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销需要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就像我国的教师队伍同样需要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一样。但在我国80年代中期至今，人们似乎看不起老师，那时的高中毕业生似乎都不愿上师范院校，管师范院校叫“吃饭院校”。参加高考的学生宁愿上一个时髦的比如银行、财会、工商、税务、经贸等中等院校，也不愿读师范大学。没有办法才去读师范院校。结果造成了优秀青年不愿从教的恶果。这才真正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然，有些人会说“高分低能”，能考上北大、清华、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都是高分，高分仿佛就是低能。我在《点子思维》一书对此做过专门的讨论。事实上，高分并不意味着低能，而低分也不意味着高能，相反，低分低能才是普遍现象。会考试的那肯定是一种能力，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听，愿意不愿意听，你都得听。这种考试不仅仅限于一张试卷，他应该包括人生的、事业的等等试卷。就像你厌恶某些靠耍嘴皮子吃饭的人一样。但能靠耍嘴皮子吃上饭的人那绝对是一种本领，那是他长期实践、对知识和能力培养和锻炼的结果。
我的一位同学的嫂子死活看不起教师，她自己则工科大学毕业分在一家汽车配件厂做技术工作。后来她自己的妹妹从东北某师范院校毕业当了初中老师。当老师的妹妹，假期不比她少、工资奖金不比她少拿，逢年过节分的东西更比她多，还有房子。她开始重新认识到当老师好了。后来她的工厂不景气，她下岗在家拿生活费，这下她应该彻底知道当老师好了吧！老师只要好好干。不出大差错，暂时是不存在下岗问题的（以后就不行了）。
应该说这是一种悲哀，社会应该让教师在其他职业都好的情况下，让教师更好才是正确的，不能靠降低别人的条件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就像去安慰一位自行车被偷了的人一样。你怎样安慰他，才能使他心里产生一种平衡和满足呢？调查显示你只需告诉他：“你丢一辆车算什么呀，我已丢了十辆了！”如果我们被这种话搞得心安理得、心满意足，那我们就是一个龌龊的人，尽管龌龊，但是这又是常见的……
现在，随着国家走向科教兴国和尊师重教的道路，教师逐步成为越来越令人向往的职业。其实，每一位教师都有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寒窗苦，在社会各行业中，教师这支队伍，其文凭是最最高的，理所当然应该拿到高薪高待遇。
可是，那时我们听到了一种令人不快甚至恐怖的消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山东济宁师专一下子清除了68名假冒伪劣的大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68名青年都是冒名顶替的人。这种恐怖不是来自这68名冒名顶替的年轻人，尽管他们有的连初中都没毕业，这种恐怖来自那些真正已考上济宁师专却又把录取通知书卖掉的学生。问他们为什么考上又不去上呢？他们几乎都是这样回答：“不想当老师，我平时学习不错，这次发挥不好，来年想考一个理想的大学，正好把通知书卖个几千块钱（6000—8000元）作为我复读的费用……”
一些青年人为什么不愿当老师呢？是因为工资待遇？还是社会地位？显然这越来越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哪里呢？我反复问了很多人，从他们那里我发现，根本原因是“重复”！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母，他们一位是高中的数学高级教师，一位是化学一级教师，如今他们桃李满天下。有在中国的、有在外国的、有工程师、有医学专家、有教授、有研究员、有县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有师长、有局长、有企业家、律师、有将军……而他们却在年复一年的重复。远的不说，我自己兄妹四人都是我父亲的学生，可我发现我父亲的那本数学教材，什么立体几何、线性代数、解析几何和三角之类的书，他已翻了三十多年。到后来我父亲就不用备课、不用拿书就可以上讲台了。他自然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表彰，可是他并不愿意我们兄妹四人当老师。
由此可见，教师这个职业真正是一个无私奉献的职业，他真正是一支蜡烛，燃烧完自己照亮了别人。这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我为自己立下了原则：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教师。
在我的心目中，教师和军人都是无私奉献的人。但我也的确碰上过个别不争气和没有水平的老师，比如本书第三章所举的例子。
我不能忘记教师，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父母是教师，而因为教师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的脊梁。
而教书育人的教师与直销的培训人员有着本质的区别。直销人员中的培训人员，他也是重复重复再重复、复制复制再复制。这种重复是以赚更多的钱为目的的，是商人的行为；他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显然不是一回事，压根就是两码事！
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我们没有资格要求别人都去无私奉献。我们应该允许别人赚钱、赚钱、赚更多的钱，只要不违法即可。我们尊重教师，也尊重那些成功或不成功的商人。
