坐标轴应该是纵向的。
而文氏指数则是一个横向的坐标轴。文氏指数就是要把某个具体的单独的产品拿出来研究，也就是说，这个具体的产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被人掏钱买去。
我们将结合上述六个问题分别来加以论述。我们规定：当一个具体商品其公众感觉指数越小，如1、2、3时，就越不好卖；当公众感觉指数越高时如8、9、10时，就越好卖；当公众感觉指数为5时，就是一般生活消费品；当公众感觉指数是负数时，则就要分至少两种以上的情况来加以分析。对于一个有形的物质商品，当其公众感觉指数是负数时，这个负数越大，这个商品就越卖不出去；但对于一个精神商品或无形的服务来说，就与有形的物质商品不同。
当一个商品其文氏指数为0时，即WI=0时，我们说这个商品在人们心中是个盲点，盲点意味着人们对这个商品在需求上一点感觉也没有，根本不知道这个商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用。显然，这个处于盲点的商品就很难卖出去。
当一个商品其文氏指数为10时，即WI=10时，我们说人们对这个商品在需求上的感觉是一个“误区+”，当一个商品在人们心中是一个感觉上的“误区+”时，人们就会砸锅卖铁也要购买这个商品。这虽会给生产厂家待来丰厚的利润，但也会引来无数的假冒伪劣。
当一个商品其文氏指数为5，即Wl=5时，那么这个商品就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人们需要时就会去买，若不赋于其特殊文化或心理暗示等意义，人们是不会去刻意追求的。像前文故事中所说的“猪蹄子”和“啤酒”，其公众感觉指数一般小于或接近5，猪蹄销售商的谣言，使其公众感觉指数在有女婿的老太太心目中一下子推向了+10，陷入了误区，即此时的“误区+”；而在甲厂啤酒窖里看见一具尸体，就将其公众感觉指数即文氏指数一下子拉向了“一10”，即“误区一”。
公众感觉指数为6以上的产品，一般就是可以被卖出去的产品。
当一个商品的文氏指数为一10，即WI=一10时，我们说人们对这个商品在需求上的感觉也是一个误区，为“误区一”，当一个商品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个“误区一”的感觉时，也许有人会脱口而出：“倒给我钱，我也不要！”
且慢！当一个产品在人们的感觉中成了一个“误区一”时，要分两种情况来加以讨论：
当wI=一10的商品是一个有形的物质产品时，比如前文所说的甲厂的啤酒，那真是“倒找我钱，我也不要！”
而当WI=一10的商品不是一个有形的物质产品而是那些涉及人的精神或灵魂的产品比如书、杂志、报刊、电影、戏剧等或无形的服务时，您会发现有时WI=一10和WI=10就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一本书，当人们都说它好时，有人买，当人们都说它“臭”时，也会有人买，最怕的是人们不知道这书是干什么的。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当您的观点有人赞扬也行，有人反对也行，就怕别人对您的观点不知所云，麻木不仁。因此在图书销售行业，一个“点子”被经常使用：作者或发行商，找一拨人写文章赞扬该书，又找一拨人写文章“大骂”这本书，这就“炒”了起来，结果是大家都去购买这本书。外国有个书商与总统的故事，也生动地说明了文氏指数在运用于精神产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深刻涵义。故事说一个书商把一本新书寄给总统，请总统指正。总统忙于国事哪有精力给他书商指正，便让秘书以“书写得不错”胡乱地打发了书商。但书商却如获致宝，赶紧贴出广告：“这是一本总统说‘写得不错’的书！”于是购者云集。总统很恼，但又哭笑不得。不久书商又送一本新书给总统，请总统指正。总统气不打一处来，让秘书说：“这书糟透了！”书商又如获致宝，贴出广告云：“这是一本总统认为‘糟透了’的书”，结果也购者云集。当书商第三次送一本新书给总统，请总统指正时，总统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不说话，也不理他。书商每隔一段时间就派人去打探一下，每次秘书都敷衍说：“总统没反应。”其实总统根本就没看。书商却贴出广告云：“这是一本让总统难以定论的书”，依然购者云集。书商抓住人们的感觉，每次广告都把书的文氏指数搞成大正或大负，因此销路不错。这些应该是一个“雕虫小技”。但有时“雕虫小技”是不能被小瞧的。
