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八角井镇需要像王周龙那样的镇长，中国也需要像王周龙那样的基层干部。百姓心中有杆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选镇长不到一月的王周龙，又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对于个人来讲，不仅是无上的荣耀，更是崇高的责任。
对于八角井人来讲，王周龙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喜讯。在那时，王周龙的头上，已经有了许多耀眼的光环：“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等，但在八角井人心中，王周龙是他们按自己心愿选出的镇长，是要为他们服务的公仆，最为重要的是不管他头顶多少光环，他依然是八角井镇土生土长的农民。
八角井人知道，这位心怀苍生的农民企业家，他们自己选出的镇长，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周龙，生于斯，长于斯，从呱呱坠地，儿童、少年、青年，直至中年，不管自己的事业有多辉煌，他都从未离开过八角井，离开过生他养他的故土，对于农村、农业、农民的状况，他太了解了。
八角井人深信，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周龙，一定会带上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心声，如实地反映到国家最高决策层。
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周龙说：“我要说的就是如何解决农民所面临的问题，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提高农业的生产技能和效率，更新产业结构，创造更富裕的农村生活。”一九九三年三月五日，阳春三月，万里碧空。
八角境中，德阳市内，街道旁，大路侧，人头攒动，一幅万人空巷的图景。
而在那天，这些夹道而立的人们，他们不是欢迎，而是欢送。
旭日东升，霞光万丈。八角井的农民，德阳市的市民，他们打开了所有的临街的门和窗，走出户外，带着欢欣与鼓舞，带着祝愿与期盼，伫立于春风中，静候于晨晖下。欢送的车队，缓缓地驶出“德钢”，驶出八角井，渐渐地离开德阳市区，沿街沿路而立的，有熟悉的面孔，也有不熟悉的面孔，但不管是熟悉还是不熟悉，都是王周龙的父老乡亲，他们的手中执着“欢送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周龙进京”的横幅，所过之处，有喧天的锣鼓，有诚挚的掌声，有热烈的欢呼……
只要你是人，就不可能不被这样的场景所感动，而这种感动，也不是我这支笔能表达的。王周龙说：“面对这些群众，我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地为他们努力工作。”
王周龙下定了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他一定要对得起脚下的这片土地！对得起支持他的群众！对得起信任他的父老乡亲！
带着父老乡亲对他的信任与期盼，带着来自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迫切的心声，王周龙走出了德阳，走出了四川，跨进了人民心中的圣殿--人民大会堂。
从农民到企业家，由镇长到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这条路走得漫长而艰辛，但王周龙说：“我感到荣幸，也很光荣。”
王周龙说：“在那之前，我只考虑‘德钢’的发展、壮大，‘德钢’职工的权力和利益。当上镇长后，我就必须从全镇的角度去考虑，不但要考虑全镇人民的穿衣吃饭，还要考虑在我的任期内，要怎么让他们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怎样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增加他们的收入。”
王周龙的父亲很平凡，因为他的平凡，他这一辈子从没做过轰轰烈烈引人视听的大事，他最出色的本事就是在每年除旧迎新之际，到八角井的街上，摆上一个写字的摊子替人写春联。他有颗非常善良的心，但他还是一家之主的时候，连救助别人的好事都很少做，因为在那时他们自家都还过着“天点灯，风扫地”的日子。
每逢有人讲自己如何英雄，如何舍己为人的时候，王父也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一个要饭的来到自己的门口，锅里没有一口饭，屋里没有一把米，没有东西打发人家，他常为此感到惭愧。
不管你是否认同，但在父母的眼中，儿女就是他们生命的延续。王父希望王周龙能把人之恻隐之心永葆下去。他对当上了镇长的王周龙说：“不管是做人还是为官，上不能给父母增骂名，下不能为子孙添罪孽。”
好的父母是一所好的学校，不管他们是身居高位还是平民百姓。高层显位未必伟大，身为庶民未必平凡，父母的品行如何，很自然地荫及他们的下辈。
身居双位（“德钢”的厂长和八角井镇的镇长）的王周龙，父亲的话时刻伴着他，督促着他。在他后来的工作中，也确实证明了他是个好领导，也是个好厂长（董事长）。八角井镇的群众这么说，“德钢”的干部和职工（股东）也这么说。同时，党和政府也对他工作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给了他很多很多荣誉和称号。
每当王周龙听到来自四方八面的颂扬之词时，每当一次一次站在各种各样的领奖台上时，王周龙总会这么想：“我真的有这么好吗？”