但若把知识当成“商品”的话，前面的观点又有些矛盾。而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的确是硬道理！比如一个家庭，有很多孩子，都把眼光盯向老头老太的“腰包”，结果孩子之间经常为给钱多、少而闹矛盾。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每个孩子都要“发展生产、脱贫致富”，这样才不会老盯着老头老太的“腰包”，而会往老头老太的“腰包”里放钱。
这可能扯远了，我们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把握进步的观念。那些老冲别人喊“学雷锋啊学雷锋”的人，其实正好反映了他自己想多占点小便宜的不良心态。
在市场经济中，学雷锋是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比如一个“小品”演的是学雷锋免费为人修车，而对面就是自行车修理铺。小品歌颂了免费而讽刺了修车铺的大胖女师傅（经常演小品的那个女演员扮演）。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从法律上讲，这种免费修车对那个以修车为生的女师傅来说是一种“倾销”——你要是天天在这免费修车，还让不让她活了？打假英雄王海，靠打假索赔走上了一条可持续打假的路子。而他的一个朋友靠雷锋式的打假而享誉全国，但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烦恼——实在忍受不了的妻子对这位“雷锋式的打假英雄”说：“再这样下去——离婚！”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可持续发展”！
雷锋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精神是丰厚多彩的，而不是片面的。比如“干一行爱一行”这才是雷锋精神的重要本质之一。干一行爱一行，并在这个行业里进行广泛的知识和技术创新。这是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新思维。
另外，在当时上海的直销办法中，有“其他非在职人员”可以从事直销工作。这是让人费解的。什么叫在职？什么叫非在职？这里涉及一个重大的观念问题。若不解决好这个观念，将给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改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换句话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我在《点子思维》一书的第五章开头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你的就业观是什么？
A：个体私营根本不叫就业；
B：进入政府行政机关、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才算就业；
c：只要劳动挣钱都叫就业。
选A给了零分；选B给了一分；选C给了三分。为什么选B要给一分呢？谁都知道那是国情所迫。我的一位同学，他们家有兄妹五人，除老大接班有个安稳的工作外，中间的哥仨全都于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抛弃了国营的铁饭碗：老二不要了中国的博士，去了美国纽约，得了个名牌大学的博士，之后便在美国打工；同学是老三，经常感叹：“能像‘饲料大王’希望集团刘永好兄弟那样的毕竟是少数……”老四更是“潇洒”，连户口档案也不想要了，大学四年级时就自己干了起来，可是干到1997年时是啥子也没干出来，只是活着，甚至还欠了一屁股债。他还得为以后的房子、生老病死发愁。于是他们就再也不敢让他们最小的妹妹走他们的老路了，妹妹从南方某大学毕业后，先稳稳地分配到北京的一个国营单位，先把户口档案弄好。
而我呢？那时更是糟糕透顶，我与我的这位同学简直就是一对难兄难弟。唯一的区别是我的同学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我则“骗”了个老婆生了个孩子，折腾了十来年，除了阅历丰富、经历坎坷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每当想及于此，我就抱着不满一岁的闺女大悲大叹：“我漂泊半世，只留下这点骨血！”我在南方创业失败回到北京，我的父辈、兄辈们给我找了一份在国营某保险公司管电脑的工作，我没去，他们觉得我简直不可思议，甚至很有些意见。后来我做了“点子大王”何阳先生的助手。何阳的研究所显然是私营企业，这是“全国人”都知道的事！
那时，我的工作也是很忙的：做广告、接电话、发传真和电子邮件、谈判、考察、签合同、追款、录音、摄影、摄像、写书、出书、办培训中心、出差、打官司。我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引经据典、振振有辞，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令对方无言以对，令当地法官听得入迷并下意识地点头，还受到一些大报记者的小度（不是中度更不是高度）赞扬……但所有这一切，在我的某些父辈、兄辈们看来那简直就是瞎胡闹。至今他们还有人认为我压根就没有工作、没有职业，是一个无业游民、一个流浪汉。同学的一个小姨子，从国营企业辞职跳槽到一家三资企业上班，气得她老妈直哼哼。尽管工资是国企的几倍，但是老妈还是认为那不是正道。这是一种悲哀，但这种悲哀决不是某个人的。