又比如无形的服务。由葛优主演的贺岁片《甲方乙方》中有这样几个“玩主”，他们舒适的生活过腻了，非要自己掏钱找别人虐待自己一把不可，让人感到那几个“玩主”是“神经病”；但对于一个有形的物质产品，我们不要想着把其公众感觉指数拉向一10，而应推向+10。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他必须牢记他的商品应由两部分构成：产品加服务。在未来竞争中，有形的产品大家做得都差不多，这时候谁的服务好，谁就能增加公众感觉指数，因此而占领和扩大商品的市场占有率。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每个商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众感觉指数都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何氏指数是静态的，只能作些“微调”。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公众感觉指数即文氏指数面前将大有可为。文氏指数主要是针对某一种具体商品或服务消费者买还是不买，即瞬间购买问题。在何氏指数里，虽然我们知道了汽车的公众判定指数是9，是很高的，何阳认为：何氏指数高的商品不需要去做广告，这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奔驰和夏利的厂商，很难见到他们做什么广告，而把一辆奔驰轿车和一辆夏利轿车放在一起，人们一看，就知道奔驰需要花多少钱，也知道夏利应该花多少钱，尽管它们都是交通工具，但奔驰要比夏利花很多的钱才能买到。这在人们心中是很正常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而当奔驰和夏利价钱一样时，人们一定会认为有问题。
不过这里我们不打算为奔驰和夏利的价钱而打“官司”，我们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管奔驰还是夏利我都买不起，或者说，我压根就没有想或不敢想要去买一辆小汽车。这时候我们说汽车的公众感觉指数即文氏指数很低，接近于1、2、3之间。在何氏指数中，无味道的饮料如矿泉水、纯净水等其公众判定指数很低为0。何阳认为：何氏指数低的商品就需要去大做广告，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若把这些水置于一个赤日炎炎的沙漠之中、饥渴难耐的高山旅游景点、或者抗洪救灾的地区，我们会发现，人们会争先恐后地去购买，这时候我们说这种水的公众感觉指数即文氏指数是很高的，接近于7、8、9。对于文氏指数来说：文氏指数在确定的时期内和特定的环境下最容易“激变”。这是策划要把握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文氏指数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文氏指数更强调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何氏指数面前，人们只能作一些对过去背景的判定，而在文氏指数面前，人们可以应用和发挥点子思维即创造思维——想方设法、挖空心思、想“点子”、搞“策划”……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公众感觉指数即文氏指数由低（0、1、2、3）或负数给推向高处（7、8、9、10），使人们能“慷慨解囊”！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文氏指数叫做文氏动态指数，何氏指数也可叫做何氏静态指数。
文氏指数与人类的各种需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概括成以下五个层次。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分类，这种分类囊括了人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各种需要。但对于一个理论家来说，可能会把这种需求说得很抽象，而对于一个搞策划的人来说，就要把这种抽象变成具体可以操作的东西。这种具体的操作就是要生产出不同的产品来满足人的不同需要。这个金字塔状需求图可以形象地说明很多问题。人的需求以第一层最为普遍和广泛，我们称之为最底层的需求或基础层次的要求。因此，满足人的第一层需求的产品，只要生产出来，其文氏指数就不会太低（暂不考虑竞争因素），这是一个基础，又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因此在中国从事第一层产品生产的人就很多很多！而人对最高的第五层需求，就目前情况来看是不普遍不广泛的。因此，满足人的第五层需求的产品生产出来，其文氏指数就不会太高，但这也给策划留下了空间。
其实，上文所说需求的最上面三层：社交、自尊、自我实现的需求，多半是来自人的内心感觉，文氏指数与它们更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这种内心的感觉我们可以把它们细分出来，比如：怀旧、寂寞、无聊、虚荣、窥阴、猎奇、思念、理想、实际、崇高、卑劣、伪善、脱俗、悔恨、害羞、狠毒、仁慈、爱恋、模拟等等。心理学上把这些感情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正感情，如好感、亲近、热爱、爱怜等，一类是负感情，比如反感、厌恶、鄙视等，而文氏指数研究这种感情或感觉主要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找到一个产品来承载这种感情和感觉，换句话说：给这些感觉或感情找到一个载体，这个载体用产品表现出来，成为满足的对象。这就打开了思路：比如一个花店专卖死玫瑰，居然也生意兴隆，因为它承载着怀旧或厌恶等感情。