于是，他就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以后做事，更不能让别人在背地里骂我的父母，也不能因自己不小心做错了事殃及后辈儿孙，使他们以后难以做人。
王周龙也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时时检点自己的一举一动。
做“德钢”厂长（董事长），他时时都在考虑职工的权益，股东的利益，企业的发展。做镇长，他要求自己在任期内，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多为群众做点好事做点实事。
许多人只知道王周龙的好，不知道他背后给予他谆谆教诲的父亲，因而没有人颂扬过他，就连近邻好多后辈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王周龙（王厂长、董事长、王镇长）的父亲。
但有了“王周龙的父亲”这样的名号，也是相当值得骄傲的。所以，他老人家在上世纪末撒手人寰时，也极具哀荣。
王周龙又说，他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穷苦人，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他一个成功的机会，给了他一个施展才智的舞台，使他具备了可以帮助别人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因父老乡亲的信任和支持，赋予了他带动一方、改造一方的权力。
他说，共产党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现在经常说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纵横商场二十余年的王周龙，他不懂官场哲学，他只知道，作为八角井镇的镇长，就是八角井镇人民的公仆。
在当时，许多乡（镇）政府，为完成所谓的“目标任务”，创政绩，搞形象工程，便巧立名目，不断的加重农民负担，聚敛钱财，弄得怨声载道。许多不合理的收费遭到农民抵制时，乡（镇）政府便组织起所谓的“征粮队”、“打狗队”、“联防队”之类的行政执法队伍。
王周龙上任伊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八角井镇组织的“打狗队”，因为这支队伍名义上是用来“打狗”的，而实质的任务就是用来收拾“人”的。
王周龙说：“要完成目标任务，树形象，并不是不可以搞，但作为政府，在收取农民的合理税费后，就不能再去‘刮’农民，而是要靠‘挣’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挣的方法就是给乡镇企业以最宽松的环境和最大限度的政策支持，使之发展壮大，然后再用乡镇缴纳利税所积累的资金，做好政府应该做的事。”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王周龙上任后所做的第二件事。
八角井镇发展企业，积累了丰厚资金，许多在当时看来应该由农民负担的也不让农民出了。仅一九九三年，政府便拿出六十万元资金，取消了十九项农民负担，全镇农民大多数只负担农业税、水利费，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村社，多少收取一点公益金，有的村只负担农业税一项开支了，全镇农民个人负担只占原来总负担的百分之三点五。
减轻农民负担的呼声由来已久，国家也曾为此三令五申，但好多地方政府具体实施时，却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为此，国家新一届领导集体采取强硬措施，力争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而早在十多年前，在八角井镇，作为八角井镇的农民是多么神气呀！这样轻的负担的确令中国多少贫穷农村躬背深耕的农民们羡慕啊！
回头来再看那些只靠农民，想尽一切办法来刮取农民才能养机关、养学校、养干部、养教师、养公路、养“五保”、养民兵的乡镇，比一比吧，是不是应该羞愧得无地自容，还有何脸面做所谓的“父母官”，还大言不惭地吹嘘要“造福一方”？为什么不学学八角井的淘金人，为什么不可以像王周龙那样，不是靠“刮”，而是靠“挣”来解决那些需要“养”的呢？“要想富，先修路”，在改革之初就喊出了这个响亮的口号，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可许多具有开发潜力的地区就是修不起路。
“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行路难的现状也是八角井人迫切需要改变的。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所产生的利税让八角井镇有雄厚的资金积累，由镇政府统一规划、指引带动，钢厂牵头，重新规划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
一条条村镇相连、村村相连的乡村公路的施工建设全线拉开，由“德钢”建筑工程安装公司经理李本辉带队，他们像建设自己的厂房一样，以“深圳速度”，从一九九三年初开始动工，到该年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宽十二米、长三十四公里连接九个自然村和过境干线、入城大道的水泥公路，使八角井镇成为西南第一个村村社社通公路的乡镇。随后，他们又在这些公路的两旁，种下近二十万株意大利白杨。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杨树，全都长到了十余米高，宽大的树冠，浓密厚实的叶片，紧密连成一片，宛如一排排遮天蔽日的绿伞，几百米几千米笔直一线，气度豪迈非凡。
这一排排凝重的碧绿，穿插于八角井镇的万亩良田，稻花香里，蛙声一片。好一派田园风光。
万亩良田万亩园，
碧树梢头挂紫岚。