怪谁呢？观念！观念！亏得我太太没这观念，要不准得离婚。甚至那时的老板何阳的母亲，我们称之为“点子之母”也对我十分惋惜。由于我们的办公条件很好，有电话、电脑、传真和电子信箱，可以在家办公。有时碰上刮风、下雨、下雪，“点子之母”就让我先在家呆着不要出门。而我则大劝“点子之母”说，这是我的工作，为了工作上的事，就是刀山火海也得闯，刮点风下点雨雪算什么呢？“点子之母”则大为感动，认为他儿子有我文冲这样赤胆忠心的好雇员。其实这哪是什么“赤胆忠心”呢，说得好听一点叫“敬业”，说得难听一点，你端人家的饭碗，就得为人家“卖命”！在我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现在看，按当时的上海直销办法的规定，作者文冲算不算“其他非在职人员”呢？看来绝对不算“在职人员”。如果都是第一种“个体私营根本不叫就业”的就业观，那我们看，现在根本就不用再搞什么市场经济了，可不搞市场经济，国家能提供多少国营的位置呢？是啊！“我巴不得进国营的单位呢！只恨我没有门子、没有路子、没有‘做了女婿’、没有‘祖上的荫功’（鲁迅语）”！
现在下岗职工越来越多。下岗人员中有些人不去找“市场”而是找“市长”。下岗人员有气想不通：工人是下岗了，可政府行政机关单位的人却多了，因为那些有门子有路子的人跑到了机关。真要下岗应该从政府行政机关入手，那些“一只烟、一杯茶、一张报纸看半天”的人最应该下岗。可是你看，人的观念跟不上啊，怎么办呢？只有搞市场经济，深化政经体制改革，通过发展各种经济生产来扩大就业门路。
我们知道，改革的阻力很大，这种阻力来自何方，谁都知道不是来自普通的人们，而是机关里那些少数既得利益者。如果这些少数即得利益者可以通过强行手段加以铲出的话，而观念跟不上就不好办了。在改变观念上，应该说何阳先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应邀给西北某省政府作完报告时，特别强调观念的转换和突破，之后，该省机关上上下下提出一个口号：“不换观念就换人！”
但是，观念这东西总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现实。谁都有老婆孩子，都想安稳和保险，我们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去指责我们的父辈、兄辈，他们毕竟是刚从计划体制中走出来的人，他们是好心好意的，是为子女好。
我们在前文说过：“这是一种悲哀，但这种悲哀决不是某个人的。”那么这种悲哀又是谁的呢？这种悲哀其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我们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面向全国的12亿5千万人口，而不能只面向那些只是个零头（7千5百万）的“国营的人”。我们的政府是12亿5千万人的政府。当我们面向全国12亿5千万人时，我们会发现，市场经济是不可避免的。“劳动挣钱就是就业”的观念是必须提倡的。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不是有保险公司吗？是的，但我们说，这还不完善、还不健全、不配套甚至是行之无效的。1997年的《中国经营报》登出文章说“保险公司保险吗？”那些整天到处“乱窜”的拉保险卖保单的营销员，当你问他（她）有保险吗？他们也会黯然伤神。怎样使不同体制（国有、集体、私营等）下的劳动力都能享受到劳动法所规定的社会保障？应该有点子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需要说明的是，市场经济既要求建立、健全配套的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更要求不同体制中劳动力的各种权利是平等的。李素丽、徐虎通过敬业而成为劳模，而私营企业的雇员若其敬业、并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能不能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呢？
我在《点子思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辞职下海、辞职下海、辞职下海，辞谁的职？下谁的海？既然是市场经济，其实大家都在海里……辞职下海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典故而被放进博物馆……”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是没有“辞职下海”这一概念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都是雇员，不存在体制上的特权。我的那位同学的哥哥，在美国或许能享受美国的各种保险，而我们国内呢？看来还是要建立、健全配套的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人们建立良好心态的基本的前题条件。
在宪法中的“补充”没有修改之前，我一直认为在私营企业里“没有归宿感”。像何阳，他只是个“待业青年”，是社会同情帮助的对象，哪还有钱去交税呢？不过当时又想：干嘛非得要有归宿感呢？干吗非得要归宿呢？“青山处处埋忠骨！”
似乎，我们扯得太远了，其实不远。观念、教育、老师、培训和社会保障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需要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工资，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这样才能使他们能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去教育这个民族走向富强。而这一切需要“税粮”的巨大投入。这与前文所说的“高薪养廉”是不矛盾的，“高薪养廉”是在精简机构取得成功以后水到渠成的事，那时候，基础教育将有更多的“税粮”投入；这与“教育是产业”也不矛盾，那时候的基础教育除了有“税粮”的投入以外，还有更多的社会资金来投入。基础教育至少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而这种学校既有公立的也应该有私立的。
“税粮”还应该支持基础理论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