我们也可以来定量分析一下：综合来看，假设满足人的第一层生存需要的产品其文氏指数为n，则满足人的第二层保障需要的产品其文氏指数为n一1；满足人的第三层社交需要的产品其文氏指数为n一2；满足人的第四层自尊需要的产品其文氏指数为n一3；满足人的第五层自我实现需要的产品其文氏指数为n一4。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文氏指数越低的产品就越需要策划。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综合来看的，我们不能排除特殊的情况，更不能排除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再去从事第一层生存需要的产品的生产，但这并不代表这个需求的金字塔要倒过来。当然也有人的需求似乎是倒过来的，比如明朝刚被清朝取代时，据说有俩爷们，宁愿饿死，也不吃清朝的饭食，结果就活活饿死了，我们说这种人的确令人敬佩，但是他们太重视第四和第五层的需要了。而对于策划人来说，现实情况是：这种人很少很少，而一旦这种人多了，则精神产品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大。一般情况下，我们绝大部分的人，一生中只能苦苦挣扎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层的需求上，这便给我们的教育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这将在下文有详细的探讨）。
如果，我们模拟何氏指数，把满足人的五个不同层次需求的产品排在纵的坐标上，我们就会发现，满足层次越高的产品其何氏意义上的公众判定指数就越低，而满足层次越低的产品其何氏意义上的公众判定指数就越高，这种类似何氏意义上的判定指数在下文被称为文氏静态指数，或背景指数。
崔健有首歌里唱到“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这的确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我们的首要的任务是把精力对准那些有感觉的人们。我们说，在一般情况下，感觉越活跃的人其需求也就越大，这个需求即包括物质上的又包括精神上的。这个感觉的活跃区与年龄有一个对应值。
青壮年的感觉最为活跃，市场几乎都在围绕着他们转，而那个尖峰多半发生在结婚时刻。当然这并不是说，老人和小孩就没有需求，只是他们的需求往往由人去替代着实现，因此深入的研究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往往有大的市场可以被开拓，尤其是未来的社会正逐步进入老龄化。感觉活跃程度越低，满足其要求的产品就越清晰、越具体，竞争也就可能越大。相对来说，老年人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可能是人的一生中最活跃的，只是现在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这里，我们又一次说到了精神产品。精神这个东西从前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当它“下嫁”成为产品用来满足人的需求时，就必须有一种社会体制与之相适应，这种体制在中国大陆已开始有了，那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20年来，各种产品不失时机地找到了它的市场空问。这里我们结合“五种需要”，文氏指数将世上的产品分成三类来加以研究：
第一类：物质产品。比如粮食、食品、房子、衣服、交通、生产工具、家电等衣食住行用的产品以及出售这些产品的商店和酒店等，这种产品满足的是人的第一层生存需要和第二层保障需要。这种产品其特点是看得见摸得着，一般不可替代。另外像电脑极其上面的工具和应用软件，我们也把他看成是生产工具，认为是物质产品（有人对此有异议，我们说高科技的手段可以用于生产各类产品，这在下文要说的知识经济里将有所探讨）。
第二类：精神产品。这种产品直接涉及人的精神、意识，比如小说、散文、诗歌、杂志、书籍、电影、电视、戏剧、歌舞曲艺、知识、文化、艺术、技能、思想、管理、理论等，这种产品一般以纸、磁盘、光碟、胶片和人作为其基础的直接载体，其间接载体是语言、文字、色彩、图像音乐动作表情等，这些产品以满足人的第三、四、五层需要为归属。这种产品的特点是其本质的东西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不表达出来就看不见摸不着，人们对它的消费主要是满足人的第三、四、五层的需求。
第三类：精物产品。顾名思义，这种产品是介于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之间的那种产品。这种产品以“保险”产品为代表。“保险”就是产品（这里我们不严格区分产品和商品的概念，只认为都得卖出去即可），这需要我们慢慢地来加以理解。其他的，像玩具、医药、性产品、保健品和礼品（烟酒）旅游业，还有法律、会计、金融、体育、教育、培训等等。这种产品满足人的第二层第三层需要甚至有时是第一层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