春夏吐尽鹅黄绿，
秋冬林里涌波澜。
旭日染得田园翠，
清风戏叶绿浪欢。
却似无风又有风，林阴道下尽欢颜。
八角井镇的好多村民都说：“现在出门，再也不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了，只要在本镇内，都可以清清爽爽地去，干干净净地来。”
公路的畅通，不仅改变了整个八角井镇群众的生活品质，也为他们的发家致富，提供了良好的通行条件。
有了路，真的能致富，养鸡的肖碧琼、邹兴富，养鸭的廖再江、张兴友，养猪的陈文国，养鱼兼种植的李明贵，他们都有很深感触。他们都说，如果路不通，他们就不可能如此规模化的种养，也就不可能有他们富有的今天，路通了，减少了他们的运输成本和劳力投资，产品的交易可以直接在各自的家中进行。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话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的。但这精神从中央传达到地方后，跟着说的不少，落到实处的不多，特别是那些贫困落后的地区，仅为“普九”，就使许多乡镇负债累累。
在八角井镇，当企业有钱以后，兴办教育便不再是难事。于是，八角井镇政府便开始把兴办教育落到实处。
一九九三年初，新的一届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上任后，镇长、书记就带领全镇的企业厂长、经理们参观本镇学校。
当时八角井镇有九个自然村、一个街道办。九个自然村每村都有一所小学，在八角井镇街上还有所中心校。
在这里土生土长，也曾在那些小学、中心校就读过的镇干部和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自从跨出了学校后，都为各自的事业和工作而奔忙，很少回到自己的母校去看看，有时都只是从校外匆匆而过。
当年还是蹦蹦跳跳的学童，如今有的已过而立，有的年近不惑，还有的竟已两鬓斑白，而这些人均事业有成，是八角井镇的精英与骄傲。但他们的母校呢，几十年过去了，风摧雨蚀，比起他们当年就读时更加残破。
这些意气风发，功成名就的八角井精英，又重新回到久违的母校，当他们走进自己当年的教室时，不管是镇长王周龙，还是企业厂长、经理们，都被教室内的景象惊呆了。几十年过去了，学校还是当年的学校，教室还是当年的教室，课桌也同样还是当年的那些课桌。因为破旧的课桌上，竟然还刻着今天这些企业家、干部们“王胖娃”、“张狗子”的奶名。
镇长王周龙一见此状，不由阵阵心酸。这就是如今这些在八角井镇叱咤风云，威风凛凛，在商场上纵横驰骋的企业家们的启蒙母校啊，怎么能再让她如此满目疮痍、如此颜容破败？
他对同来的一干人说，请大家找找自己从前坐的位置吧，去体味体味。
几十位企业家、经理们看到此景，也不禁触景生情，他们和镇长王周龙一样的牵怀动容，一样的心潮难抑。
王周龙突然问：“弟兄们，这学校该不该修？”
“修！”
几十个厂长、经理异口同声，没有一丝杂音。
王周龙听后，又大声地说：“好！那么就拿出你们的行动来。”
随后，王周龙带头从自己领导的“德钢”拿出四百多万元，而他自己也率先捐资一万元。在他的带动下，钢厂四千名职工捐资近二十万元，筹资建校，全镇企业随后紧跟，一共筹资一千多万元，又由“德钢”本厂的建安公司承担基建任务，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建起了一所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多功能镇中心小学，让全镇所有的学生，近两千名八角井人的后代在这全国一流的学校里接受良好的教育。
为了保证教学的质量，八角井镇还建立了“教育基金会”。用高薪招聘小学教师，按质付酬加奖金，不断增强师资力量。八角井镇中学副校长张在华说：“因有良好的教学环境和较高的待遇，许多优秀的教师都把八角井镇学校当成了他们首选的去处。”
这种极有远见，立足于为后人造福的建校行动，如果没有镇政府大力倡导、“德钢”的牵头、其他乡镇企业的支持，连想都不敢想。
看吧，校园内那一张张天真、活泼的笑脸，朗朗的书声，涌动着八角井镇末来的希望。
原东河镇党委书记江忠贵说：“八角井、东河镇原本一家，一九六一年以前，均属东河镇的辖区。”
但因有绵远河的阻隔，给行政管理带来诸多的不便，不得已，才划一为二，也就成了河东河西两种不同称谓，不同的地域经济模式和发展方向。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东河镇地广人稀，产粮甚多，加上经济林业（水果）收入，东河人衣食甚丰，让当时还处于捧着石头望馍馍的八角井人羡慕不已。
一条河阻隔不了人们对幸福的向往。在那时，许多八角井的姑娘以能嫁到东河为幸事，以嫁往东河为自己终身幸福的依托。
一条河自然也不能阻隔亲情间的往来，众多的联姻，使东河人与八角井人走动频繁。再者，东河那边没有集镇，也就没有产品交易的场所，所以东河人要买东卖西，就不得不渡河到八角井。
亲情的往来，产品的交易，促使许多人因此以身涉水，也使许多人因此而丧命于绵远河中。江忠贵说：“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几人淹死在河里。”
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八角井顺应时代的潮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了在经济上的腾飞，以农耕生产为主业的东河镇在发展上开始不断落后，于是，仅一河之隔的东河镇人便纷纷拥进八角井。
面对这样的潮流，绵远河水又在那些到八角井工作的人身上大显淫威。一九八四年七月中旬，曾在东河任党委书记，后到八角井自来水公司工作的赵家泰回东河休息星期日，星期一早晨六时许，赶往八角井上班，当他下岸泅水过绵远河时，就再也没有上岸了。同一天，家住东河五村六组的王道和，他是个瓦工，在八角井镇一家砖瓦厂上班。中午十二点，他下班回东河，体力和水性俱佳的他，也同样命殒河中。
